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李炎（原名李瀍），唐朝第十五位皇帝，唐穆宗李恒第五子，也是唐敬宗和唐文宗的弟弟。唐武宗是一位性情沉毅，雄謀勇斷的帝王。他在位期間勵精圖治，取得了很多成就，後世稱武宗統治的時期為“會昌中興”。
唐武宗李炎
盡管唐武宗表現優秀，但是在曆史上武宗這位皇帝的存在感卻不高。《新唐書》對武宗采用先揚後抑的評價方式，且抑過于揚。《舊唐書》在很多皇帝的《本紀》最後都會寫一句贊總結其一生，但是在《武宗本紀》的最後卻沒有這句贊。《資治通鑒》幹脆對武宗的一生不發表看法。可見，這些官修史書對唐武宗似乎沒有什麼好感，多數認為武宗是靠一個宰相李德裕才取得了“會昌中興”。相比較，他的下一任皇帝唐宣宗的存在感要高很多，《舊唐書》贊其“到今遺老，歌詠明君。”《資治通鑒》記載道宣宗去世後更是對其大加贊揚。
宣宗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谏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于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資治通鑒》
唐宣宗李忱
可見，就名聲而言，“小太宗”唐宣宗要比唐武宗好很多，既然武宗在曆史上的存在感如此低，那何來會昌中興呢？帶着這個疑問，筆者将為各位展開唐武宗那短暫卻不平凡的一生。
皇權動蕩，蟄伏藩邸，愛好出遊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唐憲宗死于宦官陳宏志之手。
從憲宗的非正常死亡開始，厄運就不斷的來到李唐王室的身邊。唐憲宗的繼任者穆宗和敬宗遊樂無度，不惜官賞，任人不明。這兩位皇帝在位期間直接導緻河朔藩鎮徹底失控，宦官勢力尾大不掉，朋黨之争愈演愈烈。
接下來登場的是唐文宗李昂，這位皇帝一上台立刻出台一系列惠民政策，看起來是一位好皇帝。但其優柔寡斷，缺少君王應有的殺伐決斷的氣度，在那個亂世下，肯定不能長久。果然，在一次宮廷政變中被宦官仇士良等人徹底控制，從此受制于“家奴”。五年後在公元840年憂郁而死。
自公元820年至公元840年，唐帝國經曆了四位皇帝的駕崩。皇帝走馬燈似的輪轉，必然導緻皇權的動蕩。而這一切亂象，李炎都一一看在眼裡，但是他除了在十六宅（皇親國戚的居住區）裡養尊處優外其餘都不能做，因為在唐朝中後期，親王的位置一直很尴尬，除了鬥雞走狗，就是參加些宮廷聚會。
唐武宗李炎在皇族圈子裡，一直是一位“活躍分子”，《資治通鑒》記載唐武宗頗具豪氣（武宗氣豪）。可見在藩邸時，李炎就有上司氣質。此外，李炎還愛好出遊，在出遊的同時，他也能夠看清地方民情。豪氣的李炎時刻沒有忘記國家大事，面對風雲變幻的局勢，李炎冷眼旁觀，等待機會的到來。
初登大寶，加強皇權
屬于李炎的時代終于到來，唐文宗去世前夕，以仇士良為首的宦官集團擁立李炎為“皇太弟”，開成五年正月初四，唐文宗駕崩，李炎登基，是為唐武宗。剛登基的唐武宗接手的可以說是一個皇權弱勢，天下紛亂的爛攤子。不過這并沒有難倒唐武宗，他很快就整理出了一系列方案，首當其沖的就是強化皇權。
仇士良
1、信奉道教，強調繼位合法性。
唐武宗從一上台開始就從不吝向人們表達他對道教的崇尚，不但賞賜道士修建道場，甚至親自授法箓。筆者認為這裡面除了個人信仰外，也有可能是為了加強皇權。實際上，唐文宗在去世前是打算立唐敬宗幼子李成美為皇太子的，但是宦官們想獲得擁立之功以獲得更大權力。這樣，就使唐武宗的繼位顯得有些“得位不正”的感覺。
而道教可以說是李唐王朝的國教，李家天子們一直以道教始祖老子後代自居。那麼如果唐武宗崇尚道教，既可以滿足自己的信仰，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正己位，頗有些君權神授的意味。
2、啟用李德裕，大力任用“李黨”成員
唐武宗繼位不久，就把時為淮南節度使的李德裕調到中央任任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唐朝中後期官職加上同平章事的名稱就被認為是宰相，衆宰相又以門下侍郎為尊，是以不難看出唐武宗對李德裕的喜愛與信任，剛剛繼位，就任命李德裕為首相，可見唐武宗在做親王的時候就留心觀察得力大臣，這才標明的李德裕，絕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在唐武宗執政時間，君臣二人一直能彼此信任，一起度過了很多危機。
明相李德裕
唐朝的“牛李”二黨起源于唐憲宗一朝，從穆宗開始開始唐朝的宦官之争就愈演愈烈，到了唐文宗時期達到巅峰，雙方互相拆台，耽誤了很多軍國大事，尤其是“牛黨”成員，門戶之争遠遠大于國家利益。唐武宗上台後，“李黨”成員大多加以重用，而“牛黨”成員大多被安排了閑職。這樣，就可以做到上行下效，避免推诿。
3、限制宦官，敢于擔當的上司才是好上司
無論是黨争還是藩鎮，在當時的情況下都不能對皇權産生絕對威脅。但宦官則不同，唐武宗前四任皇帝，其中有三位是宦官所擁立（唐憲宗、唐穆宗、唐文宗），兩位被宦官殺害（唐憲宗、唐敬宗）。細思極恐，限制宦官刻不容緩。
相對于唐文宗的一網打盡政策，唐武宗的政策則高明的多。他和李德裕抓住了宦官集團自身的漏洞進行分割包圍。實際上，晚唐時期的宦官集團向來不是鐵闆一塊，他們的内部，一直存在着“元老派”和“新貴派”這兩種派系。而這兩種派系在中晚唐時期一直是水火不相容。唐代宗曾利用新貴派宦官魚朝恩收拾掉李輔國。唐文宗利用仇士良做掉王守澄。但這兩位皇帝沒有看對選擇對象且不懂得利用宰相的權力，這才導緻“新貴派”宦官得勢後随即成為了“元老派”而繼續威脅皇權。
唐武宗和李德裕抓住宦官集團的這一特點着手提拔新貴派宦官，對元老派宦官仇士良則采取明升暗降的手段。聰明的仇士良很快嗅到了危險氣息。決定釜底抽薪幹掉李德裕，甚至是再來一次政變屠殺文官集團。于是他向軍中散布謠言，内容是李德裕準備削減軍隊糧饷。唐武宗聽到此事後，怒不可遏。立刻派使臣向左右神策軍發敕書：
敕書初無此事。且敕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而安得此言！
根本沒有削減糧饷的敕書，就算有，也完全出自朕的意思，你們強加給宰相，是何居心？這就是唐武宗，遇事敢于擔當，有時候，評價好的上司與差的上司就取決于這位上司是否勇于為下屬擔責。寫到此處筆者不由想到了當年的唐文宗，每遇大事（比如宋申錫一案與甘露之變），他把一切罪名都推卸到大臣頭上而不想得罪宦官，可他不知道，有時候推卸責任的損失要遠遠大于勇于承擔責任的損失，一個連自己隊友都出賣的人何談使敵人尊重。
唐文宗李昂
唐武宗一連串的動作，終于使仇士良認清現實，終于在會昌三年，緻仕退休。從此，宦官在武宗朝一直掀不起過大的風浪。
霸氣削藩，保境安民
暫時解決了朝廷中的宦官幹政和朋黨傾軋的問題後，唐武宗開始着手于解決外部威脅。具體說來主要做了兩件事。
1、平昭義
武宗當政時，天下藩鎮總體還算平穩，中央朝廷一直遵循“河朔故事”，河朔三鎮自理軍政、财政、民政。但對于其餘藩鎮，如果有敢于獨立者，立即派兵征讨。
會昌三年，昭義軍節度使（也稱澤潞節度使）劉從谏病逝，劉從谏打算像河朔三鎮那樣自立，是以在其去世後，其侄劉稹自立為昭義軍留後，打算割據一方，昭義軍所在的澤路地區十分重要，東連河朔重鎮承德魏博，西連河中，靠近京師，唐武宗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其獨立。是以，唐武宗派遣軍隊向澤路地區發兵，準備一舉蕩平昭義軍。這場平叛戰争的結果表面看起來很容易，唐朝官軍取得了一連串的勝利，叛将劉稹被部将所殺，平叛戰争宣告勝利。但實際上遠遠比表面要複雜。
首先，開戰前夕，是戰是和一直是被大臣不斷讨論，朝中希望和平解決的大有人在。最終，李德裕從民心、軍心以及政治的角度全面分析此戰的重要性。唐武宗皇帝随即力排衆議，全面支援李德裕的作戰計劃。
更重要的是，這場戰争的勝利也與加強皇權，制衡宦官與地方權力有着極大關系。中晚唐時期的平叛戰争，向來都不是簡單的軍事問題，更是政治博弈，皇權與藩鎮權力的博弈，皇權與宦官權力的博弈。
在這場平叛戰争中，無論内地受調藩鎮還是河朔受調藩鎮的軍隊都萬衆一心，聽從中央朝廷的調遣。
另外，以前每當朝廷打仗，宦官都會抽調精銳人馬為其親兵，對大将頤指氣使，打勝了功勞都歸自己，打敗了則是都推卸給領兵将領，這嚴重降低軍隊戰鬥力。針對這種情況，朝廷做出規定，每千人部隊，監軍宦官可以抽調十人作為其親兵，不得搶攻推過。避免之前的弊端，是以軍隊戰鬥力大大提高。
可見，此時皇權已經完全在宦官和地方權力之上，與其說是軍事上的勝利，不如說是皇權的勝利。
中晚唐藩鎮示意圖
2、退回鹘
回鹘汗國，原名是回纥汗國，以會做生意而聞名，曾經也是不可一世。唐朝發生安史之亂後，回纥汗國派兵支援唐朝。總體而言雙方的關系還算不錯。但是到了唐武宗時期，回纥汗國内部衰弱，再加上外族的打擊，四分五裂。其中一支部族流落到唐朝邊境。
此時的回鹘雖然支離破碎，但是仍有十萬軍隊，這支無家可歸的軍隊具有着無限的破壞力。唐武宗和李德裕君臣二人小心翼翼與之周旋，一直有理有據，對有意南遷的回鹘人給予接納。對居心叵測的回鹘人予以抵制。最終回鹘烏介可汗帥軍侵略唐朝境内，唐武宗集結兵力與之一戰，最終大破回鹘汗國。對待回鹘汗國，唐朝做到了仁至義盡，先禮後兵，最終取得了北部三十年太平，為唐宣宗最後收複河潢地區做好鋪墊。
整頓吏治，關注民生
1、對官員加強管理
1.1、限制門蔭，調整入仕途徑
唐武宗深知，吏治的好壞可以決定一個國家的興亡，而入仕途徑對于吏治而言又是十分重要。是以唐武宗在位時期。努力限制不學無術的官二代依靠門蔭入仕，對于貧寒子弟，隻要才學達到标準就會授予職位。
唐代科舉
士子浮華之風在晚唐尤其明顯，針對此問題唐武宗規定士子必須經過兩考，且對授予官職也是加以規範，避免才不對位的情況發生。
1.2、裁剪官員
晚唐時期，冗官問題十分突出。晚唐懿宗、僖宗朝名臣劉允章在其《直谏書》中寫道“國有九破”。其中一破為“食祿人多, 輸稅人少”。可見當時國家冗員現象非常沉重。
針對晚唐時期冗員嚴重的問題，唐武宗與宰相李德裕積極裁剪冗員，最終裁剪冗官上千人，極大的緩和了階級沖突。
1.3、制定重法，對A錢官員毫不留情
針對當時官員腐敗盛行的問題，唐武宗與李德裕采用了公平執法，執法必嚴的做法，對犯罪官員絕不姑息。《冊府元龜》記載：
會昌元年正月诏曰：朝廷典刑，理當劃一，官吏坐贓，不宜有特殊，内外文武官犯入贓絹三十匹，盡處極法。
可見，唐武宗對待官員的嚴格程度。筆者認為，晚唐時期，雖然天下未亂，但亂象已現，而亂世應用重典。況且官員為執法者，知法犯法，本應罪加一等，是以筆者武宗對A錢腐化官員用重刑持肯定态度。
2、對佛教的限制
納稅人口比率低、錢重貨輕、土地兼并激烈的問題在中晚唐一直存在。針對此問題，唐武宗決定打擊佛教。實際上，武宗自上台伊始就對佛教不甚友好，更是在會昌五年時大肆裁撤大批寺院。隻允許上州儲存一所寺院，長安和洛陽隻可以儲存十所寺院，且每所寺院隻能有僧10人（後追加至30人）。寺院所占有的土地一律充公，寺院僧侶一律還俗成為國家的兩稅戶，甚至連外國來唐朝求學的僧人也必須還俗。寺院所供奉的佛像法器融化制錢，以緩解銅供應不足所産生的貨币危機。這次對佛教的打擊可謂是非常嚴重，是以這場運動被佛教人士稱為“會昌法難”。
會昌法難
存在感不高的探析
通過上文叙述，我們可以發現，唐武宗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皇帝，他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客觀的來講，其取得的成就也要比“小太宗”唐宣宗要高。那麼唐武宗在曆史上的存在感為什麼不及唐宣宗呢？筆者認為，主要有四點：
第一，繼任者不是站在自己立場
唐武宗去世後，接替皇位的是武宗的叔叔唐宣宗李忱。曆史記載，唐武宗和唐宣宗的關系并不好。更主要的是唐宣宗是以皇太叔繼位為皇帝，得位更加不正，且唐宣宗依靠的是親“仇”派宦官繼位的，推翻武宗的政治成果就成為了必然。換句話說，無論是于公還是于私，唐武宗的政治成果以及政治形象都會被推翻，自然不會有太多好名聲。
第二，李德裕光芒太盛
李德裕作為晚唐第一名相的确是光芒四射，近代學者梁啟超将李德裕與管仲、商鞅、諸葛亮、王安石、張居正并列為封建時期六大賢相，可見其個人能力之強。相較于李德裕這顆恒星，武宗不免有些暗淡。但前幾任帝王對李德裕的态度或是外放，或不用，或半用，隻有唐武宗真正的重用李德裕。對比之下，唐武宗的用人水準可見一斑。
第三，“滅佛”太過
可以說，佛教在唐朝時深得民心的。當然，那個時期佛教确實存在和唐朝政府争搶社會資源的現象。也有很多世俗人家為了躲避賦稅而遁入空門，唐武宗的初衷并不是壞的。
但佛教在唐朝的盛行自有其規律，佛教在唐朝是有其群衆基礎的。且佛教擁有的财富很多都是靠着信衆的捐贈以及一些合法手段。如果貿然“滅佛”，首先就是對唐朝的法律造成踐踏。況且，唐朝的寺院也是一個士子們勤工儉學的機構，很多沒有錢的讀書人都可以到寺院讀書學習，他們隻需要幫助寺院抄寫下經書或者做些雜活就可以免費在寺院吃住學習，據考證，當時唐朝一個規模較大的寺院就可以容納200名學子在其内勤工儉學。例如唐朝的宰相王播，少年貧苦，就在惠昭寺木蘭院學習，最終官居宰相。可以說是寺院給這些貧苦學子提供了一個機會，當這些貧苦學子有朝一日高中得官時自然會感激寺院的。而武宗這麼直接粗暴的“滅佛”，肯定不得人心。實際上，後世人對武宗批評最多就是其粗暴“滅佛”。
然其奮然除去浮圖之法甚銳。——《新唐書》
在寺廟求學過的宰相——王播
在這裡筆者說句題外話，唐武宗完全可以對打算進入寺院的“準和尚”們進行嚴格的考試，隻有考試通過才能成為出家人。且對寺院内部的出家人統一進行嚴格的考試，剔除不用心佛法者。此外，對于那些想要通過出家而避稅的人予以重刑。對于寺廟的田産，可以适當的抽取兩稅，隻要合理，且有法可依，對國家有利，尊重宗教即可。
第四，對待官吏嚴格，史書評價的雙标準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唐武宗對待官員太嚴格了。雖然對待官員嚴格，但是對待唐朝的百姓來說可就是幸事一件了，很可惜，書寫曆史的話語權不在這些唐朝的百姓手裡，而是在那些擁有着資源的人手裡。在這裡，我們不得不敬佩唐宣宗皇帝的宣傳能力。筆者查閱到一段唐宣宗大中四年皇帝的一份敕書，内容如下：
攘竊之興，起于不足，輕人性命，重彼财貨，既多殺傷，且乖教化...
唐宣宗的意思很明顯，唐武宗對官員的懲罰太過嚴格了，殺傷太多，有違天和...至于宣宗皇帝說的對否，這種公然為貪官辯白的敕書至少筆者是不敢恭維的。隻不過唐史的書寫，正是這些為官之人，也許，史書有時是缺乏客觀性的。
總結
唐武宗繼位後，在短短的幾年内強化了皇權，文治武功，稱之為一代雄主并不過分。但有時曆史評價某位人物時會由于種種原因而帶上“有色眼鏡”。這就需要我們平時在讀書中多一些自己的思考，辯證的看待問題，抽絲剝繭，還原曆史人物的真正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