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幼章1975重返位于樂山城的白塔街故居
徐杉 文/圖
文幼章，1898年出生在嘉定城區白塔街，這便開始了他與子女們在嘉定特殊的緣分與情感。
文幼章在樂山、成都、仁壽、重慶度過愉快的童年，1910年随父母回國度假，不料假期結束時小妹妹病重，全家隻好暫時留在加拿大。不久，文幼章的父親文煥章被教會任命為海外傳教部總幹事，這也決定了他不能再傳回中國。于是全家定居多倫多。
文煥章薪金不高，為了貼補家用，辍學到一個兵工廠打工。每天工作12個小時，勞動強度非常大，累得筋疲力盡，這讓他感到自己隻是機器上的一個齒輪。後來，他組織大家與工頭談判，想減少工作時間，或者增加勞動待遇。不料事後被人偷襲，打掉一顆門牙。這是他關于“資産階級”與“無産階級”鬥争最初的切身感受。
文幼章精力過人，招人喜歡、令人煩惱、叛逆大膽、受人争議的性格在青少年時期就顯露出來。以緻後來有“中國人民的友好使者”、“加拿大頭号公敵”截然不同的稱謂。
抛棄舊愛
文幼章惹惱父親
文幼章與妻子的結婚照
18歲的文幼章參軍一年後被派到法國服役，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戰争的恐怖血腥以及粗暴的軍營生活，徹底打破了他對軍人生活的幻想。也動搖了他對大英帝國自我标榜仁愛與正義的信任。他思想上有許多疑惑和渴求，戰争結束後，他進入維多利亞大學學習，希望像父親一樣做一名牧師，回到童年生活過的中國傳播愛的精神。
這時，一個女子的出現促成了他願望。她叫瑪麗，比文幼章大兩歲，其父查爾斯·奧斯丁是個富裕的實業家，擁有肯特郡最大的百貨店，1910年當選過查塔姆市的市長。他家是當地的社交中心。瑪麗身邊有不少青年才俊追求者，但她一直想去海外傳教開闊視野，尤其鐘情于東方的中國、日本、印度。當她參加北美國外傳教士會議與文幼章相遇時，彼此傾心。
可是，他們相愛遭到親戚朋友的極力反對。原因是文幼章在大學期間與一個叫尼娜女子相愛，尼娜為此不惜毀掉原來的婚約準備嫁給文幼章。
對于文幼章這種難堪的“背叛”，父親甚至憤怒地咆哮：“你專門給家裡找麻煩！這種事如果有了五六次，就會有人請你吃顆子彈……”
瑪麗的父親卻意外支援這樁婚姻，他對這個貧困沒有地位的年輕牧師頗有好感。而文煥章在得知兒子準備結婚後去中國時也改變了态度。
一番波折後，文幼章于1925年6月與瑪麗結婚。婚後不久，他們就踏上去中國的行程，文幼章為妻子取了個中國韻味十足的名字——月華，意思是“月亮的光輝”，并按中國習慣在名前加了自己的姓，叫文月華。
洋人幽默
搬運工被四川話逗樂
樂山市人民政府為文幼章舉行的骨灰安放儀式
相傳文幼章乘船從上海到重慶還沒有上岸，幾個年輕男子就在碼頭上高喊“打倒洋人！”并舉起木棒恐吓，不許他們上岸。
文幼章并不慌張，扯起嗓子說：“發啥子瘋哦，瘋兒逗！（方言：意思是有點神經兮兮的）”
在碼頭攬生意的搬運工，見一個外國人講如此道地的四川方言，頓時樂了，模仿文幼章的口吻，對碼頭上幾個年輕人吆喝道：“發啥子瘋哦，瘋兒洞——”
碼頭上來往的人都笑起來，文幼章又調侃道：“養不教，父之過。”這下那些搬運工更開心了，也跟着大聲說“養不教，父之過。”碼頭上幾個年輕人忍不住笑起來，敵意在笑聲中消除。
幾個搬運工走近文幼章問：“老闆，你中國話咋說得那麼好？！你要去哪裡？我們隻收半價。”
“那咋要得？工錢一分不少，我再給你們一點茶水錢。”文幼章就是這樣，常常一口流利随和的四川話，以及親和力，使與他交往的各界要人，甚至販夫走卒倍感親切。
其實，這些關于文幼章語言天賦的傳說有時間順序上的差異。不過在重慶期間，文幼章确實在中文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甚至請了一位不會英文的家庭中文教師，強迫自己盡快恢複兒時的中文。
就像一粒種子遇到陽光雨露，文幼章的語言才華迅速展現出來，正如郭沫若對他的評價，“文幼章是能把中文講得與中國人毫無二緻僅有的幾個外國人之一。”
瑪麗的父親擔心女兒在中國受苦，傾其所能置辦了30多個箱包生活用品，其中包括三間卧室的全套家具，一間餐室的全套裝置，還有一台海茵茨曼的大鋼琴等。僅運費，就預支了文幼章半年的薪水。這位嶽父以後在文幼章傳回加拿大落難受窮的日子裡，依然全力幫助女婿一家。
編撰課本
成重慶大學英文系教材
在中國生活日久，随着對中國的了解，文幼章對中國的同情越多。可是這與他職業相沖突，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他對大英帝國産生了懷疑，而現實中加拿大又離不開英國的保護，他陷入了難以解脫的煩惱。
還沒有容他多想，1926年，“萬縣事件”引發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對帝國主義遊行示威，大約有7000名傳教士不得不逃離中國内陸。文幼章夫婦也在其中。
事後得知，堅持留在成都的僅有5人，其中一個是建築工程師蘇繼賢，另一個是丁克生博士。
逃離中國的傳教士，大部分選擇回國，再也沒有傳回中國。而文幼章夫婦流亡上海一年多的時間裡，目睹了一系列悲劇，“我在多倫多大學學過曆史和哲學，可是在我眼皮下發生的中國革命，我并不能了解，既不明白它發生的原因，也不知道如何評價它的曆史意義……”
文幼章思來想去，最終決定讓妻子先帶剛出生的二兒子文忠志回加拿大，自己獨自傳回四川。以後的衆多授課與演講，給他極大的刺激與震撼，中國共産黨幫助窮人的願望在他心中引起共鳴，促使他後來轉向幫助和支援中國共産黨。
有語言天賦的文幼章對中國的另一個貢獻是改革英語教學，他編撰的“英語直接教學法”課本，不但被重慶大學英文系采用，還大量出版。他與邁克爾·威斯特合編的《新法英語詞典》，從出版到1976年共計印刷了40餘次，達數百萬冊。
也正是通過英語教學，文幼章結識了許多中國官員，越來越多地走進中國政治舞台。
攻擊恐吓
使他堅定支援中國共産黨
1939年9月，日本侵略軍的飛機轟炸泸州，傷亡慘重，文幼章立刻組織了一隻10人組成醫療隊前往，忘我地進行救死扶傷。并用自己募集到的1000元錢，設立臨時施粥處，每天上午、下午向難民施粥。
同時，他還多次到一、二、三重傷醫院視察，慰問。事後，有人在回憶錄中寫道：文先生的中國話講得清晰流暢，帶樂山地方口音。
1940年，文幼章曾出任蔣介石的政治顧問，但後來感到國民黨腐敗便毅然辭去。在他看來，同情憐憫窮人的基督教應當站在共産黨的一邊，這使他與教會的關系越來越緊張。他甚至在公開場合演講，支援中國共産黨。
為此，他受到驅逐出境的恐吓，并被攻擊為“英國叛徒”、”蘇聯間諜”等。文幼章還受到教會内部一些人的指責，認為基督徒應該傳播社會福音，而不應主動參與政治活動。
1947年，文幼章遞交了辭呈離開成都，他隻收拾了一箱子妻子珍視物品，這是20年前嶽父一船嫁妝最後的剩餘物。
就在文幼章順江而下去上海的途中，在南京，他見到了周恩來、董必武、李先念等人。這次會面讓文幼決定留在上海，并創辦了英文刊物《上海新聞通訊報》，面向西方發行，宣傳中國共産黨的上司，反對國民黨政府的獨裁和腐敗行徑。
多年後，時任外交部長的喬冠華說到這份報紙時贊譽有加，“它對我們有極大的價值……它讓我們和許多有影響的機構取得了聯系，并争取了許多新的外國朋友……在這場鬥争中，文幼章是我們的戰友。”
生前遺囑
部分骨灰抛灑到大渡河
當内戰一觸即發時，出于安全考慮，中國共産黨以及國民黨内部的朋友都勸文幼章夫婦盡快離開中國。1947年6月19日，他們離開了深深眷戀、生活了22年的中國，這一天正好是他們的結婚紀念日，他們悲喜交集。
回到故鄉，文幼章依舊緻力于世界和平友好事業，并預言中國共産黨才是中國的真正未來，結果冒犯了當時的加拿大政府，受到了聯合教會的非難，被扣上“頭号公敵”的帽子，他隻好辭去教會成員一職。
直到1982年，加拿大聯合教會第29屆理事大會正式就該教會給予文幼章的傷害緻歉，并表彰了他為世界和平和正義事業所做的偉大貢獻和不屈不撓的英勇行為。
為紀念文幼章先生立下的不朽功勳，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在1965年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稱号，這是中國政府給予外國朋友的最高榮譽。
1983年，文幼章84歲時最後一次訪華，前往成都、樂山、峨眉、重慶等地參觀，他說：“我愛我的第二故鄉中國！我由衷地為她的發展進步感到高興。”
1993年11月27日，95歲的文幼章在加拿大去世，家人按照他生前的遺囑，将他的部分骨灰帶到樂山并抛灑到大渡河。樂山市人民政府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并派人陪伴其親屬泛舟大渡河，實作文幼章傳回故鄉的願望。
關心故居
願意捐贈文幼章遺物手稿
文忠志是文幼章的第二個兒子，也是他四個子女中最忠實的精神傳承人。
“萬縣事件”後，文幼章夫妻一路驚心動魄逃到上海，1928年在上海生下了文忠志。
也許是動蕩年代留下的痕迹，也許是文家的遺傳，如今87歲的文忠志依然保持犀利善辯的說話風格。在對他的采訪中，時時能感受他對中國的激情。他的家裡儲存了許多關于中國的中英文書籍，中式家具、甚至1960年代的招貼畫等。他的聚焦點和熱情與父親一樣，都是中國。
除此之外，他還特别喜歡毛澤東，每每有親戚或朋友到成都，他總是讓他們到天府廣場，為他拍攝各個角度的毛澤東塑像。有時還會忽然問中國朋友：你讀過毛主席的書嗎？
一次，他到四川也這樣問一位同行陪伴的政府人士，該人士随口搪塞說自己讀過。哪知老人窮追不放，問他讀過哪一篇？并請背誦一段。該人士被逼到牆角，隻得老實回答自己的父親曾天天讀，自己因為沒有生在那個年代所知甚少。
我對他的采訪結束後，被他問得最多的是樂山城區白塔街的文幼章故居保護問題。
他告訴我，在加拿大溫哥華的國家檔案館裡有29卷關于父親的資料，而在多倫多元多利亞大學、聯合教會檔案館等，也儲存大量與父親相關的文獻。如果樂山文幼章故居修繕并對外開放，或者開設文幼章紀念館，他願意把相關資料捐贈給樂山，甚至包括文幼章遺物、手稿等。
我們由故居談到曾經的白塔，以及“白塔魔咒”。他幽默地告訴我，盡管祖父、父親在白塔的陰影下依然生了兒子，而他卻不幸被“白塔魔咒”言中，四個孩子都是女兒。陪坐在文忠志身邊的長女瑪麗聞言，忍不住哈哈大笑。
瑪麗已被父親指定為自己著作的繼承人，我們談話時，她一直在一旁記錄，并不時拿出與樂山相關的照片、書籍和信件。
瑪麗的丈夫是當地木工工會一名律師，高大帥氣，講起話來一闆一眼，有時還帶一點火藥味，頗有點像電影裡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聚會上演講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