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康祺在《郎潛紀聞》中對李馥的藏書事迹有如下記載：“李中丞馥，撫吾浙時，收書極富，一時善本齊入曹倉，每冊皆有圖記，曰‘曾在李鹿山處’，後緣事訟系，群書散逸，人以為印文之谶，然亦達已。”
明清時期，江南藏書最盛，李馥任浙江巡府，如此高官，在當地收書當然最為便利，故對其藏書情況，陳康祺在文中以“極富”二字來形容，并且說當地出現在市面上的善本基本上均歸李馥。而陳康祺還特意點出李馥有一方藏書章的章銘為“曾在李鹿山處”，而鹿山為李馥之号，亦此可見，李馥對藏書頗為達觀，有着曾經我眼即我有的灑脫。可惜，他後來因為涉及官司，使其所藏大多散失了出來，而散出的原因，陳康祺則說乃是因李馥的這方藏書章：既然是“曾在”那就是過去時，其潛台詞即現在已歸他人所有，這就是今人所言的不幸言中。
其實有不少的人都刻過類似的章文，比如大藏書家周叔弢就有一方“曾在周叔弢處”，雖然寒在堂的舊藏大多歸了公館，但若以私家藏書論，到如今，哪個大藏書家的舊藏之物不是基本上都在公共圖書館呢。是以，印文之谶這種說法，并非李馥獨有。更何況，李馥的藏書章并非僅此一方，王長英、黃兆鄲編著的《福建藏書家傳略》中轉引了記者林秋明的考證，該文中提及現存于福建師大圖書館李馥的《居業堂詩稿》清稿本中，就钤有多方李馥的藏書印：“钤有李馥的藏書印章不僅有‘曾在李鹿山處’，還有‘鹿山李馥’、‘信天居士’、‘居業堂’、‘過眼雲煙’、‘不貪珍寶’、‘生事不自謀’、‘舍書百不欲’、‘書魔惑’、‘見客惟求轉借書’、‘福州李二使’、‘官貪心其安’、‘筆山閣藏書記’、‘玉融翰墨’等印章。”
《硃批谕旨》 清雍正十年至乾隆三年内府刻朱墨套印本，簽條有李馥之名
然而陳康祺的所言頗為後世所引用，大多人忽略李馥其他的藏印，專點出“曾在李鹿山處”一印，而我亦有一方“曾在韋力家”，然我卻并不擔心印谶之說。我最為欣賞藏書家孫文川的那方長達170字的藏書印，而該印我以往誤作他人所撰，故今于此将該印全文引用如下：
寶翰垂千秋，人無百年壽。
展玩聊自娛，豈計收藏久。
我聞唐杜暹，撰銘書卷首。
鬻借為不孝，惟屬後人守。
又聞趙吳興，作詩題卷後。
但禁他室買，戒以棄勿取。
二公誠愛書，而我意則否。
子孫為鳳麟，嗜古意必厚。
我愛彼更珍，搜采成叢薮。
何待我留贻，彼自能尋剖。
子孫若豚犬，壓架已孤負。
摧燒或化薪，棄置更覆瓿。
尤物遭輕亵，贻者執其咎。
不如付賞音，什襲重瑤玖。
品題增光輝，益令傳不朽。
由來天下寶，不妨天下有。
但祝得所歸，勿落俗士手。
正如孫文川所言，許多曆史典籍流傳到自己手中，已經曆了長達千年之久，而很少有人能夠活過百年，如果這些曆史典籍真的能像藏書家期望的那樣子子孫孫永寶之，那為什麼很多書上钤蓋的藏書印層層疊疊，而後又能到了自己手中呢。這正說明了聚散乃是常态，而有聚也必有散，隻要典籍能夠一直流傳下去，何必在意最終到了誰的手中。這也正如孫文川所言天下寶天下共有之，自己心愛的藏書落入不肖子孫之手，還不如流散出去，為愛書人所得，隻要不落入俗世之手，就已然是大幸。李馥有同樣的藏書情懷，這正是其值得贊賞之處，用不着以印谶二字來解釋之。
《硃批谕旨》 清雍正十年至乾隆三年内府刻朱墨套印本，内頁
徐恕在《清稗類鈔》中對李馥藏書亦有記載，其小節題目為“李鹿山藏書多善本”，可見其藏書水準之高，被後世廣泛關注。而徐始這一節的全文為：“泉州李中丞馥撫浙時，收書極富。一時善本，齊入曹倉。每冊皆有圖記，曰曾在李鹿山處。”
這段話基本是抄《郎潛紀聞》中的所載，然而他恰恰去掉了原本出處中的印谶之言，亦此可見徐恕的達觀，以此說明，他并不相信陳康祺所言的印谶。
關于李馥的生平，乾隆版的《福州府志》中載：“李馥，字汝嘉。福清人。康熙甲子舉人。任工部員外，轉刑部郎中。以治九門提督陶和器獄有聲，出守重慶郡。經流寇亂後，田賦無考。馥履畝清丈，侵占弊息。遷河東運使，調蘇松常鎮道，晉江蘇按察。制府擒治奸民，株連百餘人。馥察其冤濫者，盡白釋之。轉安徽布政，巡撫浙江。時亢旱，請截漕二十萬，民不知饑。又，漕米例用白糧。馥疏請兼用紅白，民便之。以失糾屬員去任。馥家素封，義所得為，必勇為之。在官以廉慎稱，家遂中落，歸田二十年。借屋以栖，怡然自然。與士大夫文酒還往，年八十餘，重宴鹿鳴。又數年卒。”
這段話主要是記載李馥的政事，由此可見，李是位能吏。嘉慶版的《大清一統志》所載亦是他的政績：“李馥，字汝嘉，福清人，康熙甲子舉人，由刑部郎中出守重慶，郡經流寇亂後，田賦無考，馥履畝清文，侵占弊息，累遷江蘇按察使，制府擒治奸民，株連百餘人，馥察其冤濫者，盡自釋之，擢浙江巡撫，時亢旱，請截漕二十萬，民不知饑。又，漕米例用白糧，馥疏請兼用紅白，民便之。在官以廉慎稱，歸田二十年，借屋以棲，與士大夫文酒往還，年八十餘卒。”
關于李馥為何惹官司一事，大多資料語焉不詳，李客山在《送李鹿山先生歸福州序》中有如下說法：“鹿山李先生，既解浙撫之任，則寓居吳門。時奉世宗皇帝命偕侍郎黃公協修松江海塘。先生貸藩庫錢應役，以産入官，不足于償，遂留滞不克歸。今天子即位，邀恩寬免，得起官，而先生且治裝返故裡。蓋先生年七十餘矣。先生籍閩之福清，為巨族，饒于資。通籍後曆宦，所至攜家困以給食。既解組複多賠累，迨海塘工竣，資磬竭焉。嗚呼！先生可謂窮于宦矣。”
以此可見，李馥原本是福清望族，正是因為他貸款為松江修建河塘而破産，在任職之地，為當地作貢獻而所貸之款竟然由其個人來償還，以至于讓家族衰落下來。可見李馥是何等以公職為己任，但好人得到這樣的結果總是令人感慨，好在李馥為人達觀，即使是因公破産，他依然能怡然自樂，李客山在《序》中寫道：“先生智識超曠，于祿位升沉不少介意，雖蹈轗轲履艱危，無戚戚之色。在吳門日，嘗終日不舉火，而嘯歌自若，手一編不釋。果一日過先生所，有顧君受基在座，先生顧之曰：‘今日未知何處索米。’”
那時的李馥已經窮困到連吃飯都是問題，然而他依然能夠看書寫詩，可見他對書是何等之癡迷。而對于他的藏書心态，王長英，黃兆鄲編著的《福建藏書家傳略》中寫道：“李馥在浙江任巡撫期間，留心搜訪流失于民間的善本書籍，一時善本齊入他家。至李馥罷官歸裡時，他兩袖清風，箱子中唯書籍而已。他對圖書極其瘋迷，在其詩中多有表現。如‘草滿窗中總不除，囊空抵死欲營書。斯文結習難消化，多恐前身是蠹魚。’‘白首窮彌堅，青燈老終矢。’‘閱世冷看三尺劍，齋心靜對一床書。’李馥曾遊曆山河，即使是在旅遊的途中，他也注意收羅、購買古籍善本。”
然而正史中很少提及他藏書之事，可見藏書在李馥時代并不被官家視為要事，好在《重纂福建通志》中談到了他的藏書之事：“與福州知府顧焯倡平遠詩社，文酒往還，怡然自樂。好藏書，多善本。重宴鹿鳴，年八十四卒。”而郭柏蒼所輯《竹間十日話》中亦提及李馥藏書之富：“李馥，字汝嘉，福清人，郁之弟也。郁五子科甲。康熙甲子舉人，曆官浙江巡撫，為人和厚謙謹，所至有賢聲，家居藏書甚富，乾隆甲子重宴鹿鳴，年八十四，有《李鹿山集》。”
李馥因家财耗盡，隻能長期滞留于蘇州地區，他晚年得到了皇帝的寬宥，再次被起用為官，而此時的李馥年已七十餘歲，他隻能辭職返鄉。雖然藏書大多已售出，但畢竟還有不少的留存，他将舊藏帶回了家鄉。返鄉之後，李馥重整舊居，又建起了藏書之所，其中之一名曰筆山閣。而關于他傳回家鄉建藏書樓之事，高熔、張美珍在《李馥及其藏書》一文中寫道：
但《中國藏書家辭典》卻稱他“留在吳中14年，遊于九仙烏石、南江西峽之間，收羅古籍善本。”一字之差，謬之千裡，因九仙烏石，即福州三山中的二山，且“遊九仙烏石南江西峽之間”句，原文見沈文《送李鹿山大中丞歸裡序》，全句為“一旦仍返故鄉，遨遊九仙烏石南江西峽之間，樂何可涯量！”
其實對于這件事，葉昌熾在《藏書紀事詩》中引用了沈文悫在《送李鹿山大中丞歸裡序》中的所言：“福州李公，弱冠為名孝廉。既仕官西曹，以守法稱。出任憲副于蜀，移轅江左，旋任臬事，晉方伯，開府于浙。解組去官，留滞吾吳十有四年。丁巳夏歸福州。公去家三十年，一旦仍返故鄉，遨遊九仙烏石南江西峽之間，其樂何可涯量！”
由此序可知，《中國藏書家辭典》中所說的那句話乃是本自此序，隻是作者未曾留意這是李馥回到福州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