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法角度講，宣戰是法律程式的構成要素，也是戰争開始的重要标志。在古代，兩國之間宣戰還會進行莊嚴的儀式，近代以來，這些儀式均已不存，雙方宣戰常會通過簡單通知的方式來實作。
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中國人民與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長達14年，最終以3500多萬傷亡為代價，赢得抗日戰争的勝利。按照當時的國際慣例，兩國進行長期戰争時，都會宣布斷交，進入戰争狀态，即“宣戰”。
然而，抗日戰争的十餘年間，中國政府和日本政府竟沒有宣布斷交，也未正式宣布進入戰争狀态。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争爆發，中國才正式向日本宣戰，而日本則遲遲未宣戰。這種“戰而不宣”的狀态在國際社會上非常罕見，原因何在？
既然雙方未絕交、未宣戰，抗戰期間我國對日采取了何種外交政策？太平洋戰争爆發後，為什麼又改變政策，對日宣戰？今天我們從中華民國的角度來探究，雙方及日本遲遲不宣戰的真相。在進入正題之前，新進來的朋友可以點點關注，既不錯過未來精彩内容，又可回顧往期視訊。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5">“九一八”事變——不宣不戰</h1>
九一八事變爆發，群情激憤，社會上抗日救國的熱情迅速高漲，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内部也有對日宣戰、絕交的聲音出現。9月20日，國民黨上海市第七分部首先向發送電報，請求中央對日絕交宣戰。
随後，許多進階官員也請求宣戰，并表示“江山可改，此志不移”。國民黨元老何香凝、湖南省主席何鍵、海軍司令陳紹寬等人皆慷慨陳詞，“向帝國主義者緻最後之死命”、“湘省準備出兵三十萬人”、“決與倭奴作最後之死戰”。
宣戰之聲此起彼伏，決意慷慨赴死者不計其數。面對九一八事變，國民政府最高當局态度如何？
第一，訴諸“公理”。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震驚萬分，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行為非常憤慨。但是，蔣介石是國民政府的最高上司者，不能讓情緒左右思想，他必須制定應對政策。當天的日記裡，蔣介石不僅寫下日本令人發指的侵略行為，也有對目前局勢的思考，中國國力不逮，強硬反抗不可取。
當時，許多進階官員也贊同蔣介石的觀點。為了應對九一八事變，制定适宜的外交政策，19日晚8點，國民黨中央執政委員會緊急召開第160次常務會議。會上常務委員提出四項決議，未提到武力抵抗、自衛，僅确定外交層面的反擊。
會議結束後，中執委發訓令于全國，呼籲各部黨員精誠合作，提出“蠻橫之日本，其必受世界公理之制裁”。由此可見，訴諸“世界公理”即是此時中執委采取的方針。蔣介石對此方針的态度是完全支援，傳回南京後召開會議，也表示“此時唯有訴諸公理也。”從此以後，訴諸“公理”成為國民政府應對九一八事變的主要方針。
第二，絕不宣戰。既然決定踐行“公理”，“不絕交”、“不宣戰”自然成為國民黨政府踐行的外交政策。9月28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起草《告全國學生書》，表明國民政府不宣戰的基本态度。該文刊登在《中央周報》上，《申報》也對國民政府的态度進行了确認。
此後，蔣介石曾多次解釋過不宣戰的原因。1931年10月12日，蔣發表演講《擁護公理抗禦強權》，對日本的蠻橫侵略進行強烈譴責，同時對不能對日宣戰的原因作出暗示性解釋。總體而言可以歸納為三點：一是雙方實力懸殊，我國國力不足以抵抗日本；二是宣戰會造成日本擴大侵略，反而中了日軍詭計；三是避免戰争是道德責任，不宣戰是為了維護公理。
11月，在國民黨第四次全體大會上，蔣介石又增加了一條不宣戰的理由：如果宣戰，中國将會失去國際社會的同情。蔣介石提到，九一八事變後，國聯官員告訴他國際力量會幫助中國，若中國宣戰将會失去世界和平主義者的同情。
是以，蔣介石得出“事實上強硬，形式上緩和”的外交結論，進而避免中國在國際社會上處于不利地位。1932年1月13日，蔣介石明确表示不絕交、不宣戰是對日外交的底線，他對這條底線十分堅定。是以，即使随後爆發“一·二八”事變，首都安全遭受威脅，國民政府甯可遷都洛陽，也沒有在外交上采取強硬态度。
第三，外交界的絕交建議。對于國民黨“死不宣戰”的政策，外界有不同的聲音，國民政府内部也出現過分歧。以顧維鈞為首的駐國聯代表團認為，若要訴諸“公理”，中國必須有所行動，至少對日宣布絕交。顧維鈞等人還認為宣布絕交對中國有利，會讓美國援引《中立法》實行對日禁運軍火。
原本顧維鈞認為，中立國的禁運針對交戰雙方，如果美國對日禁運，那對中國也會實施禁運。而美國國務史汀生則表示，美國為了保持榮譽，幾乎會參與到任何對侵略者實施的國際制裁中。是以，顧維鈞判斷若中日絕交，日本作為侵略者會成為美國的制裁對象，美國甚至可能單方面對日本禁運軍火。
國民黨也确實考慮過顧等人的重要建議，多次提到有絕交的可能，甚至在1933年2月26日就絕交政策征詢過顧維鈞的建議。但南京方面卻遲遲未有動作，顧等人一度憤慨，要求辭職。
在顧維鈞看來，國民政府一直無法做出與日絕交的決斷，最重要的原因是，雙方一旦絕交，列強是否會如前所言，制裁日本。外交部也認為，絕交會讓兩國失去一切談判的機會，不再談判也就意味着戰争将起。
而且，美、俄兩國并未加入國聯，怎樣才能讓他們對日本實施制裁？國聯無法制裁日本的原因很複雜，最重要的就是盟約的制約力薄弱，對日絕交無法保證制裁條例付諸實施。處于當時的國際環境下，要列強承諾公開對抗日本，同與虎謀皮無異。
再加上長城抗戰的失敗，國民政府沒有信心對抗日本，是以最終放棄絕交的提議。從此以後，國民政府的對日妥協态度愈演愈烈，幾乎失去底線，甚至面對華北獨立都“逆來順受”，引起人民群衆的強烈反感。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2">“七七事變”——戰而不宣</h1>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起初，國民政府對盧溝橋事變的性質還不清楚，在“和”、“戰”的問題上猶豫不決，内部甚至出現“低調俱樂部”，認為抗日前途不樂觀，絕對不能貿然應戰。面對錯綜複雜的局面，國民黨确定基本方針：
第一，應戰而不宣戰。盧溝橋事變一發生，蔣介石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原本，蔣已決定準備宣戰手續，但很快猶豫起來。在日記中，蔣介石多次提到對日宣戰的顧慮，思慮再三，最終仍是難以下定決心。
國民黨進階軍事指揮機構也曾就“宣戰”進行過多次商議，也未得出确切結論。7月16日，國民政府統帥部就戰争的“局部化”和“全面化”進行讨論，不少人認為絕交宣戰對中國不利。
第二天，會議研究結論出爐。統帥部考慮到宣戰以後，日本作為敵對國，會通知其邦交國家停止對中國輸送軍需用品。即使有國家要供應，也會通過海運方式，而當時制海權掌握在日本手中，中國必定無法得到補充。一個國家，經濟落後，軍備落後，緊要關頭會十分窘迫。是以，會議最終決定：不絕交，不宣戰。
8月7日，在國防聯席會議上，蔣介石等人均表示抗戰的決心。對于絕交宣戰的問題，會上仍有兩種聲音，最終決定不采取絕交宣戰的方式。此時，日本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國民政府也了然于心，采取的軍事應對積極強硬，但經過謹慎的權衡，還是決定不輕易關閉談判的大門。
第二，對日本宣戰的警惕。全面抗戰開始後，日本政府也考慮過是否對華宣戰。經過日本各方的仔細研究，都認為對華宣戰弊端大于利益。首先，日本認為一旦對華宣戰，美國會根據《中立法》停止物資運送，即使現在條款對中國不利，美國必定采取措施修改；
其次，經濟方面日本會遭受更大的損失；最後，宣戰使日本的國際輿論嚴重惡化。基于以上種種，日本政府也拒絕采取宣戰行動。有趣的是，國民政府也始終認為，日本宣戰會對中國産生極大威脅，并密切關注日本動向。
1940年1月26日，《美日商約》廢止，駐美大使胡适對此非常興奮，但國民政府仍十分警覺。日本是否是以實施報複行為？是否會對中國宣戰？國民政府拟定了日本宣戰的應對政策，即未雨綢缪，抓緊物資運送。張忠绂認為，決定日本宣戰最主要的因素的美國的政策，美國越實行禁運，日本越有可能铤而走險。
1月，美國日本的加緊禁運，2月，《中美借款合約》的簽訂。這些對日本不利的消息刺激着日本政府，甚至揚言即将對華宣戰。但日方始終未宣戰，實際上還是擔心美國中立法的禁運規定。宣戰後對中國的影響仍是上海封鎖，除了抓緊物資運輸外，我國還應加強與英美的外交。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2">珍珠港事件——正式宣戰</h1>
日本偷襲珍珠港當天的淩晨三點半，中宣部長王世傑接到副部長董顯光的電話，立即通知《中央日報》。大約4時，在重慶鄉居的蔣介石也接到董顯光的電話，告知日軍偷襲珍珠港事件，蔣立即下山回城。
當日上午，蔣介石召開特别會議，專門讨論應對珍珠港事件的政策。關于反侵略，國民政府内部意見較為一緻，但對是否宣戰，仍産生較大分歧。在王世傑的建議下，蔣介石決定宣戰，但兩人就何時宣戰又産生了分歧。
蔣介石想趁此機會，逼迫蘇聯與中國共同宣戰，但王世傑認為不能再等。在種種因素的制約下，蔣介石還是改變主意，次日即正式發表對德、意、日的宣戰布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促使蘇聯宣戰不行。8日蔣介石發送電報以後，9日得到蘇聯無意參戰的回複，羅斯福也勸說蔣介石速宣戰，不必等蘇俄答複。迫蘇宣戰之事隻得作罷。
除了蘇答複不如意，蔣改變主意還有其他方面的影響。如蔣介石的親信、幕僚，他們的建議也對蔣介石的決定産生了較大影響。除此之外，還有社會輿論的影響。《中央日報》堅決表示，此時日寇已對美宣戰，中國不必有所顧忌。還有，太平洋戰争爆發次日，英、美對日宣戰，随後加拿大等20多個國家追随。
12月9日下午5時，蔣介石召集林森、孫科、王世傑等人會談，決定即日發表宣戰文告。這一提案迅速通過，送至國民政府釋出。7時，外長郭泰祺接見中外記者，明确宣布對日宣戰，涉及中日關系的條約全部廢除。至此，民國政府從“九一八”事變的不宣不戰，到“七七”事變的戰而不宣，終于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後完成“正式宣戰”。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8">雙方互不宣戰的原因</h1>
經過對國民政府對日态度的簡單分析，不難發現，自九一八事變，國民政府拒絕宣戰的根本原因，是認為中國實力不逮。中國和日本之間存在巨大的實力差距，當時的日本已是帝國主義強國，但中國還很貧弱，這是不争的事實。
當時的中國不僅經濟、軍事實力落後，國民政府的政治組織能力也很虛弱。不用說動員全部群眾，中央政府号令實際生效的省份，甚至達不到全國的一半。對很多省份來說，南京政府相當于不存在，或僅名義上存在。
從這一事實出發，加上軍閥儲存實力的原則，國民政府一直對日本懷有忌憚之心，無意更無力與其對抗。蔣介石也多次直言中國力量薄弱，表示不宣戰、不絕交政策的合理性。為了這一外交政策貫徹到底，蔣介石的講話中常有誇大中國國力的貧弱。但從國民政府的對日外交中，可見自認技不如人，不敢或不願應戰使其堅持屈辱妥協的根本原因。
對日本來說，遲遲未對華宣戰是顧及到美國的《中立法》，擔憂宣戰以後美國不再向日本輸送軍用。物資是日本抗戰期間最為擔心的問題，日本無法摸清美國的真實意圖，不知道美國究竟會站在哪方，是以不敢貿然宣戰。此外，中國和日本還簽訂過一些條約，若絕交宣戰，便是承認這些條約廢棄，為了自身既得利益，日本始終未宣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