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法角度讲，宣战是法律程序的构成要素，也是战争开始的重要标志。在古代，两国之间宣战还会进行庄严的仪式，近代以来，这些仪式均已不存，双方宣战常会通过简单通知的方式来实现。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长达14年，最终以3500多万伤亡为代价，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两国进行长期战争时，都会宣布断交，进入战争状态，即“宣战”。
然而，抗日战争的十余年间，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竟没有宣布断交，也未正式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才正式向日本宣战，而日本则迟迟未宣战。这种“战而不宣”的状态在国际社会上非常罕见，原因何在？
既然双方未绝交、未宣战，抗战期间我国对日采取了何种外交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什么又改变策略，对日宣战？今天我们从中华民国的角度来探究，双方及日本迟迟不宣战的真相。在进入正题之前，新进来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既不错过未来精彩内容，又可回顾往期视频。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5">“九一八”事变——不宣不战</h1>
九一八事变爆发，群情激愤，社会上抗日救国的热情迅速高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也有对日宣战、绝交的声音出现。9月20日，国民党上海市第七分部首先向发送电报，请求中央对日绝交宣战。
随后，许多高级官员也请求宣战，并表示“江山可改，此志不移”。国民党元老何香凝、湖南省主席何键、海军司令陈绍宽等人皆慷慨陈词，“向帝国主义者致最后之死命”、“湘省准备出兵三十万人”、“决与倭奴作最后之死战”。
宣战之声此起彼伏，决意慷慨赴死者不计其数。面对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态度如何？
第一，诉诸“公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震惊万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行为非常愤慨。但是，蒋介石是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者，不能让情绪左右思想，他必须制定应对策略。当天的日记里，蒋介石不仅写下日本令人发指的侵略行为，也有对当前局势的思考，中国国力不逮，强硬反抗不可取。
当时，许多高级官员也赞同蒋介石的观点。为了应对九一八事变，制定适宜的外交政策，19日晚8点，国民党中央执政委员会紧急召开第160次常务会议。会上常务委员提出四项决议，未提到武力抵抗、自卫，仅确定外交层面的反击。
会议结束后，中执委发训令于全国，呼吁各部党员精诚合作，提出“蛮横之日本，其必受世界公理之制裁”。由此可见，诉诸“世界公理”即是此时中执委采取的方针。蒋介石对此方针的态度是完全支持，返回南京后召开会议，也表示“此时唯有诉诸公理也。”从此以后，诉诸“公理”成为国民政府应对九一八事变的主要方针。
第二，绝不宣战。既然决定践行“公理”，“不绝交”、“不宣战”自然成为国民党政府践行的外交政策。9月28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起草《告全国学生书》，表明国民政府不宣战的基本态度。该文刊登在《中央周报》上，《申报》也对国民政府的态度进行了确认。
此后，蒋介石曾多次解释过不宣战的原因。1931年10月12日，蒋发表演讲《拥护公理抗御强权》，对日本的蛮横侵略进行强烈谴责，同时对不能对日宣战的原因作出暗示性解释。总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双方实力悬殊，我国国力不足以抵抗日本；二是宣战会造成日本扩大侵略，反而中了日军诡计；三是避免战争是道德责任，不宣战是为了维护公理。
11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体大会上，蒋介石又增加了一条不宣战的理由：如果宣战，中国将会失去国际社会的同情。蒋介石提到，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官员告诉他国际力量会帮助中国，若中国宣战将会失去世界和平主义者的同情。
因此，蒋介石得出“事实上强硬，形式上缓和”的外交结论，从而避免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1932年1月13日，蒋介石明确表示不绝交、不宣战是对日外交的底线，他对这条底线十分坚定。所以，即使随后爆发“一·二八”事变，首都安全遭受威胁，国民政府宁可迁都洛阳，也没有在外交上采取强硬态度。
第三，外交界的绝交建议。对于国民党“死不宣战”的政策，外界有不同的声音，国民政府内部也出现过分歧。以顾维钧为首的驻国联代表团认为，若要诉诸“公理”，中国必须有所行动，至少对日宣布绝交。顾维钧等人还认为宣布绝交对中国有利，会让美国援引《中立法》实行对日禁运军火。
原本顾维钧认为，中立国的禁运针对交战双方，如果美国对日禁运，那对中国也会实施禁运。而美国国务史汀生则表示，美国为了保持荣誉，几乎会参与到任何对侵略者实施的国际制裁中。因此，顾维钧判断若中日绝交，日本作为侵略者会成为美国的制裁对象，美国甚至可能单方面对日本禁运军火。
国民党也确实考虑过顾等人的重要建议，多次提到有绝交的可能，甚至在1933年2月26日就绝交政策征询过顾维钧的建议。但南京方面却迟迟未有动作，顾等人一度愤慨，要求辞职。
在顾维钧看来，国民政府一直无法做出与日绝交的决断，最重要的原因是，双方一旦绝交，列强是否会如前所言，制裁日本。外交部也认为，绝交会让两国失去一切谈判的机会，不再谈判也就意味着战争将起。
而且，美、俄两国并未加入国联，怎样才能让他们对日本实施制裁？国联无法制裁日本的原因很复杂，最重要的就是盟约的制约力薄弱，对日绝交无法保证制裁条例付诸实施。处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要列强承诺公开对抗日本，同与虎谋皮无异。
再加上长城抗战的失败，国民政府没有信心对抗日本，因此最终放弃绝交的提议。从此以后，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态度愈演愈烈，几乎失去底线，甚至面对华北独立都“逆来顺受”，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感。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2">“七七事变”——战而不宣</h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起初，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的性质还不清楚，在“和”、“战”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内部甚至出现“低调俱乐部”，认为抗日前途不乐观，绝对不能贸然应战。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国民党确定基本方针：
第一，应战而不宣战。卢沟桥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原本，蒋已决定准备宣战手续，但很快犹豫起来。在日记中，蒋介石多次提到对日宣战的顾虑，思虑再三，最终仍是难以下定决心。
国民党高级军事指挥机构也曾就“宣战”进行过多次商议，也未得出确切结论。7月16日，国民政府统帅部就战争的“局部化”和“全面化”进行讨论，不少人认为绝交宣战对中国不利。
第二天，会议研究结论出炉。统帅部考虑到宣战以后，日本作为敌对国，会通知其邦交国家停止对中国输送军需用品。即使有国家要供应，也会通过海运方式，而当时制海权掌握在日本手中，中国必定无法得到补充。一个国家，经济落后，军备落后，紧要关头会十分窘迫。因此，会议最终决定：不绝交，不宣战。
8月7日，在国防联席会议上，蒋介石等人均表示抗战的决心。对于绝交宣战的问题，会上仍有两种声音，最终决定不采取绝交宣战的方式。此时，日本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国民政府也了然于心，采取的军事应对积极强硬，但经过谨慎的权衡，还是决定不轻易关闭谈判的大门。
第二，对日本宣战的警惕。全面抗战开始后，日本政府也考虑过是否对华宣战。经过日本各方的仔细研究，都认为对华宣战弊端大于利益。首先，日本认为一旦对华宣战，美国会根据《中立法》停止物资运送，即使现在条款对中国不利，美国必定采取措施修改；
其次，经济方面日本会遭受更大的损失；最后，宣战使日本的国际舆论严重恶化。基于以上种种，日本政府也拒绝采取宣战行动。有趣的是，国民政府也始终认为，日本宣战会对中国产生极大威胁，并密切关注日本动向。
1940年1月26日，《美日商约》废止，驻美大使胡适对此非常兴奋，但国民政府仍十分警觉。日本是否因此实施报复行为？是否会对中国宣战？国民政府拟定了日本宣战的应对策略，即未雨绸缪，抓紧物资运送。张忠绂认为，决定日本宣战最主要的因素的美国的政策，美国越实行禁运，日本越有可能铤而走险。
1月，美国日本的加紧禁运，2月，《中美借款合约》的签订。这些对日本不利的消息刺激着日本政府，甚至扬言即将对华宣战。但日方始终未宣战，实际上还是担心美国中立法的禁运规定。宣战后对中国的影响仍是上海封锁，除了抓紧物资运输外，我国还应加强与英美的外交。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2">珍珠港事件——正式宣战</h1>
日本偷袭珍珠港当天的凌晨三点半，中宣部长王世杰接到副部长董显光的电话，立即通知《中央日报》。大约4时，在重庆乡居的蒋介石也接到董显光的电话，告知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蒋立即下山回城。
当日上午，蒋介石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应对珍珠港事件的策略。关于反侵略，国民政府内部意见较为一致，但对是否宣战，仍产生较大分歧。在王世杰的建议下，蒋介石决定宣战，但两人就何时宣战又产生了分歧。
蒋介石想趁此机会，逼迫苏联与中国共同宣战，但王世杰认为不能再等。在种种因素的制约下，蒋介石还是改变主意，次日即正式发表对德、意、日的宣战布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促使苏联宣战不行。8日蒋介石发送电报以后，9日得到苏联无意参战的回复，罗斯福也劝说蒋介石速宣战，不必等苏俄答复。迫苏宣战之事只得作罢。
除了苏答复不如意，蒋改变主意还有其他方面的影响。如蒋介石的亲信、幕僚，他们的建议也对蒋介石的决定产生了较大影响。除此之外，还有社会舆论的影响。《中央日报》坚决表示，此时日寇已对美宣战，中国不必有所顾忌。还有，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英、美对日宣战，随后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追随。
12月9日下午5时，蒋介石召集林森、孙科、王世杰等人会谈，决定即日发表宣战文告。这一提案迅速通过，送至国民政府发布。7时，外长郭泰祺接见中外记者，明确宣布对日宣战，涉及中日关系的条约全部废除。至此，民国政府从“九一八”事变的不宣不战，到“七七”事变的战而不宣，终于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完成“正式宣战”。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8">双方互不宣战的原因</h1>
经过对国民政府对日态度的简单分析，不难发现，自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拒绝宣战的根本原因，是认为中国实力不逮。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巨大的实力差距，当时的日本已是帝国主义强国，但中国还很贫弱，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时的中国不仅经济、军事实力落后，国民政府的政治组织能力也很虚弱。不用说动员全部民众，中央政府号令实际生效的省份，甚至达不到全国的一半。对很多省份来说，南京政府相当于不存在，或仅名义上存在。
从这一事实出发，加上军阀保存实力的原则，国民政府一直对日本怀有忌惮之心，无意更无力与其对抗。蒋介石也多次直言中国力量薄弱，表示不宣战、不绝交政策的合理性。为了这一外交政策贯彻到底，蒋介石的讲话中常有夸大中国国力的贫弱。但从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中，可见自认技不如人，不敢或不愿应战使其坚持屈辱妥协的根本原因。
对日本来说，迟迟未对华宣战是顾及到美国的《中立法》，担忧宣战以后美国不再向日本输送军用。物资是日本抗战期间最为担心的问题，日本无法摸清美国的真实意图，不知道美国究竟会站在哪方，因此不敢贸然宣战。此外，中国和日本还签订过一些条约，若绝交宣战，便是承认这些条约作废，为了自身既得利益，日本始终未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