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封可涵曆史檔案</h1>
1927年3月，14歲的學生秘密加入中國共産黨。
1934年，在劉志丹的指導下組建赤衛隊，擔任陝北清澗縣蛇溝鄉蘇維埃政府主席。
1946年3月，從延安出發北上抵達熱河後，出任林西縣縣長。
1950年2月，鞍鋼運輸部黨委成立，出任首任黨委書記。
1939年，封可涵和夫人路志珍在延安合影。
已接近中午，陝西安塞縣（後劃入子長縣）王家灣區委幹部會議正在進行中。這時，毛澤東到達會場，趕來看望開會的同志們，大家非常振奮。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與陝北紅軍會合後，時任安塞縣王家灣區委書記封可涵，除組織各村給紅軍送糧食、油鹽外，還先後動員了100多名青壯年報名參加了紅軍。他的出色工作，引起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重視。
“飯還沒得吃，講啥子喲？”區委書記封可涵請毛澤東講話，毛澤東幽默地說，一句帶有濃重湖南口音的話，頓時引來了大家的一片笑聲。與大家一同吃過午飯後，封可涵再次請毛澤東講話，毛澤東又風趣地說：“吃得飯了，還講啥子喲！”
毛澤東簡單的話語，使到會的幹部們明白了一個簡明而又深刻的道理：幹革命就是要解決吃飯問題。正是為了讓到會的同志們和全中國的老百姓都有飯吃，毛澤東等中央上司率領紅軍爬雪山、過草地，一路吃樹皮草根，來到了陝北幹革命。封可涵暗暗地下定了決心：一輩子跟着黨中央、毛澤東幹革命，讓天下人都過上好日子。
1947年冬，時任熱遼專署副專員的封可涵。
1913年2月2日，封可涵出生在陝北清澗縣（後改為子洲縣）何家集封家坪村。這裡是一個偏僻的小山村，由于氣候幹旱，周圍的山都是光秃秃的，看不見綠樹。全村幾十戶人家，祖祖輩輩都在這貧瘠的黃土塬上辛勤耕作，卻無法改變缺吃少穿的貧困狀況。封可涵的全家有9口人，擠在一間又黑又破的窯洞裡。他是家裡男孩子中的老大，上有2個姐姐，下有4個弟弟，長到了十幾歲，兄弟幾個從來沒有穿過襯衣、背心。
家庭生活的困窘，促使他立志求學。9歲時，他終于得以在本村的私塾讀書，1926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老君殿鎮黑泉溝第四高國小校。就在他入校的那一年，一批共産黨員出現在這所學校，建立了黨支部，從校長到教師幾乎都是共産黨人。教師們在課堂上公開傳播新思想，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講授曆史地理的馬瑞章老師。馬老師說：“中國有個共産黨，是為老百姓除害的，反對人欺負人，反對世界上的一切不平等、不公平現象。”封可涵被這些新思想吸引住了，積極自覺地投入到黨組織上司的革命活動中，多次被學校派到鄉下，發動農戶抗稅，與反動民團展開鬥争。
1927年3月的一天傍晚，在學校的一個僻靜之處，馬瑞章老師找他鄭重地談話。“在中國，有一個為老百姓辦事的團體，你知道是什麼組織嗎？”馬老師提問，封可涵馬上作答：“是中國共産黨。因為共産黨替窮人說話，支援窮人反對豪紳、衙役和民團的壓迫。”“你想不想參加中國共産黨？”馬老師再問，封可涵堅定地回答：“我想參加！”“明天早晨，天亮之前，你一個人到三官廟去，那裡有人等你。”馬老師放低了聲音叮囑道。
天還黑着，踏着夜路，他來到了那座荒廢的空廟，寒冷的北風把破廟門吹得來回吱吱作響，廟裡的黑暗處好像還有什麼東西在飄來飄去。他提心吊膽地走了進去，影影忽忽見裡面有人，定睛一看，正在廟裡等他的人是馬老師。“要參加黨組織必須遵守兩個條件。”馬老師非常嚴肅地說：“第一條要絕對保密，不能跟父母妻子或任何人講；第二條要聽從黨的指揮，流血犧牲也不後退。你能不能做到？”“我一定做到聽黨的話，保守黨的秘密。”封可涵堅定地表示。過了幾天，在花寺灣村召開的秘密黨小組會議上，14歲的封可涵被接收為中國共産黨的正式黨員。
1927年秋，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大屠殺後，根據上級訓示，封可涵等學生黨員以報考米脂縣第二中學為名，參與組建陝西米脂縣“學生軍”。但是，錄取通知書剛下來，還沒等到校，陝西軍閥已下令将太“赤化”的米脂二中封閉。按照黨組織決定，他傳回家鄉開展農民運動，把蛇溝黨支部工作做得有聲有色。1934年，封可涵第一次見到了陝北革命根據地創始人劉志丹。在劉志丹的直接幫助與指導下，他組建起一支赤衛隊，擔任蛇溝鄉蘇維埃政府主席、黨支部書記，從此與國民黨反動派展開了遊擊戰。當時，鬥争的形勢非常嚴峻，與他一起投身革命的隊員中，有些人開始産生了動搖，互相串聯，準備搭伴回農村種田。被封可涵發現後，那天他手拿一柄大刀片，把他們堵在回家的路上，怒氣沖沖地說：“你們誰想往家跑，先得問這刀讓不讓你們走！”後來，那些想回家種田的夥伴，在他勸阻與說服下都留了下來，一直幹革命。1935年秋，封可涵被任命為安塞縣王家灣區委組織部長，不久擔任區委書記。
1948年12月28日，時任遼西省法院院長封可涵（後排左三）和夫人路志珍（後排左二）及警衛員與房東全家合影。
一次，他們正在王家灣召開區委會議，由于叛徒出賣，國民黨派出一個炮兵營包圍了村莊。情況十分危急，他立即決定疏散。待大家都爬過了院牆，他最後一個準備翻牆撤退時，敵人已經沖進了院子裡，用槍上的刺刀紮他。他靈活地躲過刺刀，翻過院牆，滾到村外的河水中。當時，封可涵不會遊泳，但為了不落入敵人手中當俘虜，竟奇迹般地遊過了河。
1936年5月，封可涵被調到延安縣任縣委組織部長；1937年2月又被派往中共陝北省委任巡視員。抗日戰争爆發後，他被選送到中央黨校學習；1938年10月從中央黨校結業後，他先後在西北局任巡視員、在西北局黨校任幹部科副科長。
1943年11月，隸屬于中央軍委的八路軍幹部子弟學校需要一位新校長，時任中組部副部長李富春找到西北局，提議由封可涵出任校長，毛澤東對這位當年的區委書記印象很好，這項提議很快獲得了通過。八路軍幹部子弟學校是一所專門安排烈士子弟和正在抗日前線作戰的一些幹部的子弟就讀的學校，如劉志丹的女兒劉麗珍、方志敏的兒子方英、宣俠父的女兒宣平、項英的女兒項蘇雲、李維漢的兒子李鐵映，還有歐陽山、草明的女兒歐陽代娜等，當時都在這所學校學習。出任校長後，他在學校的周會上強調：“我們學校一至五年級，有200多名同學，雖然你們父母有功勞，但是你們沒有特權，任何人不能搞特殊，所有同學都必須努力學習，積極參加勞動，做一個普通勞動者。”
當時，學校的校址在距離延安大約有15華裡的鄧家溝，師生都住在窯洞裡，每逢星期一、三、五課餘勞動時間，他都親自拿着掃帚到學生住的窯洞，和同學們一起打掃衛生。春秋季節，他還經常帶領同學們到距離學校大約有五六華裡的菜園子勞動，讓他們親手翻地、播種、澆地、鋤草和收割；給各班同學分工，負責割草做飼料來養豬、養羊；教他們推磨，用自己種的豆子磨出豆漿、做出豆腐；組織女同學紡線、織毛衣，學習做鞋。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中央軍委決定調在南泥灣軍墾的王震的359旅開往前線，正值收獲季節，中央号召延安各機關團體、學校到南泥灣幫助收割，封可涵也帶領全校師生參加了秋收。
抗戰勝利之初，中央組織部決定調封可涵到熱河省委工作。1945年9月6日，他由延安出發，一路跋涉，于12月初到達承德，最初被熱河省委配置設定到熱北地委工作；1946年3月，出任林西縣縣長；1947年6月，又被調到熱遼專屬任副專員；1948年底，錦州解放後，被任命為遼西省法院院長；1949年6月，調到鞍山市，出任市委組織部副部長。
1950年2月，鞍鋼運輸部黨委成立，封可涵出任首任黨委書記。當年的“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從大連機務段傳出一個消息，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第一列從司機到司爐、夥夫都由婦女組成的火車，從大連火車站駛出。由此，誕生出了新中國第一個“三八”機車組，産生出了新中國第一位女火車司機田桂英。消息傳來，引起了封可涵的極大興緻和高度關注，開始着手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努力，親自組織選拔了一批青年女工，讓她們第一次登上了電機車和蒸汽機車，培養出了以車桂珍等為代表的鞍鋼第一代女司機，在全省、全國叫響了鞍鋼的“三八号”包車組。
1951年5月，封可涵調離鞍鋼，回到市裡，先後出任市委城市工作部部長、财貿工業部部長。1979年3月，經曆10年“文革後，封可涵重新恢複了工作，調任中共遼甯省委紀律檢查委員會專職常委。
1961年8月8日，封可涵、路志珍夫婦及子女在鞍山合影。
“活着就要為黨工作，要一輩子跟黨走。”從參加革命的那一天起，他就堅定不移地實踐着終身信念，始終保持着共産黨人艱苦奮鬥、安于清貧、廉潔奉公、兩袖清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他的小女兒下鄉回城後當了一名中學教師，起初不安心，想參軍當一名女兵。憑他的資曆、憑他的關系，完全可以讓女兒心滿意足，而他沒有答應，教育女兒道：“女孩子當教師是最合适的，當教師一輩子都在學習，一輩子在教育他人的過程中不斷地提高着自己。”後來，他還親自到課堂上，聽女兒講課，聽完後才放心地說：“你是一個不錯的教師。”1990年代初，鞍山市政府的主要上司到家裡探望封可涵，隻見在他住的房間裡，放着舊木床、舊衣櫃和早已破損了的人造革罩面的三人沙發，旁邊還放着洗衣機、縫紉機和為患腦血栓的老伴買的一輛輪椅車，十分感慨地說：“沒想到封可涵同志的生活，如此清貧！”
鐘翔飛 撰文 智春山 楊偉平 史料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