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向国外派出了20位
“将军大使”
。这一批将军大使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新中国外交官的风采，赢得了所驻国人民的友谊和尊敬，
耿飚
将军便是其中突出的一员。
1949年冬的一天，
周恩来
向
毛泽东
汇报近期外交工作的情况，他说：
“外交干部我考虑从原中央外事组、各大城市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统战工作的同志中选调，驻外大使主要从部队里挑选高级干部担任。”
毛泽东听后非常赞同地说：
“将军当大使好！像
耿飚、黄镇
等同志，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政治上又比较可靠，派他们出国当大使，我们放心。”
当时耿飚任
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正随部队驻扎在西安。1950年元旦刚过，兵团政委
李志民
就找到耿飚，并对他说：
“老耿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中央来了命令，要调你到北京去做外交工作！”
耿飚听后大惊：
“什么？调我去干外交？”
他认为自己从参加红军之日起，20多年来一直是扛枪作战，根本没有做过外交工作，这个命令实在是太突然了。
兵团司令员
杨得志
也劝耿飚：
“枪杆子当然重要，但是搞外交也同样重要啊！中央挑你，算是挑对了！扳着指头数，我们这里也只有你最适合搞外交。”
中央的命令当然不能违背，春节刚过，耿飚就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北京，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报到。周恩来告诉他：
“中央把你调来，是准备让你出任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
耿飚听后推辞说：
“总理，我没搞过外交工作，怕干不好。”
周恩来笑着说：
“可以边干边学嘛！再说了，抗战时你不是曾经带领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到晋察冀吗？实际上你从那时起已经接触过外事工作了。中央这次派你去，也是考虑到了你的这些经历。”
周恩来说的是1944年9月，耿飚从延安调到晋察冀军区工作，在他上前线时，周恩来交给了他一个任务：
把美军观察组护送到晋察冀去。
周恩来还专门对耿飚交待：
“本来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一架飞机，但是那边的机场不保险，所以改为骑马。这些美国人对我们还不了解，你要团结他们，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
观察组共有11人，由一个叫
德穆克
的上尉带队，这些美国人一路上架子大得很，动不动就耍脾气，把警卫人员当作勤务兵，随便指使。而且他们竟然不会骑马，经常从马背上掉下来，这时他们就会使劲地抽打战马来出气。
一路上耿飚憋了一肚子火，但还是耐着性子，让战士们给观察组的人作示范，教他们骑马。两天后，他们的骑术大有长进，最后他们顺利到达了前线，德穆克等人也和耿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耿飚和德穆克
到了1988年5月，德穆克还曾跟着一个美国的商务代表团访问中国，他要求会见耿飚，但因为耿飚当时没有时间，所以两人未能见面。德穆克回国时，还托人给耿飚送了一本影集。
解放战争时期，耿飚也参加过外事活动。1946年初，他奉命到北平参加
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
工作，军调部由国、共、美三方代表团组成，耿飚是中共代表团的副参谋长兼交通处长，他在
叶剑英
的领导下，和美蒋代表在谈判桌上进行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
耿飚见周恩来提到了这段往事，感到十分感动，也就不再推辞，马上投入到参加出席联大代表团的准备工作。但由于美国的阻挠，蒋介石集团继续占据着联合国的中国席位，新中国的代表团被拒之门外。
鉴于这种情况，耿飚又被任命为驻瑞典王国首任大使，兼驻丹麦王国首任公使，后又兼驻芬兰共和国首任公使，一身三任。
耿飚等新中国的第一批大使出国前，为了便于他们适应和熟悉外国的生活习惯，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办公厅找一个合适的饭店对他们进行培训。
就这样，耿飚和参加培训的其他人员一起，带着家属搬进了位于前门大栅栏的新华饭店。
住进饭店以后，耿飚感觉很不适应。客房里的卫生设备、弹簧床、地毯，使得刚从军营出来的他感到很不习惯，晚上睡在床上，整个身体好像陷在坑里似的，翻个身都要费很大的力，弄得整个晚上怎么也睡不着。
有一天，耿飚等人正在饭店里学习吃西餐，周恩来走了过来，告诉大家：
“毛主席听说你们在这里，很高兴，要接见你们。”
耿飚非常激动，因为自己已经有五六年没见毛泽东了。见面以后，毛泽东高兴地握着耿飚的手说：
“喔，老乡来了！”
（耿飚是湖南醴陵人，毛泽东经常称他为“老乡”）
大家都坐下以后，毛泽东对大家说：
“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大多是从部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很好！解放军历来是我们培养干部的地方，所以中央决定从部队挑选一批干部来干外交！”
这时有人提出：
“我们不懂外语，怕搞不好外交工作。”
毛泽东说：
“汉代的
班超、张骞
不是也不懂外语么？但他们出使西域，非但能够不辱使命，而且功勋卓著。我说将军当大使好，因为首先你们出去我放心，你们不会跑掉；第二，你们中很多人当过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擅长调查研究。所以你们到国外当大使，要发扬在部队里的长处，也要开展调查研究。”
耿飚将毛泽东的话一字一句地记在了本子上。1950年7月，他带着家属和使馆的工作人员，正式踏上了去北欧的路程。
耿飚到达瑞典后，他在9月19日第一次代表新中国政府向瑞典国王呈递了国书。
这是大使上任后的第一个重要外交活动，在出国前他已经观摩和演练了无数次，对于流程已经非常清楚了。
这天耿飚向已经93岁的瑞典国王递上了国书，并向他转达了毛泽东对国王的问候及中国人民对瑞典人民友好的感情。这天的氛围既庄严、隆重，又不失亲切，很好地体现了中瑞两国的友好感情。
不久以后的国庆节，耿飚又在使馆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这是我国驻外大使在西方国家举行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共有500多位贵宾参加。
招待会上，一位瑞典的高级军官主动和耿飚交谈，他问：
“听说阁下是位将军，不知您曾带过多少兵？”
耿飚粗略地计算了一下，然后回答：
“大概十几万人吧！”
耿飚向瑞典官员敬酒
对方听后非常吃惊，马上“啪”地立正，向耿飚行了个军礼，尊敬地说：
“您统率的军队人数比我国的全部军队还要多！”
这时旁边的一位瑞典官员也称赞说：
“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您是从伟大的国家来的伟大的大使！”
耿飚谦虚地说：
“我本人谈不上伟大。比起国家和人民来，我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很想成为一座联结和沟通中瑞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桥梁。”
这次招待会很好地展示了新中国的形象和耿飚的才华和风度，瑞典的报纸和电台也专门报道了这次盛会。
当时我国驻瑞典使馆只有一名司机，经常会出现忙不过来的情况。有一次耿飚要出去参加活动，司机却恰好出去办事，耿飚于是决定自己开车前往，但使馆的同志劝阻他说：
“大使开车，有失身份，可能会招致别人讥笑。”
耿飚（右二）与使馆工作人员合影
耿飚却毫不在意，他说：
“从使馆内部来说，大使和司机只是分工不同。分工是为了搞好工作，互相帮助也是为了搞好工作，这里没有什么‘有失身份’的问题。”
耿飚亲自开车果然成为了人们议论的焦点，但大家不是讥笑，而是赞美，瑞典的外交官员称赞耿飚说：
“大使阁下自己开车，了不起！”“耿大使亲自掌握方向盘，佩服！”
这样一来，耿飚开车不仅没有“有失身份”，反而大大增加了中国大使馆和自己的知名度。
后来他还通过考试，得到了瑞典的驾驶证，他曾自己开着车，参观考察了瑞典和丹麦等国家的不少地方。
抗美援朝期间，耿飚虽然身在北欧，却一直密切关注战局的发展和美国的态度，他带领使馆人员向国际友人介绍朝鲜战场的真实情况，揭露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凶残行为。
一位瑞典的医学博士在听了耿飚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介绍后，亲自到朝鲜进行了调查，证明美军的确使用了细菌战，并在报纸上公布了调查结果，搞得美国十分狼狈。
1953年，瑞典副外长
哈马舍尔德
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周恩来马上指示耿飚找他面谈，争取他就任后，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作出努力。
耿飚和哈马舍尔德是老朋友了，他答应了耿飚谈话的请求，两人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幽静的小图书馆进行会谈。
耿飚向他提出了中国的要求，哈马舍尔德表示自己愿意支持新中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但他担心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联合国已经被美国操纵了。
后来由于美国的阻挠，我国继续被摒于联合国之外，但这次会谈，使哈马舍尔德加深了对新中国的印象，从而有助于他处理联合国的有关事务。
1956年初，耿飚调任驻巴基斯坦大使。
半年以后，他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便回国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得知耿飚回国后，在中南海接见了他。
耿飚和家人们
耿飚来见毛泽东时，毛泽东正在吃早餐，他亲切地招呼耿飚和自己一起吃，毛泽东对他说：
“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很重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连接西亚和东南亚，因此，帝国主义把它作为对我国实行军事包围的重要环节，而中巴友好则有助于打破这个反华军事包围圈。”
此时毛泽东看着耿飚，笑着说：
“你看能不能把这扇门推开啊？”
耿飚当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他马上表态说：
“主席的指示是重要的战略决策，我们一定努力贯彻，相信能够推开这扇西门。”
耿飚上任以后，积极推动两国的经贸及文化交流，他经过调查，发现中巴边境存在一块叫
“坎居堤”
的地方，元朝时中国曾派兵占领该地，并把它划作中国的属地，元朝后，它仍是属地，但居民都是巴基斯坦人，行政管理权也属于巴基斯坦政府。
耿飚（中）
耿飚于是向周恩来建议：
中国政府应放弃这块名义上的属地，把它完完全全归还给巴基斯坦。
经过研究，国务院同意了耿飚的意见。耿飚这一实事求是的做法，得到了巴方的好评。
耿飚任驻巴大使期间，东巴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水灾，粮食缺乏，耿飚经过调查研究，向国内提交了援助报告，经周恩来指示，我国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巴方6万吨大米，另又赠送4000吨。中国的真诚援助，得到了巴方政府和人民的感激。
1958年，
陈毅
接任外交部长后，耿飚给他发了一份电报，表示自己搞外交工作已经近9年了，希望能调动一下工作。他认为自己担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已经两年多了，中巴关系也发展得很好，于是想回国干点别的工作。
不料陈毅看到电报后非常生气，他回电说：
“耿飚你辞退的做法不对，我刚上任你就不干了？我不同意你的要求。”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也给耿飚发去电报，要求他继续安心在外交战线上工作，耿飚服从命令，一直干到1959年10月才奉调回国。
1960年1月初，他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毛泽东接见耿飚（二排左一）等驻外大使
1963年，中央又派耿飚出任驻缅甸大使，他又在缅甸工作了3年多。
直到“文革”爆发后，耿飚从驻缅甸使馆回到了北京，被卷入挨斗受批的漩涡之中，从此告别了“将军大使”的生涯。
如今耿老已经离我们远去多年了，但他独有的魅力与风采却不会消失，那一段将军当大使的时代传奇将永久地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