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讀書的“秘訣”

作者：宮立（河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孫犁“對書有一種強烈的，長期積累的，職業性的愛好”，愛書、讀書、買書、藏書、包書、寫書，一生“與書結下了不解之緣”，“因為我特别愛好書，書就成了生死與共之物”。

讀書，是需要心境的。“一人在室。高燭并肩，庭院無聲，挂鐘聲朗，伏案修書，任其遐想”，這樣神仙般的日子，孫犁享受過。“院中兒童追逐投擲，時有外出流氓，手搖大彈弓，漫步庭院，顧盼自雄，喧嚣奇異，宇宙大亂”，無論周圍的世界多麼嘈雜，孫犁依然故我，閉門讀書。不過，有時候也讓孫犁無可奈何，“此數日間，亦不得安靜，何處可求鎮靜之術，餘不惜刀山火海求之”。

讀書，要持之以恒，不能輕言放棄，“選擇了一本書，我就要認真把它讀完。半途而廢的情況很少”。即使是極為特殊時期，孫犁讀書的習慣依然雷打不動，“近日家事紛擾，且加以地震，平日弄書之習，中止近兩月矣。昨晚又有震動，同院嘈雜，餘麻痹，稽留室内，忽念及此書，願讀書法家所愛之文章詩詞，遂從櫃中取出，量紙裁裝，如地大震，則一切覆埋。幸而平安，則仍為人生一樂也。”“家事紛擾，且加以地震”，保命要緊，哪還有心情包書讀書？但孫犁并未因之亂了陣腳失了方寸，心之坦然，安安靜靜地讀《三希堂法帖釋文》。

讀書，要“擇善而從”。

要讀自己感興趣的書、适合自己的書，“我讀過的，你不一定去讀，也不一定愛好。我沒有讀過的好書多得很。而我讀書，是從來沒有計劃，是遇到什麼就讀什麼的。其中，有些書讀了，确實有好處，有些書卻讀不懂，有些書雖然讀過了，卻毫無所得。”

要讀與自己的氣質相投的書。孫犁在給鐵凝的信中提及，“多大的作家，也不能說都能投合每個人的口味。例如莫泊桑、屠格涅夫，我知道他們的短篇小說好，特别是莫泊桑，他的短篇小說，那真是最規格的。但是，我明知道好，也讀了一些，但不如像讀普希金、高爾基的短篇，那樣合乎自己的氣質。我不知道你們那裡有什麼書，隻是舉例說明之。今天想到的就是這些。你讀着脾氣相投的，無妨就多讀他一些，無論是長篇或短篇。屠格涅夫的短篇，我不太喜歡，可是，我就愛讀他的長篇。他那幾部長篇，我勸你一定逐一讀過，一定會使你入迷的。”

讀書，是要講究方法的。“讀書，應該把随時的感想記在書眉上，讀完一本，或讀完一章，都應該把内容要點以及你的讀後意見，記在章尾書後，供日後查考”，孫犁讀高中時，“在一本一本練習簿上，用蠅頭小楷，孜孜矻矻做讀《費爾巴哈》和其他哲學著作的筆記”。好記性不如爛筆頭，孫犁提醒我們：“讀書讀到自己特别喜愛的地方，就把它抄錄下來。抄一次，比讀十次都有效”。

耕堂讀書随筆、理書記、耕堂題跋、書衣文錄、讀作品記，是孫犁讀書、包書的副産品，這些“讀書的印象斷片”與陳原的“書林漫步”、唐弢的“晦庵書話”、黃裳的“榆下說書”一樣，都是讀書記中的精品。孫犁讀書，不是走馬觀花，而是“結合自己的創作和人生閱曆，用心地讀，認真地咀嚼，在普通的書裡嘗出自己的滋味來”（吳泰昌）。如果不喜歡，孫犁也會把自己的感受很直白地表達出來。比如阮元的《小滄浪筆談》，他就毫不客氣地批評一番，“此大人物之著作也，裝腔作勢，為聖人天子立言。此人名聲如此煊赫，以其所居官大，餘殊不見其詩與文之佳處也。同為‘文達’，其文筆不及紀曉岚遠矣。”

為了讀書，孫犁買了不少書，“買書就像蔓草生長一樣，不知串到哪裡去”。逛書攤，郵購書，無論是書目書、經部書、史部書、子部書、集部書，還是農桑畜牧花卉書、金石美術圖畫書，孫犁都有收藏。喜歡的書，還不止藏有一種版本，“《世說新語》，我有四種本子，除去明刊影印本兩種，還有唐寫本的影印本，後來的思賢講舍的刻本。《太平廣記》也有四種版本：石印、小木版、明刊影印、近年排印。《紅樓夢》、《水浒》，版本種類也有數種，包括有正本、貫華堂本。”當然，收藏的書，并非都是他喜歡讀的。有時候，即使廢置不用，也要購，也要藏。比如俞樾的《諸子平議》，孫犁也知道“此即清代之學術。學者竭畢生之力而為之”，但“今日讀之，昏然欲睡。餘購此類書，不下數種，将長期廢置矣。”

孫犁藏書不少，有人想借閱，對于不同的書，他是有不同的處理方式的。如果是用處不大，也不喜歡的書，他“甯可送給别人，不要他還的”；但如果是“要用的書，即是所謂藏書”，他是“不願意借出去的”。不過，也有例外，“即使是我喜愛的書，在一種特殊的時機，我也是可以慷慨送人的。例如抗日戰争爆發以後，許多同志都到我家拿過書。大敵目前，身家性命都不保，同志們把書拿出去，增加知識，為抗日增加一分力量，何樂不為？王林、路一、陳喬，都曾打開我的書箱，挑揀過書籍。有的自己看，有的選擇有用的材料，油印流傳。這些書，都是我從中學求學、北平流浪、同口教書、節衣縮食買下來，平日惜如性命的。”

孫犁對書愛護備至，從童年時就養成了愛護書籍的習慣，“污者淨之，折者平之”，“遇到心愛的書，總得先把它保護好，然後才看着舒适放心”。他很享受包書的過程，“每逢我坐在桌子前面，包裹書籍的時候，我的心情是非常平靜，很是愉快的”。1975年2月5日，孫犁上午包蔣瑞藻編的《小說考證》，下午想包《小說枝談》，“苦未得皮紙為此書裹裝”。辦法總比困難多，“适市委宣傳部春節慰問病号，攜水果一包，即此紙也。餘亟傾倒水果而裁裝焉”，問題就這樣輕松解決了。缺紙時想盡一切辦法解決，紙富餘時又該咋處理呢？冉淮舟送孫犁一卷紙，已經包線裝書快一百本了，還有不少剩餘，“紙不用盡，則心不能安。覓書裁紙，不督自勵，此習慣勢力也。亦無計劃，包否如抽簽。今紙已盡，可止矣乎。”真如孫犁自己所言，“愛書成癖，今包裝又成癖，此魔症也”。包書不是孫犁一個人獨有的習慣，他1975年4月18日在《小腆紀年》的書衣上寫道：“餘中學同窗張硯方，雄縣人，買書後即包裝之。餘今效之，此人不知在何處。”

孫犁“惟對于書，不能忘情”，他喜歡無拘無束地讀書，唯有如此“印象特深，樂趣也最大”！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孫犁年譜長編”〔19BZW125〕的階段性成果。

《光明日報》（ 2021年04月30日16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