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羅河上的慘案》劇照。
偵探小說大師阿加莎·克裡斯蒂的代表作《尼羅河上的慘案》在1978年首次被改編成同名電影，成為經典的偵探片。近期，這部小說再次被搬上了大熒幕。
為什麼阿加莎·克裡斯蒂的推理小說能流傳至今，且頻頻為影視改編所青睐？
本文授權轉載自“新周刊·硬核讀書會”
阿加莎·克裡斯蒂（Agatha Christie），世界推理小說三大宗師之一，也是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女性推理小說家。如果說二十世紀推理小說是一座大廈，阿加莎·克裡斯蒂無疑是重要的創始者之一。她一生寫了八十本推理小說，塑造了波洛和馬普爾小姐這兩個經典人物。在她死後，她的作品屢次被影視改編，從《無人生還》到《東方快車謀殺案》，再到《尼羅河上的慘案》《陽光下的罪惡》，挑剔的讀者很少會在某一位作家身上達成共識，但如今，阿加莎·克裡斯蒂是他們公認的經典作家。
精彩的故事
阿加莎·克裡斯蒂的小說為什麼能流傳至今？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她的小說長處在哪、局限在哪，又為什麼成為影視改編的常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阿加莎是故事流的集大成者。所謂故事流，就是這部小說的核心吸引力在于故事，故事的精彩程度，決定這部小說的成敗。
讀者可能會犯嘀咕，小說不都靠故事嗎？還真不是，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到燈塔去》、喬治·佩雷克的《人生拼圖版》、雷蒙·格諾把一個故事用九十九種方式講述的《風格練習》，都不是傳統的故事流寫法。而阿加莎·克裡斯蒂，她是通俗小說的大師，在她這裡，我們可能看不到語言的創新、小說模式的革命，但她是當之無愧的故事高手，她以一己之力創造了“暴風雪山莊”“鄉間别墅派”“夫妻共犯”等類型的經典作品，是以，她的小說能打破速朽，首先在于故事的品質過硬。
英國偵探小說作家阿加莎·克裡斯蒂。
一個厲害的推理小說家，逃不過被借鑒的命運。比如島田莊司的《占星術殺人魔法》，被《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和《少年包青天》挪用。阿加莎·克裡斯蒂的小說也經常被人借鑒，她的後輩一次次借鑒她，卻隻能反襯她的精妙。
例如《無人生還》，暴風雪山莊類型的鼻祖之一，不知被抄了多少次，到頭來，還是阿加莎玩得最妙。又比如《藏書室女屍之謎》，它的詭計就是東野圭吾《嫌疑人X的獻身》的靈感來源之一。《嫌疑人X的獻身》裡有一個情節：男主殺死一個和死者身形相仿的流浪漢，給女主及其女兒制造不在場證明。這一處讓我想起《藏書室女屍之謎》裡，作案人為了給共犯制造不在場證明，就殺了一個和死者體态相似的女孩，将屍體燒焦。
影視編劇缺靈感，不妨翻翻阿加莎·克裡斯蒂的小說。她像是一位數學家，嚴謹地推導每一步。推理小說家範達因（S.S.Van Dine）曾提出《推理小說二十條守則》，被後輩推理作家譽為信條，如果仔細對比，我們會發現阿加莎·克裡斯蒂的經典小說往往符合這些準則。《古墓之謎》裡，波洛說：“完美的答案必須要把一切事情都解釋得清清楚楚。”阿加莎·克裡斯蒂做的就是這件事。
《古墓之謎》
[英] 阿加莎·克裡斯蒂 著，周力 譯
新星出版社，2014-6
本格推理高手
阿加莎·克裡斯蒂被公認的代表作是《無人生還》《尼羅河上的慘案》《羅傑疑案》《陽光下的罪惡》《東方快車謀殺案》《斯泰爾斯莊園奇案》《底牌》《ABC謀殺案》《謀殺啟事》《三幕悲劇》。通過這些作品，我們可以知道阿加莎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她尊重讀者，叙事明快，又精于結構。她不會為了湊字數，加入肥皂感情戲。換句話說，阿加莎小說中的情愛，大部分都與主線設計緊密相關，她遵循着契诃夫的“手槍”原則，務求每一個人物和情節都是必要的；
第二，她是個本格推理高手。她可以玩驚悚、可以走社會派，但她最擅長的，是本格推理。邏輯、結構、理性推敲，古典小說的靈韻，藏在阿加莎·克裡斯蒂的小說裡；
第三，她是個刻薄又仁慈的老太太，馬普爾小姐是她的一個分身。她看人毒辣，但比許多道貌岸然者更善良、更了解他人處境，這一切源于她對人性的洞察和尊重。
《無人生還》
[英] 阿加莎·克裡斯蒂 著，夏陽 譯
新星出版社，2019-5
除了這些比較有名的作品，我還喜歡她寫的《五隻小豬》《長夜》《帷幕》。
《五隻小豬》是童謠殺人模式的經典之作，這本書對偵探提出很強限制，偵探在書中擷取的資訊，和讀者一模一樣，書中案件是一件塵封已久的疑案，而偵探隻能依賴當事人的口述來推理兇手和動機。
《長夜》是阿加莎·克裡斯蒂文學水準的展現，它的軌迹在阿加莎的小說裡并不算第一檔，勝在氛圍營造和情感渲染的能力。
《五隻小豬》
新星出版社，2014-10
不得不談的波洛
至于《帷幕》，這是波洛愛好者不可錯過的作品，波洛系列的收官之作。這本書出版于1975年，寫作時間卻是在二戰前，因為阿加莎·克裡斯蒂擔心自己晚年筆力不濟，又逢歐陸戰争疑雲，國内人心惶惶，她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完成了波洛的謝幕演出。
提到阿加莎·克裡斯蒂，就不能不重點談論大偵探波洛。波洛第一次登場是在《斯泰爾斯莊園奇案》，這是阿加莎寫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處女作。據阿加莎本人說，波洛的原型是一個其貌不揚的比利時難民，她許久地記得那人的面孔，于是有了偵探史上經典的波洛形象。作家借黑斯廷斯上尉的口吻描述了波洛的外貌：
“波洛的外貌十分特殊，身高不及五呎四寸，但是擁有極高貴的情操。他的頭形仿若雞蛋，總是傾向一側。上唇留着筆直工整的八字胡。全身上下保持得一塵不染。”
《斯泰爾斯莊園奇案》劇照，是偵探波洛的第一次登場。
不僅如此，“由于他從不運動，甚至連查案方法也盡量避免勞動尊體，是以他的體力不佳，甯可保留所有精力給‘小小的灰色腦細胞’。”
波洛是比利時人，卻經常被誤認為是法國人，他曾經做過布魯塞爾的警員，後來當了私家偵探。他給人最大的印象，就是一個又矮又胖的小老頭。但就是這樣一位偵探，成為阿加莎·克裡斯蒂38部小說中的主角。
波洛的魅力在于，他是一位具有生活氣的智者，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也不是猥瑣低賤的，而是心存善念、恪守原則，但不會挂在嘴邊标榜的務實主義者。如果說福爾摩斯像一個高大俊朗的夢中情人，波洛就像一個诙諧幽默的鄰家大叔，這使得波洛注定不會有福爾摩斯那麼大的知名度，但對于偵探迷來說，波洛可能更接近真實的智者形象，而福爾摩斯是寫給偵探的一封情書。
波洛不隻是阿加莎·克裡斯蒂的提線木偶，在許多細節，我們能看到這個人物的人情味。比如《東方快車謀殺案》，當波洛得知，死者是一個當年拿到贖金後依然對一個三歲女孩撕票的綁架犯，而車廂裡的12個人都參與了謀殺，波洛決定為衆人提供兩個版本的真相，這個細節流露的，正是波洛的恻隐之心。在《東方快車謀殺案》中，阿加莎·克裡斯蒂糾結的不再是二進制對比的善惡，而是應了電影版的一句話——
“這個車上沒有殺人犯，隻有等待重生的靈魂。”
《東方快車謀殺案》劇照，波洛最後發現車廂裡的12個人都參與了謀殺。
在謝幕作《帷幕》中，阿加莎·克裡斯蒂更是全面展現了波洛的内心煎熬，他的傲慢與脆弱，他對于法律和正義關系的了解。這一次，阿加莎把讀者推到了最心碎的處境，他們眼睜睜看着波洛逾越法律界限，親手處決惡徒，為了懲戒自己，此時已經罹患心髒病的波洛拒絕了藥物，情願在夢中死去。
波洛的人物弧光在《帷幕》中得到升華，極緻的沖突試煉出人性的質地。阿加莎·克裡斯蒂寫推理，更寫人心。“一年到頭住在鄉下，人能看到各種各樣的人性。”馬普爾小姐的這句話，何嘗不是阿加莎小說的座右銘。
《帷幕》
[英] 阿加莎·克裡斯蒂 著，李楊 譯
新星出版社，2021-10
《神秘的鏡子》就講述了一個聳人聽聞的故事，這個故事曾被王安憶在自選集裡完整轉述：“‘我’宿在朋友家的客房，從鏡子裡窺見身後牆上洞開一扇門，門裡正上演恐怖的一幕——朋友的美麗的妹妹西爾維亞，被一個男人扼住喉嚨，男人左臉上有一道疤痕，使他看起來十分兇惡。‘我’将這一幻象告訴了西爾維亞，于是，西爾維亞解除了婚約，因為她的未婚夫和鏡子裡的男人一樣，左臉上有一道疤痕。後來，西爾維亞和‘我’結了婚，可‘我’其實是一個心胸狹隘的人，有一次，嫉妒心大發作，扼住了西爾維亞的脖子，就在這時，‘我’從鏡子裡看見了多年前那個幻象，那個左臉有傷疤的男人正是‘我’，因鏡子反射的緣故，左臉上的傷疤實是在右臉，而‘我’在戰争中右臉被子彈劃傷了。”
依靠獵奇的推理小說，容易速朽，寫到人性深處的推理小說，才可能流傳。當一部小說寫出了人性的複雜，寫到了人心底裡最幽暗的地方，它是什麼類型的小說都不重要了，因為在時間的鏽蝕面前，它已經建立了抵禦的屏障。坦率來說，阿加莎·克裡斯蒂并不是寫人物第一流的，但很多時候，你不得不佩服她對人性的了解力。
我私心以為，許多人是被阿加莎·克裡斯蒂精彩的案件吸引，而最後留住他們的，不是一次又一次反轉，而是她寫出了我們曾經夢到或感受到，就發生在附近，而不是遠方的恐懼之事。她寫的其實是靈魂的恐懼、周遭的恐懼，而不僅僅是遠方獵奇般的駭人事件。
法理與人情、代際隔閡、宗教習俗、家庭冷暴力、遺産糾紛、性虐待、情殺等，這都是普通人可能經曆的事情，換句話說，阿加莎·克裡斯蒂描寫的故事，不是發生在遠方，正是發生在附近，正因如此，它能激起一陣後怕的情緒。
一個偵探系列能否流行，品質和數量都很重要。波洛系列的品質不必多說，它的數量也足夠令人吃驚。相比之下，以馬普爾小姐為主角的長篇小說隻有12部，馬普爾系列的品質不遜于波洛，但因為數量較少，波洛系列就比馬普爾系列要更有名一些。
普世性的共鳴
作為對比，推理黃金時代三大女傑之一約瑟芬·鐵伊在中國寂寂無聞，多少也與此有關。鐵伊的文本離地域貼得太近，閱讀門檻相對較高，和同時代的阿加莎·克裡斯蒂相比，她的産量也不算高，一生隻寫了八部推理小說。她猶如一位神隐的女俠，偶爾出手，引來高手稱奇，又迅速抽身，三五年都遠離塵嚣。她注重語言，如同偵探小說界的弗吉尼亞·伍爾夫，每一部小說都精雕細琢，但如今，由于作品相對晦澀，缺乏一個像波洛這樣産量豐厚的偵探系列，她的影響力遠不如阿加莎·克裡斯蒂。
是以，決定一個推理作家能否廣為流傳，質很重要，量也不可或缺，同時需要具有普世性的共鳴，許多作家在本國非常出色，但因為文本地域性、時代性比較強，等到過了那個時代，當時的公共記憶已經消逝，這個文本的傳播力就會相應受限。
《東方快車謀殺案》劇照。
如今，阿加莎·克裡斯蒂養活了一個産業鍊，源源不斷的影視劇改編自她的小說，光是我看過的，就有《大偵探波洛》系列、由英國ITV出品的《馬普爾小姐》系列、克雷格·比貝洛斯導演的《無人生還》、上海譯制片廠配音的1978年版本《尼羅河上的慘案》、1974年《東方快車謀殺案》等等。這幾年，肯尼思·布拉納戲瘾上升，自導自演，但與其說他演的是波洛，不如說是更胖的007混合福爾摩斯。
波洛是怎樣的人？他是一個看起來有點狡黠的胖子，冷幽默、窮講究，跟三教九流相處得來，又有一股松弛感，宛若大智若愚的通透人。相比之下，肯尼思·布拉納把波洛演得太正了，彼得·烏斯蒂諾夫珠玉在前，人們心目中的波洛，終究還是後者那模樣。
肯尼思·布拉納在《尼羅河上的慘案》中飾演波洛。
回顧熒幕，彼得·烏斯蒂諾夫是一代人心中的波洛，大衛·蘇切版本的波洛系列、傑拉爾丁·麥克伊萬的馬普爾小姐探案，多少也算盡心誠意。青春期的時候，我喜歡拿波洛和馬普爾系列打發時間，一邊用手機放，一邊不影響我電腦打字，因為這兩個系列的節奏都很日常，不是那種特别緊的，而是閑庭信步，松弛得很。
這種松弛感，可能也是大家為什麼喜歡讀阿加莎·克裡斯蒂的原因。松弛、缜密，講一個精彩的故事，阿加莎如果活在今天，可以自己整一個偵探宇宙。在她的小說裡有一種松弛感。不苦大仇深、不教育讀者，隻是講一個故事的松弛。
阿加莎是講故事的高手，她的武器庫裡有上百種兵器，每一篇小說，就是她展示兵器的形式，猶如老師傅打拳，不花哨，每一拳又都在恰當的力道。
阿加莎的小說是城市市民的消遣，她尊重人們對隐秘的好奇、對邏輯的講究，她領着讀者逃離沉重制實，暫時在偵探世界喘一口氣，跟波洛旅行兼探案，聽馬普爾小姐小幽默和小刻薄，蓦然回首，發現阿加莎寫的不是罪案，而是生活的真相，是關系、情感與人心。
《無人生還》劇照。
《無人生還》是阿加莎小說裡特别的一部。這部小說的氣質就像英國的天氣，陰冷、多雨，蔚藍色的大海上是蒼涼的月光。《無人生還》也是驚悚小說的典範，和《羅傑疑案》《尼羅河上的慘案》相比，《無人生還》的重點不在于如何嚴絲合縫的邏輯推演，而在于恐怖氛圍的營造、作者對于人際關系的洞察。
小說的升華之處在于案件與古老童謠的對應，“十個小兵人，外出去吃飯。一個被嗆死，還剩九個人。九個小兵人，熬夜熬得深。一個睡過頭，還剩八個人。八個小兵人，動身去德文。一個要留下，還剩七個人……”
一個兇手就藏在我們之中，可是人們又相繼死去，每個人都有一段罪惡之事，内心的重負讓他們互相猜忌。這種懸疑模式古老而迷人，擊中的恰恰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海面下的冰山。
又比如說《尼羅河上的慘案》，一群人，懷着各自的動機齊聚到船上，這種陌生與謊言的張力，随着叙事推進，一個個小的疑惑被解開，最終大的罪惡暴露在陽光之下，可卻沒有十惡不赦的壞人，兇手動機符合人性，這是阿加莎尊重讀者智商的展現。
今人說到情感流寫法，常會想到東野圭吾的《白夜行》和《嫌疑人X的獻身》，一個人守護另一個人，屢試不爽，我最近讀到鄭執的《生吞》，也是這種模式。其實早在一百年前，阿加莎就探索了這種夫妻共犯的寫法，《尼羅河上的慘案》就是例子。
女性偵探
說到最後，不得不提的是——阿加莎·克裡斯蒂是那個年代、為女性偵探留下一席之地的作家，在她的推理世界裡，女性不再是傭人、媽媽、舞女、藝伎、兒童，女性也可以是獨立思考的偵探、勇敢捍衛正義的人。
《馬普爾小姐探案》第五季劇照。
她的小說一改男性偵探小說常見的“仙女”形象，塑造了許多更為立體的女性人物，盡管還有時代的局限性（比如仆人和舞女一類的形象依然符号化），但在馬普爾小姐身上，我們看到了一位作家對于女性智慧的尊重。
是以，阿加莎的訣竅是，老老實實講一個精彩的故事，又在故事中窺見生活的真相。在這個意義上，阿加莎是最古典的那類小說家，她繼承的是說書人和聽故事的傳統，她的貢獻并不在于語言和風格上的創造，而是在于為偵探小說、懸疑小說乃至恐怖小說提供了大量精彩的故事範本，用教科書般的案件設計，為後世小說家提供絕佳的參照系。她是類型小說的開拓者，也是小說家面前的高山，毫不誇張地說，每一個在其後書寫推理小說的人，都應該感謝阿加莎·克裡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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