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金融圓桌：金融業面臨的碳達峰、碳中和挑戰有多難？機遇何在？

記者 | 曾仰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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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碳中和”元年，綠色金融也成了行業熱議話題。面對碳達峰、碳中和，金融業将面臨有種何機遇和挑戰？金融機構轉型和變革的過程中又面臨哪些難題，又有何對策？

10月29日，以“綠色金融助力‘碳達峰、碳中和’”為主題的2021天府金融論壇在成都舉辦，與會嘉賓在會上針對上述話題分享見解。

<h3>碳達峰、碳中和是一把雙刃劍</h3>

“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極其廣泛深刻的綠色工業革命，必将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為綠色發展注入内生動力。”中國銀行風險總監劉堅東指出，這個過程必然會帶來經濟結構、能源結構和産業結構的深刻變化。

劉堅東進一步表示，一方面将催生清潔能源電動化交通設施制造、節能改造、碳儲技術等諸多領域的巨大發展機遇和投資機會。另一方面，産業轉型帶來的企業成本、利潤以及資金流的變化，将改變現有的财務營運模式。這些變化都會對金融服務提出新的需求和挑戰。

郵政儲蓄銀行行長劉建軍認為，“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實作雙碳目标的時間視窗偏緊，面臨着更加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任務，需要我們付出更多艱苦的努力。實作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對于金融機構的轉型發展而言既是一場挑戰，也是一場機遇，總體而言機遇大于挑戰。”

談及“雙碳”的挑戰，劉建軍認為，低碳轉型過程中一些高碳企業和項目逐漸退出，金融資産品質将承受裂變的壓力，這些行業的違約率可能大幅上升，金融機構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加強氣候轉型風險的前瞻性研判，加快調整發展規劃、業務方向和服務對象，提前謀劃完善相應的風險防範機制。

同時，劉建軍指出，要看到我國産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的現狀，必須實事求是，全力處理好降碳和能源保障，産業鍊、供應鍊安全和人民群衆正常生活的關系，來有效應對低碳轉型過程中可能伴生的經濟金融社會風險，防止過度反應，確定安全降碳。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秘書長王文同樣認為，碳達峰、碳中和是一把雙刃劍。“雖然我們都贊同機遇大于挑戰，但是面臨的挑戰有多難？我們可能估計的還有一點不足。”

王文進一步闡述道，首先碳達峰、碳中和的影響涉及失業、社會隔離、全球化的休克等等，甚至還有因為争奪資源而産生的戰争。碳中和這場戰争未來會涉及到大量資金的轉向、标準的設定、國際規則等方方面面的大國博弈。

其次，黨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準确全面完整貫徹新發展格局落實碳達峰碳中和指導意見》明确，未來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到2025年差不多達到20%，2030年達到30%，2060年達到80%。但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不到20%。這就對中國發展形成巨大的碳限制。

“過去我們的發展模式過于依賴的化石能源，即地下能源——煤、鐵礦石、天然氣、石油，此前一直保持在80%的高煤模式。這就意味着未來我們要轉變，實作能源結構的切換，即從過去依賴地下能源，到現在依賴地上能源——風能、太陽能、核能、水能。”王文指出，這麼巨大的轉變不是簡簡單單的生活習慣的轉變，涉及生活方式革命、發展方式革命，完全是颠覆性的。是以，要防止短期内運動式減碳出現的挑戰。

最後，王文表示，碳交易市場是具有非常偉大意義的産業更新，使很多根本完不成碳中和的地方出現了完成的可能性。有一些工業性很強的城市，如山西、河北、内蒙可以通過碳排放權交易、買碳排放，進而實作碳中和。但是問題随之而來，目前碳價值被嚴重低估，全球市場所謂的碳市場的開放對接、接軌還沒有形成。

“隻有碳價提升以後，成本提升才會有更多的獎勵激勵、懲戒機制去撬動更多産業從事低碳發展。“王文如是說。

談及碳達峰、碳中和的機遇，劉建軍指出，低碳轉型将創造巨大的投融資需求，金融機構将迎來新的業務增長點。根據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估算，實作碳中和需要累計新增投資約138萬億元人民币，超過每年GDP的2.5%。面對百萬億級的資金缺口，需要金融機構積極參與，創新豐富綠色金融産品，提升綠色金融業務的占比，樹立負責任商業銀行的形象。

“商業銀行要順應綠色革命潮流，抓住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帶來的巨大機遇；要主動發揮先導作用，通過産品和服務創新，多管道滿足綠色金融服務的需求；積極打造綠色金融服務首選銀行，全力支援3060目标的實作。”劉堅東表示。

王文指出：“總而言之，碳中和是一場生活方式、經濟方式的革命，但是我們對于碳中和的意義、細節以及方方面面的着眼點，了解研究還不夠，下一步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深化、了解它的内涵，并且内化為我們每個人的基因和生産生活方式的行動。”

<h3>建立生态産品價值實作的市場化路徑</h3>

會上，農業銀行行長張青松圍繞金融支援生态産品價值實作問題發表了看法和觀點。

據張青松介紹，生态産品是人類從自然界擷取的生态服務和物質産品的總和。這既包括清新的空氣、安全的土壤、清潔的水源等生态調節服務類産品，也包括生态産業化和産業生态化經營開發的物質類文化類産品。生态産品價值實作的過程，就是将潛在的生态價值轉化為現實的經濟價值，實作生态保護效益的外部化以及生态保護成本的内部化。生态産品價值的實作過程至少要包括三個基本的環節，即評估價值、價值發現、實作收益。

他認為，從已有的探索來看，雖然金融支援生态産品價值實作取得了很顯著的進展，但在全方位實作生态産品的價值方面還有不少困難。

具體來看，張青松提出目前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問題：

一是缺乏社會公認的精準的評價架構，生态産品的内涵界定還沒有達成共識，如哪些是生态産品，生态産品的價值到底有多大，誰應該付費，生态産品的價值展現的載體有多少等等，這些還沒有特别明确的方案或者是答案。

二是價值實作的通道還沒有完全打開。目前隻有水權、排污權、碳排放權等環境資源權益進入了交易市場，涉及到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的生态權很難進入交易市場。即便是今年剛剛啟動的碳交易市場，交易的規模還不是那麼令人鼓舞。

三是激勵機制還不充分，比如說目前生态補償的資金規模主要依賴于财政支出的能力，這沒有完全展現生态系統的服務價值，風險分擔緩釋機制還不夠健全，金融機構提供長期貸款或者其他的此領域的投資風險也比較高，影響了這項業務模式的可持續性。

“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金融機構是我國經濟金融重要的組成部分，必然是我國實作雙碳目标的重要力量，我們必須提高政治站位，履行社會職責，積極建構綠色金融的業務體系，推動建立生态産品價值實作的市場化路徑。”張青松指出。

基于此，張青松建議，一是完善生态産品價值實作的相關信貸政策。信貸資金是金融業對生态産品提供者最直接最有力的支援。商業銀行要圍繞生态産品的重點領域出台專門的行業信貸政策，推動綠色信貸名額體系與信貸行業政策的有機融合，同時配套經濟基本占用、信貸授權、貸款定價等差異化措施。

二是為生态産品價值實作提供綜合化金融服務，金融機構可創新碳彙質押貸款，基于GEP核算的生态貸等信貸新産品。也可以通過發行綠色債券，開展綠色并購、綠色銀團、綠色資産證券化、綠色保險等業務，為生态産品的價值實作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

三是促進生态産品市場的發育成熟。生态産品價值的實作離不開完善的市場體系與市場機制，金融機構要發揮自己的專業優勢，助力各類生态産品交易市場的發展，擴大覆寫面，增加其流動性，增加其市場的深度。未來，碳市場的金融屬性将進一步凸顯和加強，金融機構可以參加進來，通過創新期貨、期權等金融衍生交易服務，更好地活躍碳交易市場。

四是探索更多的金融支援模式。金融産品價值實作的項目，很多都存在投資規模大、建設周期長、公益屬性強等特點，金融機構要充分發揮市場之手的作用，強化與政府的合作，促進生态産品價值實作的市場化運作。比如雙方可以通過共建“生态産品确權+綠色信貸+風險補償”模式，“公共産品+綠色基金”模式，綠色PPP融資等模式，雙方互動，共同推動雙碳目标的實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