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封可涵历史档案</h1>
1927年3月，14岁的学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在刘志丹的指导下组建赤卫队，担任陕北清涧县蛇沟乡苏维埃政府主席。
1946年3月，从延安出发北上抵达热河后，出任林西县县长。
1950年2月，鞍钢运输部党委成立，出任首任党委书记。
1939年，封可涵和夫人路志珍在延安合影。
已接近中午，陕西安塞县（后划入子长县）王家湾区委干部会议正在进行中。这时，毛泽东到达会场，赶来看望开会的同志们，大家非常振奋。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合后，时任安塞县王家湾区委书记封可涵，除组织各村给红军送粮食、油盐外，还先后动员了100多名青壮年报名参加了红军。他的出色工作，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
“饭还没得吃，讲啥子哟？”区委书记封可涵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幽默地说，一句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话，顿时引来了大家的一片笑声。与大家一同吃过午饭后，封可涵再次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又风趣地说：“吃得饭了，还讲啥子哟！”
毛泽东简单的话语，使到会的干部们明白了一个简明而又深刻的道理：干革命就是要解决吃饭问题。正是为了让到会的同志们和全中国的老百姓都有饭吃，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率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一路吃树皮草根，来到了陕北干革命。封可涵暗暗地下定了决心：一辈子跟着党中央、毛泽东干革命，让天下人都过上好日子。
1947年冬，时任热辽专署副专员的封可涵。
1913年2月2日，封可涵出生在陕北清涧县（后改为子洲县）何家集封家坪村。这里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由于气候干旱，周围的山都是光秃秃的，看不见绿树。全村几十户人家，祖祖辈辈都在这贫瘠的黄土塬上辛勤耕作，却无法改变缺吃少穿的贫困状况。封可涵的全家有9口人，挤在一间又黑又破的窑洞里。他是家里男孩子中的老大，上有2个姐姐，下有4个弟弟，长到了十几岁，兄弟几个从来没有穿过衬衣、背心。
家庭生活的困窘，促使他立志求学。9岁时，他终于得以在本村的私塾读书，1926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老君殿镇黑泉沟第四高小学校。就在他入校的那一年，一批共产党员出现在这所学校，建立了党支部，从校长到教师几乎都是共产党人。教师们在课堂上公开传播新思想，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讲授历史地理的马瑞章老师。马老师说：“中国有个共产党，是为老百姓除害的，反对人欺负人，反对世界上的一切不平等、不公平现象。”封可涵被这些新思想吸引住了，积极自觉地投入到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中，多次被学校派到乡下，发动农户抗税，与反动民团展开斗争。
1927年3月的一天傍晚，在学校的一个僻静之处，马瑞章老师找他郑重地谈话。“在中国，有一个为老百姓办事的团体，你知道是什么组织吗？”马老师提问，封可涵马上作答：“是中国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替穷人说话，支持穷人反对豪绅、衙役和民团的压迫。”“你想不想参加中国共产党？”马老师再问，封可涵坚定地回答：“我想参加！”“明天早晨，天亮之前，你一个人到三官庙去，那里有人等你。”马老师放低了声音叮嘱道。
天还黑着，踏着夜路，他来到了那座荒废的空庙，寒冷的北风把破庙门吹得来回吱吱作响，庙里的黑暗处好像还有什么东西在飘来飘去。他提心吊胆地走了进去，影影忽忽见里面有人，定睛一看，正在庙里等他的人是马老师。“要参加党组织必须遵守两个条件。”马老师非常严肃地说：“第一条要绝对保密，不能跟父母妻子或任何人讲；第二条要听从党的指挥，流血牺牲也不后退。你能不能做到？”“我一定做到听党的话，保守党的秘密。”封可涵坚定地表示。过了几天，在花寺湾村召开的秘密党小组会议上，14岁的封可涵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
1927年秋，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后，根据上级指示，封可涵等学生党员以报考米脂县第二中学为名，参与组建陕西米脂县“学生军”。但是，录取通知书刚下来，还没等到校，陕西军阀已下令将太“赤化”的米脂二中封闭。按照党组织决定，他返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把蛇沟党支部工作做得有声有色。1934年，封可涵第一次见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在刘志丹的直接帮助与指导下，他组建起一支赤卫队，担任蛇沟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党支部书记，从此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游击战。当时，斗争的形势非常严峻，与他一起投身革命的队员中，有些人开始产生了动摇，互相串联，准备搭伴回农村种田。被封可涵发现后，那天他手拿一柄大刀片，把他们堵在回家的路上，怒气冲冲地说：“你们谁想往家跑，先得问这刀让不让你们走！”后来，那些想回家种田的伙伴，在他劝阻与说服下都留了下来，一直干革命。1935年秋，封可涵被任命为安塞县王家湾区委组织部长，不久担任区委书记。
1948年12月28日，时任辽西省法院院长封可涵（后排左三）和夫人路志珍（后排左二）及警卫员与房东全家合影。
一次，他们正在王家湾召开区委会议，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派出一个炮兵营包围了村庄。情况十分危急，他立即决定疏散。待大家都爬过了院墙，他最后一个准备翻墙撤退时，敌人已经冲进了院子里，用枪上的刺刀扎他。他敏捷地躲过刺刀，翻过院墙，滚到村外的河水中。当时，封可涵不会游泳，但为了不落入敌人手中当俘虏，竟奇迹般地游过了河。
1936年5月，封可涵被调到延安县任县委组织部长；1937年2月又被派往中共陕北省委任巡视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选送到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10月从中央党校结业后，他先后在西北局任巡视员、在西北局党校任干部科副科长。
1943年11月，隶属于中央军委的八路军干部子弟学校需要一位新校长，时任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找到西北局，提议由封可涵出任校长，毛泽东对这位当年的区委书记印象很好，这项提议很快获得了通过。八路军干部子弟学校是一所专门安排烈士子弟和正在抗日前线作战的一些干部的子弟就读的学校，如刘志丹的女儿刘丽珍、方志敏的儿子方英、宣侠父的女儿宣平、项英的女儿项苏云、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映，还有欧阳山、草明的女儿欧阳代娜等，当时都在这所学校学习。出任校长后，他在学校的周会上强调：“我们学校一至五年级，有200多名同学，虽然你们父母有功劳，但是你们没有特权，任何人不能搞特殊，所有同学都必须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当时，学校的校址在距离延安大约有15华里的邓家沟，师生都住在窑洞里，每逢星期一、三、五课余劳动时间，他都亲自拿着扫帚到学生住的窑洞，和同学们一起打扫卫生。春秋季节，他还经常带领同学们到距离学校大约有五六华里的菜园子劳动，让他们亲手翻地、播种、浇地、锄草和收割；给各班同学分工，负责割草做饲料来养猪、养羊；教他们推磨，用自己种的豆子磨出豆浆、做出豆腐；组织女同学纺线、织毛衣，学习做鞋。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央军委决定调在南泥湾军垦的王震的359旅开往前线，正值收获季节，中央号召延安各机关团体、学校到南泥湾帮助收割，封可涵也带领全校师生参加了秋收。
抗战胜利之初，中央组织部决定调封可涵到热河省委工作。1945年9月6日，他由延安出发，一路跋涉，于12月初到达承德，最初被热河省委分配到热北地委工作；1946年3月，出任林西县县长；1947年6月，又被调到热辽专属任副专员；1948年底，锦州解放后，被任命为辽西省法院院长；1949年6月，调到鞍山市，出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1950年2月，鞍钢运输部党委成立，封可涵出任首任党委书记。当年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从大连机务段传出一个消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第一列从司机到司炉、伙夫都由妇女组成的火车，从大连火车站驶出。由此，诞生出了新中国第一个“三八”机车组，产生出了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消息传来，引起了封可涵的极大兴致和高度关注，开始着手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努力，亲自组织选拔了一批青年女工，让她们第一次登上了电机车和蒸汽机车，培养出了以车桂珍等为代表的鞍钢第一代女司机，在全省、全国叫响了鞍钢的“三八号”包车组。
1951年5月，封可涵调离鞍钢，回到市里，先后出任市委城市工作部部长、财贸工业部部长。1979年3月，经历10年“文革后，封可涵重新恢复了工作，调任中共辽宁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常委。
1961年8月8日，封可涵、路志珍夫妇及子女在鞍山合影。
“活着就要为党工作，要一辈子跟党走。”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他就坚定不移地实践着终身信念，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安于清贫、廉洁奉公、两袖清风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的小女儿下乡回城后当了一名中学教师，起初不安心，想参军当一名女兵。凭他的资历、凭他的关系，完全可以让女儿心满意足，而他没有答应，教育女儿道：“女孩子当教师是最合适的，当教师一辈子都在学习，一辈子在教育他人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着自己。”后来，他还亲自到课堂上，听女儿讲课，听完后才放心地说：“你是一个不错的教师。”1990年代初，鞍山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到家里探望封可涵，只见在他住的房间里，放着旧木床、旧衣柜和早已破损了的人造革罩面的三人沙发，旁边还放着洗衣机、缝纫机和为患脑血栓的老伴买的一辆轮椅车，十分感慨地说：“没想到封可涵同志的生活，如此清贫！”
钟翔飞 撰文 智春山 杨伟平 史料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