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上海，全力提升城市軟實力｜做強資料要素，在軟實力新賽道上塑造競争優勢

作為超大型城市的上海，人口多、流量大、功能密，形成的重要優勢之一就是資料資源。以資料為代表的新要素越來越成為城市軟實力的核心内涵，彰顯城市個性特征。上海以推進政務服務“一網通辦”和城市運作“一網統管”，打造一流數字基礎設施，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設和線上新經濟上構築了顯著優勢，為重構資料要素與數字規則、賦能城市軟實力躍升打下了堅實基礎。

打造數字平台，加速軟實力“換道超車”

資料是數字經濟的“石油”，其作為一種新型生産要素，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一道，共同構成城市的要素市場和軟實力的源泉。資料資源是數字經濟的主要投入要素，具有線上、智能、互動、跨界等新的特征，它與制造業、生産性服務業、生活性服務業全面深度融合，創造出了新的供給模式、新的需求模式和新的增長模式。與此同時，基于新一代資訊技術、網際網路、大資料和人工智能，資料要素在城市軟實力建設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抓住機遇，做強資料要素，在軟實力新賽道上塑造競争新優勢，就能實作上海城市軟實力的躍升。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數字化産業競争加速演進，資料流引領資訊流、技術流、資金流和人才流，上海城市軟實力建設中湧現出資料資源驅動力新要素，面臨着資料規則重構、資料标準重定等新的變量，尤其是重構資料開放、資料産權、資料保護、資料流動、資料定價等基礎性秩序。資源配置效率源于要素的流動。重構資料要素首要的就是在加強資料資源整合和安全保護的基礎上暢通資料要素的流動，加快推出資料流動規則。把資料等新要素內建起來，把潛能釋放出來，構築未來城市的軟實力。資料要素的流動和配置對規則的依賴程度比其他任何要素都要高。這不僅是因為資料資源涉及隐私和安全等方面，而且還涉及經濟和産業競争力的綜合較量。

源于資料資源重構的軟實力，其邏輯在于規模報酬遞增效應。與傳統要素不同，資料要素不僅可以被重複使用，而且還能被多人同時使用，進而導緻同樣收益的情況下成本不斷下降甚至無成本。超大城市的龐大市場規模是規模報酬遞增實作的必要條件，是以，資料資源日益向超大城市集聚。同樣地，資料資源重構帶來的軟實力，所依賴的是數字平台化。數字平台提供了供需雙方和中介等市場參與方在不同時空裡線上互動和交易的機制。這種平台一旦形成，就可以使所有參與主體得以降低成本，并改造和擴充價值鍊。基于此就不難了解，上海為什麼計劃到2025年打造100個具有行業影響力的制造業數字化賦能平台，實作80萬企業上平台。因為這既是上海城市數字化轉型的關鍵内容之一，又是上海構築城市軟實力“換道超車”戰略性優勢的重要支撐。

推動制度型開放，破解規則“卡脖子”問題

世界主要國家和經濟體正積極推進數字産業化和産業數字化的發展，競争格局日趨激烈。中國一直保持全球第二大數字經濟體地位。美中歐在世界數字經濟上形成了三足鼎立格局。從國内看，我國的數字經濟集中于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呈現出明顯的城市群驅動發展格局。上海是我國數字經濟重鎮，其規模超過GDP的50%。上海城市軟實力的重要辨別就是要率先全面實作數字化轉型，更好地代表國家積極參與數字經濟治理國際新規則、新标準的制定，代表國家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國數字經濟共享發展理念和上海治理方案，重視世界數字經濟與貿易關鍵領域規則制定權和話語權，絕不能忽視了國際競争中的國際規則“卡脖子”問題。上海着力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标準等制度型開放的關鍵也在于此。

目前全球有100多個國家已制定數字轉型計劃或數字化行動方案。美歐更是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布局數字經濟發展戰略，最近20年來特别注重搶占國際數字經濟規則的主導權，目前主要集中于資料治理、算法治理、數字市場治理等領域。在資料治理上，美歐已形成了各自的基本模式。歐盟建構了個人資訊保護制度體系并形成了單一數字市場，美國則試圖建構自己主導的多邊資料跨境流動機制，争奪資料資源。上海在數字化轉型中要特别注重資料跨境流動規則領域的制度供給。在算法治理、數字市場治理和網絡生态治理上，美歐還未形成具體模式，總體處于探索階段，是以，這是上海積極參與國際數字經濟規則博弈的機會和突破口。上海要充分用好已有的一批重量級國際平台，主動設定數字經濟全球性議題，推動形成各方普遍接受、具有國際适用性的國際數字規則與治理體系。一方面，利用東亞地區日益緊密的數字化産業鍊，加快消除東亞地區尤其是中日韓之間的資料跨境流動障礙，在東亞地區率先推動形成資料跨境流動規則；另一方面，上海打造服務“一帶一路”建設橋頭堡，除了完善“一帶一路”數字基礎設施，更要凝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訴求，推動形成數字經濟治理規則。

重塑資料要素，堅持全面性跨越性戰略性

全面推進數字化轉型是面向未來塑造城市核心競争力的關鍵之舉。按照規劃，到2025年，上海國際數字之都建設形成基本架構，到2035年，建成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數字之都。而構築面向未來的軟實力，就需要在推進數字化整體轉型過程中重塑資料資源，內建和釋放資源潛能，這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

首先是資料資源重塑的整體性和全面性。數字化越來越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全面重塑城市治理模式和生活方式。從“城市是生命體、有機體”的全局看，還存在一個數字孿生城市，同樣涉及城市經濟、生活、治理等各個方面，同樣需要強化系統內建、整體提升。例如，打造世界級數字産業叢集，構築數字經濟的競争新優勢等；以數字化推動公共衛生、健康、教育、養老、就業、社保等基本民生保障的充分均衡發展；打造超大城市“數治”新範式……

其次是資料資源重塑的跨越性。這集中展現在以資料驅動城市疊代進化和加速創新。建立資料要素市場，加快資料立法，健全資料要素生産、确權、流通、應用、收益配置設定機制，形成超大城市的新治理力和創造力，實作“物聯、數聯、智聯和共享”。

最後是資料資源重塑的戰略性。這要求城市各領域實作資料重塑和數字規則重構，适應全新的生産關系，對标紐約、倫敦、東京、巴黎等全球城市的數字變革，增強資料要素本身及其引領其他要素的全球配置能力和影響力。

作者：殷德生（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編輯：範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