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和“電影”是同時期興起的新事物，難怪許多早期電影選擇火車作為拍攝對象，并賦予其許多經典的符号意義。
在《東方快車謀殺案》2017版中，導演肯尼思·布拉納許多圍繞“東方快車”拍攝的鏡頭都是緻敬經典。
火車的特點決定了它能承載的符号意義以及在電影中的作用。
首先火車由多列車廂構成，每列車廂之間還有互相封閉的包廂；乘客在火車上有一定可以自由活動的私人空間，形形色色的人形成了一個暫時的社群，上演着社會上的千姿百态。
ClarenceBrown的《藏嬌記》Possessed(1931)通過火車外女孩的視角，将緩緩進站火車的車窗作為電視“匣子”，向觀衆展示了火車裡的各色人生。
肯尼思·布拉納在《東方快車謀殺案》中也使用了類似手法。在偵探上車時，同樣從窗外拍攝車内，鏡頭跟随偵探步入車廂，相繼遇到赫伯德夫人和雷切特等人，讓角色間建立首次聯系。
然後就是火車離站。早在1897年，電影之父盧米埃兄弟之一的奧古斯特·盧米埃爾（AugusteLumière）就拍攝出了第一個火車離站的短片《乘火車離開耶路撒冷》DépartdeJérusalemenchemindefer。短短45秒鐘記錄了火車離開耶路撒冷時人們慢慢聚集起來，揮手緻敬，直至火車完全離站時止步目送的過程。
同樣，在“東方列車”離開1934年的耶路撒冷時（隻是阿加莎小說中情節的巧合，和導演無關。但有沒有可能阿加莎的靈感是來自這部短片呢？），人們從在建築物上向轟隆駛去的火車揮手。
火車離開城市是一種對現實的暫時脫離，火車上沒有圍觀審判的人群，沒有追捕盜賊的警察，隻有一個由15人組成的小社會。
隻有在這列火車上，那12個無法獨自舉起屠刀的人才能共同舉起屠刀，找回那一片被撕裂的靈魂。在這列火車上，“正義”有了不一樣的定義。
而當火車到站後，在火車上發生的一切成為秘密，一切重回現實，但火車上的乘客則有了不一樣的人生。
其實謀殺發生在火車“脫軌”時也暗含深意，但這就屬于小說作家阿加莎的巧思，而不是導演的功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