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arrow-right">失落世界的守望者</h1>
漢娜·阿倫特出生于德國，在1933年為逃避希勒特對猶太人的迫害，離開故土，曾作為無國籍者漂泊在異國他鄉多年，最終她到達美國，在那裡得以度過她生命的後來時光。她是20世紀聲名卓著的政治思想家，因為她是女性，也更加引人注目。
一個思想者
隻有在生命終結之時才停止思考
阿倫特的著作，閱讀起來不無難度。她的著作，很有些獨特的地方。
首先，阿倫特十分注重概念的區分和辨析。概念區分意在辨析不同的現象。無論是阿倫特的時代還是今天，人文社會科學界存在的一個嚴重問題就是概念的混用，這種混用與強權相結合，就會指鹿為馬，颠倒黑白，給人類帶來極大的災難。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裡的口号“戰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無知就是力量”，正是這種混用的寫照。奧威爾還提到極權社會裡熱衷于不斷制造“新話”(新的詞語)。“新話”讓人遠離了現實，讓人沉浸在迷醉狀态中，心甘情願地接受奴役。
其二，阿倫特特别注重對人們生活中新現象的辨析。阿倫特認為，學者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用過去來比附新出現的事物，無視新現象真正的本質。比如說人們在暴政、僭主制的意義上去看待希特勒的第三帝國，這便沒有抓住問題的要害，而阿倫特則用“極權主義”來描述二十世紀出現的新政體——納粹政體以及與之相類、有着相同本質、旨在确立意識形态統治的政體。
第三，阿倫特注重對政治經驗的深度體悟。阿倫特反對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的研究方法，認為它們用抽象幹癟的資料、圖表拉開了人們與現實政治經驗的距離，讓學者成了冷血動物。統計數字中的死亡人數，不如眼前的一具屍體對人有震撼力。以社會科學家的功能主義視角來看，希特勒與英雄人物發揮着相同的統治功能，具有相同的本質，而普通的公民彼此之間也沒有獨特性可言。
最後，阿倫特的著作是不成體系的，往往不導向明确的結論。阿倫特曾經說：“如果我的記憶力足夠好，我一個字都不會寫。”她非常推崇蘇格拉底，她自稱她所有的作品都是她思路展開過程的記錄，她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政治思想家。思考問題的方法，阿倫特稱之為了解。阿倫特經常提到一個比喻，名為珀涅羅珀之網(a Penelope’s web)，意為一個人織網而第二天早上又把網拆開重新編織。思想活動正是如此，思想不是設計好了的有着明确起點與終點的連續劇。阿倫特在她的《精神生活》的卷首語引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講述什麼是思考。思考不會給我們帶來解決問題的方案，也不會産生什麼新的東西，它隻是一個過程，一個沒有止境的過程，一個思想者隻有在他生命終結之時他才停止思考。
在勞動動物充斥的現代世界
她提醒人們關注行動
行動是實踐生活中一種獨特的人類活動，阿倫特将行動同勞動和制作區分。“制作”是古希臘的術語，主要用于描述手工業活動。勞動、制作、行動之間的差別是非常清楚的。勞動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能量交換。人在勞動中受制于自然，勞動要不違農時。制作的特點是人按照目标或藍圖去創造有形物品，例如一張桌子，便是制作的結果。這個過程中人不是被動的，但他隻是部分地獲得了自由，其特點是有明确的目标和手段。制作活動的典型形象是古希臘的工匠，勞動的典型是種地的農民。
行動則另有千秋。阿倫特著作中的行動概念，前後并不統一。有時指開啟新局面、不可預先知道的舉動，例如英雄壯舉，有時指公共政治生活中公民的言行。在第二個意義上，行動與古希臘城邦政治相聯系。參與廣場上政治活動的公民是完全自由的，不像勞動那樣受自然必然性的限制，也不像制作活動受目的和手段邏輯的支配。
很多政治理論犯的錯誤，便是按照制作的邏輯去描述政治活動，以為從政就是要按圖紙創造一個理想國度。第一個犯這個錯誤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古希臘哲人柏拉圖，柏拉圖批評匠人營國，實際上他就是按照制作的邏輯來談政治，他的思維正是匠人思維。在柏拉圖那裡，芸芸衆生就是原材料，制作一個好的城邦，要去掉一些人，擦幹畫布。這就是制作者的邏輯。柏拉圖批評行動，看不起公民之間意見的交換。柏拉圖主張，意見是普通公民持有的，是無意義的，業餘的，經不起推敲的，沒有知識含量的，哲學家則不同，他們從紛繁複雜的生活中走出，從“洞穴”中走出，時刻盯着真理。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沒有讨論，沒有公民大會，真理讓讨論變得多餘。柏拉圖是城邦的敵人，阿倫特描述的政治生活以城邦生活為原型，現代人失去了這種生活。阿倫特講的行動生活是自由人的活動，人是一個具有言說能力的動物，人應當被允許到公共論壇發表自己的意見，他的聲音需要被他人聽到。阿倫特說：“政治生活中，沒有真理，隻有意見。”政治生活源于人的“多樣性”這個事實，那就是“不是一個人，而是無數多樣的人，共同生活在地球上。”
政治行動要和行為相區分。行為是現代社會科學的核心話語，行為的特點是可以預期，而行動的特點是不可預期，人參與政治活動，我們不知道他要說什麼、做什麼；人能夠做出的不可預期的言和行的能力，被稱為行動能力。
而所謂行為，則是人經過長期的馴化(極權主義赤裸裸的強制，或現代社會無形的馴化)而成，比如說現代禮儀課程，便是緻力于教你一套标準的行為規範，它排除了任何自由發揮的東西。阿倫特說，行為主義興起的危害不在于它的荒謬，而在于它符合現代社會的特點，人已變得可以預期。在現代世界，隻有在革命發生的時候才會有政治行動，行動是自由人的事情。
行動不能孤立地發生，它是具有政治性的活動。勞動可以一個人去進行，制作可以一個人去完成，行動則需要他人的在場，需要他人的見證，行動者發言需要别人來聆聽。阿倫特指出，在古希臘人眼裡，一個人由家庭領域跨入公共領域是非常神聖的事，奴隸、婦女、外邦人沒有這樣做的資格。它又需要足夠的勇氣。行動出現在不同的行動者面前，行動者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級。一群人走到一起，就有可能形成一個公共空間。阿倫特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比喻，她說，一群人圍坐在一起，中間會放一個桌子，桌子就好比公共空間，它聯系着每一個人，又把他們彼此隔開，如果有一種魔法讓桌子消失，我們就會感到困窘、尴尬。公共空間既是聯系我們的東西，又是把我們彼此隔開的東西。而形形色色的極權主義，正是通過各種途徑破壞公共空間，實作其對個人絕對的宰制。
極權社會不允許人們自由集會。為什麼這麼害怕自由集會呢？因為幾個人在一起就有可能形成公共空間，形成共同行動的力量，這種共同行動的力量就是公權力。按照阿倫特的思路，權力是一群人共同行動的能力。我們彼此是單獨的人，由于圍坐在一起而形成了公共空間，形成權力。政權的本質就是此種權力。阿倫特說，少數人形成的權力組織，可以控制一個規模極大的國家，因為他們擁有“共同行動的力量”。
阿倫特的最終目的
指向的是世界
不過，阿倫特的最終目的，指向的不是行動，而是世界，這個失落的此岸世界。阿倫特倡導偉大的行動，這當然不錯。然而，阿倫特同時對行動的危險保持着警惕。在這個意義上，她的理論表達出的是對世界的擔憂。阿倫特認為，現時代的根本問題，不在于馬克思所說的人與自我的疏離，而在于人與世界的疏離。世界對我們變得陌生，變得不宜居，或者說，我們在世界中已無如在家中的感覺。
阿倫特講的“世界”有獨特的意涵，它不是日常中文中所說的地理意義上的全球，而是在描述一種文明現象。講“世界”的時候，阿倫特是在講什麼呢？重要的一點，是在講對自然與人為(或人造物)關系的思考。自然和人為的區分仍然是古希臘傳統的一種做法。阿倫特在講自然和人為的時候，她是在描述，人能夠做什麼，還有人的活動要受哪些限制。“自然”在阿倫特這裡，是一種外在于人的自由領域的一種力量。
這種區分的意義在于，阿倫特界定的極權主義本質上是自然力量對人的支配。極權主義的獨特之處在于，一種超越于人的力量，支配了所有的人，包括極權社會的領袖在内。在納粹那裡，它是種族進化的規律。種族的劃分是以自然的語言來描述的。種族是生物學中的一個詞。你是猶太人是因為你生下來就是這樣子，而不是說你入了某個國籍，成了某個地方的公民。
把極權主義描述為自然力量對人的支配，人對于外在于己的力量的屈服，這種描述非常獨特。在極權社會裡，決定一個人命運的，不是他違反了哪條人為法，而是說他生得不對，他生下來就是猶太人，由此就必須被消滅，這就是極權主義的恐怖所在。這裡支配一切的是一種外在于人的力量，一個人屬于什麼階級由不得自己，一個人是不是猶太人也由不得自己。
阿倫特從這個角度去了解極權主義，這一點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很多自然法、自然權利理論的推崇者，把自然當做法寶，當成一個非常崇高的東西去看待。在阿倫特這裡，自然是一種毀滅性的力量。它是阿倫特長期研讀康德的結果。康德有個名言就是人為自身立法。這就是說人要主宰自己的事務。康德有非常著名的共和思想。康德講，一個魔鬼的民族都可以建立起一個比較好的政體，如果他們有足夠智慧。就是說，人不需要太偉大、太崇高，不需要英雄人物的上司，就能夠為自己創立一個文明世界。人造的世界在阿倫特這裡是非常重要的。獨善其身不可取。面對人世間的罪惡與血腥，阿倫特反問：我們難道就這樣視而不見嗎？
阿倫特并不贊同現代國家制度，但是她暗示了現代國家和極權主義之間的對立。阿倫特指出，在民族國家解體的地方極權主義運動興起了，在民族國家建構得非常好的地方則沒有極權主義。阿倫特相信事在人為。她相信人們通過自己信守承諾的力量和互相之間的信任達成契約，可望構成一個公共世界。
這個世界有兩個次元，一方面，它是一個法律體系，展現法治精神。它確定每個人的活動空間，阿倫特比喻說，法就像大廈一樣，其中的每一個房間就是我們自由活動的範圍，如果沒有這個法把這個大廈撐起來，我們的自由空間就不複存在。第二個次元，阿倫特所講的世界是人類文明成果所組成的世界，特别是人類制作活動的産品所組成的世界。這和很多反思現代性的理論家是非常不同的。很多反思現代性的理論家讴歌的是田園牧歌式的生活，講的是人與自然有機融為一體，這些都不是阿倫特的思想。阿倫特認為，人和動物的差別就是人開始建造居所，制作工藝品、擺設等等。如果把這個都否定掉了，人就變成了動物。
阿倫特批判各種“主義”式思維
阿倫特的政治思想，落實到個人，指向的是一種意涵豐富的公民理論。阿倫特的公民理論要處理的一個核心問題是獨裁政體中的個人責任問題。這尤其見于阿倫特關于艾希曼審判的讨論中。
在現代世界，如何才能算是一個合格的公民？這裡面有一個明顯的區分，叫做公民和資産者。資産者是一種人，公民是一種人。阿倫特說，當一個社會到處都是資産者(或者市儈)時，極權主義運動的土壤就形成了。資産者的特點是非政治化，不參與政治，隻追求财富的增加，對政治漠不關心。公民的特點則是要承擔公共責任，要在适當的時候發聲，要付出努力、做出實際的行動來建立、維持公共家園，要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那種正義感和勇氣。這種公民具有古典色彩，卻不是古希臘公民的複活，因為他可以是兼職公民。
參與政治生活是古希臘公民生活的全部，但不是阿倫特主張的公民要過的生活的全部。遺憾的是，現代社會資産者充斥，公民寥若晨星，對公共責任有關懷的人甚少。這就很危險。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如果人生活在極其暴虐的獨裁政體或以恐怖為本質的極權政體下，普通群眾有沒有責任，又需要以何種方式、承擔什麼樣的責任。阿倫特對極權政體中個人責任的反思，每每令人愧疚。為了肉體的儲存與安全，有幾人能勇敢地向納粹的屠刀說“不”呢？集中營中坐以待斃的猶太人，便是明證。
阿倫特充滿激情的文字啟迪了很多人。她啟迪了哈貝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啟發了共和主義的複興，啟發了激進民主理論的發展。然而，并不存在所謂的阿倫特學派。隻有固守某種教義的封閉小圈子，才會展現出明顯的學派特色，而阿倫特從根本上拒斥這樣的做法。
思考是高度個體化的事情，是人與外在世界調适的努力，阿倫特從不認為思考是哲學家的專利。實際上，職業哲學家并不比常人更具有判斷力。海德格爾教授在第三帝國時期的谄媚，表明他和平庸的艾希曼在某些方面差不多，他們皆不具有恰當的判斷力。阿倫特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應當學會思考，她稱我們應當如同鍛煉身體一樣，經常鍛煉我們的思考能力。思考是一個人内心分飾二角，在我與“自己”之間展開的無聲的對話。阿倫特由蘇格拉底這一思考者的範型出發，似欲表明思考對于一個人拒絕作惡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蘇格拉底甯願忍受被人冤枉，也不願意對别人施以不義，因為他一旦做壞事，他就不能與内心那個“自己”如朋友一樣地友好共處了。
阿倫特批判各種“主義”式思維，認為那是對人的頭腦的束縛，是人失去思考能力的标志。意識形态的陳詞濫調，讓人失去了現實感，失去了自己的判斷力。意識形态分子之于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誠如夏蟲不可語冰。不過，學人還是給阿倫特贈以主義的頭銜，如共和主義、保守主義、激進主義。這多少展現了人們不太願意真正聆聽她的教導。大概失去了“主義”這個意識形态坐标，我們不知道如何去了解一個思想家。或者說，我們不想讓事情變得複雜，我們想簡單快速地對一個人的立場進行辨析。這是可悲的，是人懶于思考的展現。
阿倫特，失落世界的一位守望者，于無聲處，她的文字如同黑夜中的光亮，讓人們從絕望中看到一絲希望。詩人說：“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求光明！”
作者：陳偉（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