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的落幕。南韓電影《寄生蟲》一舉斬獲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國際影片、最佳原創劇本四大獎項,成為最受關注的影片。除卻一家獨大的《寄生蟲》,我們也應看到光環外的其他作品,為此“光明觀影團”選取了榮獲最佳改編劇本的《喬喬的異想世界》,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原創配樂的《小醜》,最佳女配角的《婚姻故事》以及獲得9項提名的《愛爾蘭人》四部影片,希望能帶給讀者更豐富多元的觀影視野。
作者:彭楚欽
在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中,《喬喬的異想世界》因獲得最佳改編劇本而引人關注。影片由紐西蘭籍導演塔伊加•維迪提執導,講述了二戰時期,渴望加入希特勒青年團的男孩喬喬在母親影響下從對納粹的狂熱崇拜轉向拯救猶太女孩的故事。在以二戰為題材的電影中,兒童視角的影片并不鮮見,諸如《鐵皮鼓》《伊萬的童年》《穿條紋睡衣的男孩》等等,《喬喬的異想世界》相對于以往影片的嚴肅性而言,在暖色調的影像中呈出一種喜劇色彩,這種喜劇色彩的營造主要依靠的是荒誕叙事,并在荒誕叙事中嵌入反戰意識。

《喬喬的異想世界》海報
荒誕叙事:現實的邏輯錯位
荒誕叙事是指叙事文學中,以反常的不合理的形式或其它超現實主義的手段創造出荒誕的藝術内容或藝術形象的叙事,它往往與現實的邏輯是錯位的。在影片《喬喬的異想世界》中,這種錯位主要基于叙述者的兒童身份進行塑造,即兒童思維活躍、異想天開的特性成為影片荒誕叙事的邏輯依據。喬喬是一名對希特勒狂熱崇拜的兒童,時常幻想與希特勒對話,這種自言自語式的對話形式驅動喬喬的外在行為,從對納粹的狂熱忠誠到懷疑再到主動保護猶太女孩艾爾莎,對應的是喬喬想象中的對希特勒的言聽計從、争吵到徹底摒棄。随着影像中喬喬一腳将希特勒踢出窗外,他完成了自我意識的回歸,也結束了這種荒誕十足的對話形式。
《喬喬的異想世界》劇照
如果說這種“自我對話”是喬喬作為兒童的内在幻想,是一種例外,那麼影片中外在行為的荒誕叙事則更具普遍性,這集中展現在影片中人物身份與行為的反差上,即兒童的成人化與成人的兒童化。由于對納粹的狂熱崇拜,喬喬往往故作成人的身份去審問藏在家中的猶太女孩,甚至以許諾安全為前提,頗具誘導性地嘗試問出所有猶太人藏身的分布;約克是喬喬的好夥伴,也是希特勒青年團的正式成員,結尾處面對盟軍的進攻,他手提迫擊炮的失誤操作,像極了不會打仗的成人士兵。成人則表現出明顯的兒童化,納粹軍官克倫森多夫會給自己設計新制服:要有誇張的紅鬥篷、M36鋼盔上插有紅纓,沖鋒槍上要裝有高響度的音響,以釋放音樂迷惑敵人,并且克倫森多夫的形象設計出現在與盟軍的巷戰中;蓋世太保一衆五人去喬喬家搜查,機械而重複的“Hiel!Hitler!”(納粹行軍禮)同樣充滿低幼化的諷刺意味——就像不會思考的傻瓜。身份與行為的反差,使電影脫離了基本的現實,制造了富有喜劇色彩的荒誕叙事。
除此之外,《喬喬的異想世界》借助超現實主義的視覺影像進一步助推了這種現實的邏輯錯位,如在喬喬暗戀艾爾莎時,影片展現了喬喬肚子裡住滿蝴蝶的鏡頭,讓觀衆直覺感覺到少年愛意萌動時的沖動、羞赧與狂喜,顯然這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
反戰意識:戰争中的人性曙光
如果抛卻《喬喬的異想世界》的荒誕叙事外殼,實際上本片是一部戰争年代的青春成長故事,主人公喬喬的見聞與成長,讓觀衆見證了戰争中的人性曙光,這曙光是善的堅守、愛的追求、自由的向往,也恰恰是這一抹曙光奠定了本片反戰意識的基礎。
喬喬渴望加入希特勒青年團,但在訓練營中無法接受殺死一隻野兔的指令,慌亂之下隻得偷偷将野兔放生,這是人性之善;為了表達對納粹的“忠誠”,喬喬本欲驅逐猶太女孩艾爾莎,卻又無法控制地愛上她,進而選擇對其保護,這是人性之愛;當盟軍勝利後,本想對艾爾莎隐瞞以獲得更長久地相處,但卻在自由的感召下勇敢地告訴對方解放,這是人性之自由。
如果喬喬本身還有成長曲線的變化,這種人性的光輝則一直伴随其母親羅茜。羅茜表面上與納粹黨交好,實際卻一直為抵抗軍服務,她始終渴望納粹毀滅,德國解放;對猶太人而言,她是一個“辛德勒”式的人物,在維持自身的前提下想盡辦法保護猶太人,艾爾莎就是其藏在家中的保護對象;對兒子喬喬而言,她是言傳身教的好母親,她告訴喬喬“你長得太快了,不像個10歲的孩子,這個年紀不該慶祝戰争、讨論政治,應該在爬樹,然後不小心從樹上掉下來才對”,言語中充滿對孩子的愛。事實上,也正是羅茜作為完美形象的化身,卻被處以絞刑,以悲劇的方式進一步升華人物身上的人性之光。
除此之外,納粹軍官克倫森多夫被俘時,亦有人性光輝的閃爍,當他看到喬喬被不知情的盟軍抓進來後,首先表示了對其母遇害的愧疚,然後大聲“污蔑”喬喬是猶太人,在謾罵中引來盟軍士兵将喬喬趕出去。也許克倫森多夫無力反抗戰争機器的驅使,但在被俘——脫離戰争機器後,依然選擇盡可能地拯救生命,這對戰争本身而言充滿諷刺意味的反抗性。
《喬喬的異想世界》以兒童視角重述二戰曆史,以荒誕叙事的手法将反戰意識的核心緊緊地包裹在影像中,在諷刺、戲谑、玩味的背後,是對戰争的無盡嘲諷,同時歌頌了極端生存條件下人性的真善美,堪稱一部二戰題材的傑作,也由于題材原因,影片的曆史視角注定其缺乏一定的當下性,是以,在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的角逐中僅獲提名,可謂差強人意。(彭楚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