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克裡斯蒂
我讀阿加莎·克裡斯蒂的小說，感受相當單純，那就是“享受”。
你可以放棄意義的追尋，徑直進入故事。她不會讓你失望，一定會有神秘的死亡發生，然後，懸疑一定有答案。好比波洛在他的事務所裡等待案件，而終會有案件找上門來。
你不必去推敲，難道真的會有如此多的謀殺案件？因為這是與現實無關的，你早已經卸下現實批判的武器，身心輕松，隻等着聽故事。可是，事後要細究起來，卻發現故事中的人，分明又是生活中的面目，情節也是根據日常的情理，是你我他全能了解的。
反倒是那企圖超出共識的現實，比如少數幾部間諜故事，震驚的效果比較減弱。是以說，這些令人着迷的故事，其實是囿于現實，在生活的範圍内索取材料。
也是以，要是檢點阿加莎·克裡斯蒂的故事，你又會發現，故事的要素很簡單，不外是争奪遺産、欺瞞曆史、謀騙錢财、恩仇相報。然後再派生出敲詐，滅口，掩藏。人物呢，又總是一個家族、一間寄宿舍、一艘遊輪，或者一列客車，甚至隻是一個晚會和一餐宴席。
這多少也能看出女性寫作者較為狹小的社會以及居家的性格。就是這些簡要的因素，卻組織出這許多故事。這又使我想到女性的另一項技能，就是編織的技能——竹針，毛線球，編織法，竟可以生發出無窮無盡的花樣。
那鄉下老太婆馬普爾小姐，從不離手的毛線活兒，大約也是阿加莎·克裡斯蒂手裡的活兒。這還像一種小孩子的挑繃的遊戲，将一根棉線對頭打個結，雙手撐開，挑出一個花樣，再由對方挑過去，形成第二個花樣，兩個人挑過去，挑過來。
倘若是聰明的小孩，可挑出無數種圖案，而要是笨小孩，沒幾個回合就挑成一團亂麻。阿加莎·克裡斯蒂就是那個頂聰明的挑繃能手。她用有數的條件，結構出大量的謀殺，線索錯綜複雜，就像編織活兒和挑繃上美妙的經緯組織。
這些線條和結構，都是以日常生活作材料，這種材料的具體性，覆寫了抽象的結構圖案，給予了可以了解并且引起同情的現實面貌；同時，内裡結構的抽象性，又将它們從現實中劃分出來，獨立為另一種生活。
《古墓之謎》新星出版社
阿加莎·克裡斯蒂的小說，很像是一種成人的童話，我想，孩子們是以能被童話吸引，是因為他們有足夠的想象力，相信那些精靈是真實存在的。而成人在閱曆中儲備起的知識和認識，占去想象的空間，排除了信賴的條件，于是，精靈退出成人世界。可是，就像一種進化不完全的後遺症，成人依然保留有對不尋常事件的好奇心。
現在，阿加莎·克裡斯蒂用成人世界裡認可的人和事，講述一樁接一樁的離奇故事——沒有比一樁殺人案更令人興奮的了。離奇故事裡的每一個細節，她都負責給予讓我們信服的解釋，就像《古墓之謎》裡，波洛所說，“完美的答案必須要把一切事情都解釋得清清楚楚”。阿加莎·克裡斯蒂就能夠将一切事情解釋得清清楚楚。
而且，她不是求精辟，而是務實際，就像方才說過的，倘若阿加莎·克裡斯蒂要講述一個超出常理的故事，比如間諜類的，《暗藏殺機》《幫派》《桑蘇西來客》等，無論是罪行也好，偵破也好，所根據的理由就都懸了，顯見得不是她的強項。
我覺得，馬普爾小姐的案件最展現阿加莎·克裡斯蒂故事的性質，那就是她在《平靜小鎮裡的罪惡》中說的：“一年到頭住在鄉下，人能看到各種各樣的人性”。阿加莎·克裡斯蒂編織故事的線索，究其底就是“各種各樣的人性”，而且就是“一年到頭住在鄉下”所能看到的人性。因為，馬普爾小姐堅信一條：“人性都是相通的”。
以此可見，阿加莎·克裡斯蒂筆下的犯罪，都是出于通常的人性，絕不會有現代犯罪的畸形心理。比如像英國當代推理小說女作家，露絲·藍黛兒所寫《看不見的惡魔》（台北新雨出版社），那個老罪犯，專門在黑暗的狹長的街道上，襲擊金發碧眼的年輕女郎，當他在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地下室發現一具同類形象的模特兒之後，便将襲擊沖動轉向這個橡皮人，因地下室亦有着黑暗、狹長的空間，能夠讓他在漸漸逼近對象時，積蓄起興奮感。不幸的是，這具橡皮模特兒被小孩子在遊戲中燒毀，于是，地面上就又開始發生一連串的謀殺案。
在此，謀殺便成為一種奇異的癖好，說是謀殺犯，其實倒更像是一個病人。阿加莎·克裡斯蒂的謀殺則有着正常的理由，懸念的設定和解答都不超出普遍人性的範圍，而且一定解答透徹，也就是“解釋得清清楚楚”。在《藏書室女屍之謎》中，馬普爾小姐說過一句：“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比較懂得人性”，那是老派人的人性觀念，是經驗主義的，可是很管用。
比如《命案目睹記》，馬普爾小姐說：“我的一大優勢是了解埃爾斯佩思·麥克利卡迪太太……”埃爾斯佩思·麥克利卡迪太太不是一個富于幻想的人，是以，她說她看見了一樁謀殺案，那可能真的是發生了謀殺案。
比如，《藏書室女屍之謎》，班特裡上校古色古香的書房裡，躺着一具打扮花哨的女屍，形成一幅“不真實”的畫面，而馬普爾小姐看着女屍良久，輕聲說：“她很年輕”，她注意的是那種個人性質的因素；在《寓所迷案》裡，她世故地指出：“現實生活中，明顯的就是真實的”；《遲來的報複》裡，她又一次說：“犯罪的總是最明顯的人”；而在《懸崖山莊奇案》裡，尼克·巴克利小姐一次一次遭暗算，又一次一次化險為夷，最後卻是她的表妹馬吉·巴克利小姐被謀殺，大偵探波洛動用了好些“灰色細胞”，才總算明白這一個簡樸的真理：“我看到實際上隻發生了一件事，那就是馬吉·巴克利被殺害了”！是以，不要小瞧了馬普爾小姐的認識論，看起來，老是老了些，可并沒有減弱說服力。
《藏書室女屍之謎》新星出版社
如果說，馬普爾小姐包含了阿加莎·克裡斯蒂對個别人事的了解，那麼波洛則表現出阿加莎·克裡斯蒂對事物的整體概念，他标出了阿加莎·克裡斯蒂的智力水準。
波洛不像馬普爾小姐，是從具體性入手，而是從抽象着眼。他認為任何事物都有着相對于内部性質的外部形式，外部的變形，往往可能意味着内容的轉化。中篇小說《死者的鏡子》裡，引他注意的是，自殺人的姿勢多麼“不舒服”，那麼就是說，死者可能應和着另一種性質的死亡。
波洛特别講究事物的排序，排序完成，真相就顯現了。《尼羅河上的慘案》裡，他說：“我們知道的很多，可是邏輯上沒有連貫”，這就是說，排序出不來。在此，阿加莎·克裡斯蒂展現出邏輯性極強的頭腦，就像原始人陶罐上的雷電紋、魚形紋，意味着有能力将具體的印象歸納概括成抽象的形态，思維發生了本質性的進步。
是以，在阿加莎·克裡斯蒂小說裡，生動的人性情節底下，其實網絡着一個圖案形式，這個圖案有序的變化，将具體的人性材料演變成種種形式。波洛喜歡将自己的推理形容為“拼圖遊戲”，在《陽光下的罪惡》裡面，他向正玩着拼圖遊戲的加德納夫人描繪他的勞動：“您得把所有的碎片拼接在一起。最後的成品像鑲嵌畫一樣包含有多種顔色和圖案，每一塊奇形怪狀的碎片都必須被放入它自己的位置上。”
有時候，會發生假象，就是說，有一塊“按顔色本該屬于毛毯的一部分，結果卻被用來構成一隻黑貓的尾巴”。事情常常是這樣，波洛手裡握着一塊碎片，看起來似乎和整個事件并不相幹，可就是這塊碎片，“放入它自己的位置上”，真相就顯現了。
比如，《清潔女工之死》裡邊，首先引起波洛注意的是，從來不寫信的老婦人麥金蒂太太去買了一瓶墨水；《牌中牌》裡，橋牌局中，羅伯茨醫生莫名其妙地叫了“大滿貫”；《啞證人》則是，小狗鮑勃一夜在外，它的玩具球卻在樓梯上……
這塊碎片，從事實上脫落，最終又回進事實，“終于各就各位”，複原了事實的全貌，依然是具象的生活。就好比一個關于拼圖的小故事，小男孩拼一幅世界地圖的拼圖，他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拼成，卻原來，他是反過來拼的，反面是父親的照片。我想用這個故事證明的是，在邏輯形式的外部，還是表情活躍的人性面目。
在馬普爾小姐主持的案件中，其實也隐匿着一個形式，不過她的形式更具有生活的狀态，比如說“歌謠”——《黑麥傳奇》中，馬普爾小姐意識到這樁案子中藏着一個模式，就是那支歌謠：“唱個歌兒叫六便士，一口袋黑麥，二十四隻黑畫眉烘在一個餡餅裡，餡餅一切開，鳥兒便歌唱，多美麗的一道佳肴獻給國王嘗！國王在賬房數金币，王後在客廳吃面包塗蜂蜜，女仆在花園裡晾衣，一隻小鳥飛來，叼走了她的鼻。”這就是馬普爾小姐所破譯的犯罪模式，比較波洛的更有人的性格。
《赫爾克裡的豐功偉績》是一部故事集，共有十二個故事，可明顯看出阿加莎·克裡斯蒂的形式感。赫爾克裡·波洛和萬靈學院院士伯頓博士聊天，聊到名字的話題，伯頓博士的意思是給小孩子起名要當心，因為常常事與願違，他認識一個以女神戴安娜名字命名的孩子，小小年紀體重已經達到二百四十磅。
波洛的名字“赫爾克裡”與希臘神話中的大力神同名，大力神是主神宙斯的孩子，以十二項豐功偉績聞名。波洛要糾正伯頓博士的成見，為自己正名，決定挑選十二樁精品案件，每一樁都必須對應大力神的豐功偉績。于是，就有了《涅墨亞獅子》《勒爾那九頭蛇》《阿卡狄亞牝鹿》《厄律曼托斯野豬》等一共十二個故事，每一個故事都有着相應的模式。
比如《赫思珀裡得斯的金蘋果》，在希臘神話中，是關于赫爾克裡與背負蒼天的阿特拉斯的一場鬥争。赫爾克裡接過阿特拉斯背上的蒼天，讓阿特拉斯去偷金蘋果，阿特拉斯偷來金蘋果後，卻不願再接回沉重的蒼天，赫爾克裡便施計讓阿特拉斯重新負上蒼天，自己拾起了金蘋果。阿加莎·克裡斯蒂将金蘋果換成了金杯，這金杯除去有顯赫的曆史而外，本身也十分精緻，上面雕了一棵蘋果樹，挂了綠寶石的蘋果，在它從一名侯爵手中轉向金融巨子的當口，被國際盜竊團夥擄走，最終，它當然被波洛找到了。
《陽光下的罪惡》新星出版社
阿加莎·克裡斯蒂的探案小說，在嚴格的抽象形式和生動的具體情景之上，又籠罩着一層神秘的氣氛——《神秘的别墅》裡，新婚的格溫達·裡德要為他們的小家覓一處住宅，當她看見那一幢維多利亞式小别墅的時候，忽就認準這是她所要的房子，一切都令她熟悉和親切，甚至是她可以想象的，這一點很快被可怕地證明了。她想象卧室裡有一個壁櫥，果然就有一個；她想象壁櫥裡應該是小罂粟花和矢車菊的糊牆紙，果真就是小罂粟花和矢車菊的糊牆紙……
再有，《命運之門》，托馬斯·貝雷斯福特太太整理新居，在舊房主留下的藏書上發現有蓄意劃下的字母，拼起來是一個完整的句子：“瑪麗·喬丹并非自然死亡。兇手是我們中的一個，我想我知道是誰。”——這幾乎有一些《呼嘯山莊》的意思了。
還比如，《斯塔福特疑案》，玩靈桌遊戲，召來名叫“艾達”的精靈，帶來口信，特裡維廉上校被謀殺，事實果然是，特裡維廉上校被謀殺。這裡透露出一股來自哥特小說的驚悚空氣，決不會演變成《呼嘯山莊》那樣痛楚傷人的悲劇，而是正好到激起興奮為限，表現出女性仁慈的性情。阿加莎·克裡斯蒂也有着大多數女性都有的喜好，就是對神秘事物心向往之。
這大約來自于一種女性祖先的遺傳，在足不出戶的生活裡，生出對世界又好奇又恐懼的幻想。那鬼魂與精靈大多活動在封閉的室内，帶着家族的徽印和訓誡，試圖對種種現象作出道德說教。
《死亡之犬》中的十二個短篇小說，多是靈異故事。《馬普爾小姐探案》這一本短篇集裡，也有兩篇靈異故事，其中一篇名叫《裁縫的洋娃娃》，不僅是神奇，而且非常動人。那一個洋娃娃，誰也不記得它是幾時，又是如何來到了倫敦艾麗西亞·庫姆小姐的裁縫鋪子裡，她躺在天鵝絨的椅子上，和房間裡的家具擺設格調比對，加上它那副懶散的态度，“看上去好像她才是這兒的主人”，裁縫鋪子裡的女人們感到了不自在。又是不知道怎麼開始的，它坐在了試衣間的書桌前，好像在寫信。女人們都被它亂了心思，記性變得很差，總是找不到東西，也集中不了精神工作，清潔女工不願意來打掃衛生，因為感到氣氛古怪不祥。最後，它終于惹火了艾麗西亞·庫姆小姐，她将它從視窗扔出去，扔到了馬路上，被一個小姑娘拾走，小姑娘抱住洋娃娃說：“我告訴你們，我愛她，而這是它想要得到的，她想被人愛。”
這一個靈異故事裡的驚悚意味被處理得相當微妙，順便說一句，洋娃娃也是靈異小說裡的重要道具之一，在此，它卻一反以往，從邪惡中脫身，走入一個抒情的結局。
《馬普爾小姐探案》中的另一篇靈異故事《神秘的鏡子》，氣氛要陰森一些，驚悚的效果更強烈，情節亦要複雜。它以第一人稱方式叙述，“我”宿在朋友家的客房，從鏡子裡窺見身後牆上洞開一扇門，門裡正上演恐怖的一幕——朋友的美麗的妹妹西爾維亞，被一個男人扼住喉嚨，男人左臉上有一道疤痕，使他看起來十分兇惡。“我”将這一幻象告訴了西爾維亞，于是，西爾維亞解除了婚約，因為她的未婚夫和鏡子裡的男人一樣，左臉上有一道疤痕。後來，西爾維亞和“我”結了婚，可“我”其實是一個心胸狹隘的人，有一次，嫉妒心大發作，扼住了西爾維亞的脖子，就在這時，“我”從鏡子裡看見了多年前那個幻象，那個左臉有傷疤的男人正是“我”，因鏡子反射的緣故，左臉上的傷疤實是在右臉，而“我”在戰争中右臉被子彈劃傷了。
這個恐怖故事的結局是，“我”震驚地松開手，認識到心中的“惡魔”，從此與妻子相諧相伴，永不相疑。神秘的預言最終成為道德的警示，及時挽回事态，使善心得到發揚。這大約也是維多利亞時代女性的教養，對邪惡有天然的忌諱，不忍看人難堪，尤其是體面的人，于是，尖銳的沖突便在她們的慈悲心腸下化險為夷。
《馬普爾小姐探案全集》新星出版社
阿加莎·克裡斯蒂的小說，在經曆了殘酷的謀殺和慎思嚴行的偵破之後，總是将結局引向大團圓，用馬普爾小姐在《平靜小鎮裡的罪惡》裡說的話，就是——“一切都以最好的方式有了結局”。兇手多半是天性卑鄙，犯罪是他們必然所為，受罰則天經地義，比如《古墓之謎》裡，陰險的利德勒博士；《ABC謀殺案》裡的富蘭克林·克拉克先生；《雲中奇案》的牙醫諾曼·蓋爾。或者就是微賤的人物，有他們沒他們，世界都不會受影響，比如《H莊園裡的一次午餐》裡的罪犯霍普金斯護士；《葬禮之後》的女伴吉爾克裡斯特小姐；《牌中牌》裡的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她雖然不是本起謀殺案的罪犯，但卻是個隐蔽的累犯，波洛曾經略施小計，對她進行測試，這個測試很有些安徒生《豌豆公主》的意思，就是讓她幫助在進階絲襪裡挑選幾品送人，等她挑定，桌上的絲襪便少了兩雙——這合乎她的女伴出身，當然還有個人品行的緣故，是以就可以放心地讓她犯罪了。
“女伴”，在阿加莎·克裡斯蒂生活的時代裡，真是屬于一個較低的階層，《葬禮之後》裡，女伴吉爾克裡斯特小姐，為實作開一爿小茶館的夙願殺了人，人們甚至不惜殘酷地尋吉爾克裡斯特小姐開心，說她在監獄裡已經精神錯亂，正興奮地籌劃開茶館，這一爿茶館的名字叫“紫丁香叢”。而那些令人扼腕的罪犯，出身于好人家，有好身份，有着可以了解的犯罪原委，特别是女性，這樣的故事往往是哀婉的，阿加莎·克裡斯蒂總是讓他們服用藥物自殺，既可免于受審的羞辱，又懷有着一種自贖的姿态。例如《空幻之屋》裡溫良的妻子格爾達，愛她丈夫愛到膜拜；例如《啞證人》裡，為讓她的寶貝孩子過上好日子的母親，塔尼奧斯夫人；比如，《懸崖山莊奇案》的企圖謀取表妹财産以拯救家業的尼克·巴克利小姐；或者像《遲來的報複》，不幸的女明星瑪麗娜·格雷格，是被愛她的拉德先生安排無痛苦地進入睡鄉，長眠不醒；《羅傑·艾克羅伊德謀殺案》，詹姆斯醫生寫完他的犯罪自述，準備服安眠藥了，他最後寫道：“安眠藥？這是一種富有詩意的公正的處罰”；再有，《古宅迷蹤》，弗利亞特太太庇護兒子的謀殺計劃，為了奪回失去的納塞莊園，那兒子從來是個壞料，沒什麼可說的，母親卻依然是這個光榮的古老家族的女兒，面對前來控罪的波洛，她沉着地說：“謝謝你親自到這裡來把這個情況告訴我。現在你就要離去了吧？有些事情，一個人是不得不獨自前去承擔的……”雖然沒有明示何種懲罰，至少是讓弗利亞特太太保持了尊嚴。
至于那些無辜受驚受磨難的人，阿加莎·克裡斯蒂一定要給予補償，這補償基本是好婚姻和好出身，比如《雲中奇案》中，純真的格雷小姐，經由波洛撮合，與前途遠大的考古學者讓·杜邦開始了交往；《怪鐘疑案》的希拉小姐，最終證明了她誕生于合法婚姻，父母都是可尊敬的國家政要部門人員，自己也與高層特工科林先生締結良緣。
這裡确有一些偏見，但還有着對人生的現實态度，就像《簡·愛》，簡·愛最後得了一份小小的遺産，然後再去和羅契斯特相守，即便是兩心相傾的愛情，還是需要有盡可能相等的條件，才可保證完美。
顯然，那時代的人不喜歡過分的偏離正常，什麼都要恰如其分，總之，不能太離譜了。這在《H莊園裡的一次午餐》中可以見得，H莊園的老仆人傑勒德的養女瑪麗，深得女主人韋爾曼太太的照料，原來她是韋爾曼太太的私生女，波洛揣測道：“毫無疑問，她要适當地關照瑪麗·傑勒德，可是不會把所有的家産全留給瑪麗。她希望自己的私生女最好還是生活在上流社會圈子之外。”這種保守主義并不負責進行社會批判，但它誠實的表達，使這些故事都有了一種溫文爾雅的态度。
本文節選自
《王安憶自選集》
作者: 王安憶
出版社: 天地出版社
出版年: 201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