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方舟這次“爆紅”實為自毀前程，“漢奸培養計劃”為何毀人不倦

文/楊晨

蔣方舟，據說是清華才女，最近由于被指媚日和淪為“新生代公知”而處于輿論風口浪尖之上。由于此類事件為數不少，且她們的出現極易給中國網民添堵，對中國文化軟實力産生負面效應，誤導大衆，是以我覺得有必要抽點時間來評論一番：

話題先從才女開始吧：人品與才女并無直接關聯。近年來，某某才女又賣國了，聽得太多，不少還系出名門大學，而當代公知漢奸，往往特别容易出自于這樣一群所謂的“精英群體”。

她吃的食品是來自于福島嗎？其實日本的核污染早已不局限于福島

許多學校和家長可謂費盡心機培養出來的所謂精英，最終淪為坑害國家的工具，面對這類黑鏡頭，恐怕大家内心的麻木早已經取代惋惜，摸清此類人淪為各式文化漢奸公知的内在規律，也許更為有用。

開放環境下，盡管做了許多努力和抵制，但由于一些原因，我國的文化疆土還是受到來自外部勢力的一定侵襲，包括對外“文化交流”中，也确實存在不少有毛病的東西有的根本就是精神鴉片。客觀講，這些精神鴉片中既有國外敵對勢力有意而為之專門為中國量身定做，也有國外無意間推送進國内市場的物欲橫流、頹廢、黑暗的文化産品等，在西方社會很盛行或被視為正常的文化垃圾，卻與中國的傳統文化認知形成對立。可在一段時期的相當部分中國人内心世界，自我矮化仰視國外是常态化心理病竈，緻使在這部分人的内心世界，中外兩種文化一旦碰撞立刻形成雙重效應：一是不加任何理性對比便淪為國外文化的俘虜，二是不折不扣地鄙夷甚至抛棄華夏文化認知。中國的僞精英式文化及培養，善于締造具有上述雙重效應的人格，進而決定了這些僞精英是可悲可憐可棄的。

由于在相關領域尚未解決好理性看待國外冷眼向洋的這類問題，以至于頻頻出現才女反被才女誤，讀書反倒中毒多的精英實為僞精英的規律現象層出不窮。這應當是各式文化漢奸公知産生的内在規律。發現了這層規律現象，在現實中我們應對這類人一旦具有國外（美西及其附庸）“文化深造”背景，便可能陋習性反噬華夏的嚴重劣根性有高度的警惕，自覺不去接受她們的謬論，讓她們的謊言和國外的高價“栽培”，隻能換來無人喝彩。

這次蔣方舟的反面教材換來了人人喊打、揭穿日本漢奸培養項目實際上形成了相應的正面效應，抑或也是令人欣慰之處。日本人出資讓文化公知辦事，結果适得其反，呈現出越描越黑、越臭的結果，蔣方舟所謂“東京住了一年拯救了她”這一愚癡觀點一抛出，國内的輿論界和多數網友就知道是徹頭徹尾的謬論，而且不用往下再聽，于是口誅筆伐，形成了對文化漢奸和日本漢奸培養計劃的聲讨波峰。這從一個側面展現了，國外培養文化漢奸的做法與生俱來的邪惡性荒唐性，一定是禁不起曆史和群衆雪亮眼睛的檢驗的。也注定是要失敗的。

臭名昭著日本的漢奸培養計劃不是今天才進入人們視線，大家上網搜搜，早年間的文化漢奸馬立誠，當時在中國已經名利雙收的他，去了一趟日本被日本人一忽悠，淪為文化漢奸，罔顧曆史甚至不顧遭到中國人民和老家人民（馬是南京人）唾棄，公然創作漢奸作品“日本不必向中國謝罪”，随後遭到國人嚴厲斥責和罵聲一片。馬立誠本來有一個不錯的公職和職位，也被機關辭退，後混迹于香港，在鳳凰衛視當評論員，被香港愛國人士認出後痛打。香港待不住，還真去到日本，日本人給他找了個三流大學落腳當了個蹩腳的教授。要知道，一個漢奸在中國待不住，到了日本當二三等公民，誰又看得起他。馬立誠不僅被釘到了漢奸的恥辱柱上，也必然是一個人生失敗者。這樣的反面教材就擺在我們面前，是以日本的漢奸培養計劃是非常值得我們警惕的，應當被我方禁止。對于中日（外）文化交流項目形式内容的調查研判和篩選工作十分必要重要。

對于中國人士而言，國外漢奸培養計劃是不折不扣的火坑，有進行中日交流機會的中國人士應當識别清楚有害的交流項目，不要重蹈馬立誠的覆轍，發現是火坑不要跳，更不能幹數典忘祖傷天害理的漢奸文化勾當。

據環球時報6月8日報道，2008年日本外務省旗下的“國際交流基金會”邀請了中國在社會輿論及媒體界有較強影響力的個人進行赴日參觀考察，邀請名單上包括了73名個人和71名團體成員。近期，日本外務省下屬“國際交流基金會”釋出了一份成果評價報告，這份報告中，許多名人赫然在列，“天才少女”作家蔣方舟，知名記者段宏慶，經濟記者馬國川、南開大學副教授熊培雲以及中國許多有影響力的媒體專欄評論員。

于是很多網友查找了這些受邀者所撰寫的關于日本的文章，包括蔣方舟的《東京一年》、段宏慶的《日本為什麼那麼幹淨》、馬國川《我為什麼如此關注日本》、何兵《日本法官為什麼從不腐敗》和熊培雲的《日本是中國的一味藥》，使得網上一片嘩然，這些文章被認為是日本公然“收買”中國對日公知的證據。其中結論性标題《日本為什麼那麼幹淨》、《日本法官為什麼從不腐敗》已經被事實證明其實就是謊言，是愚弄中國大衆的，外國人尤其是日本人對這些标題的表述其實很不以為然，因為日本環境許多地方髒亂差以及核污染，還有日本官場的腐敗，其實很令日本人苦惱和反感。

值得一提的是，現在，随着博弈的加深，國外敵對勢力收買培養文化漢奸會愈演愈烈，它們的目标經常性的瞄準國内的僞精英這個群體。 這也就是為何國内許多文化産品（以電影和文學作品為主），事實上跟不上人民群衆的節奏，落後于時代和民智開啟的速度，除了吃一些過去的“老本兒”，已經越來越被國人摒棄。相反在文化認同上遠離僞精英這個圈子影響的國人中出了不少愛國大咖，這是非常值得我們玩味的現象。究其原因，恐怕還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接觸境内外文化漢奸培養模式的機會少，更是由于他們骨子裡擁有崇高的華夏文化認同感、正能量意識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并與惡俗的所謂公知圈子格格不入，有自覺拒絕國外文化侵蝕的天賦。 這就是為何在公衆自我選擇形成流量時代，積極向上、正能量的愛國大咖很受歡迎的原因。

過去常有人說人窮志短，出生于上世界八、九十年代前又活躍于八、九十年代後大陸文藝圈的人中，确實有不少具有公知情節的人，相信看到這段話的朋友一下子能舉出一串“耳熟能詳的名字”來，也許是由于他們經曆過中國尚不發達的經濟社會和物質相對匮乏的年代，是以才人窮志短，但這種觀點的确存在局限性。現在中國富了，僞精英們往往家境還都不錯，但為什麼志還短，這些人接受資助隻是在國外住個年把，他們就跟進了回天堂似的，然後大肆炮制一看就是反智低端的作品，發表後還被千夫所指，自毀前程。新冠疫情和美國大騷亂之前，資訊化全球化的中國社會已經讓中國人很容易地目睹海外了，更讓廣大群眾一睜眼就能了解自己的祖國，當然也更容易做出中外哪好哪不好的對比。而新冠疫情和美國大騷亂之後，大家用得着比嗎？高手級的公知都黔驢技窮，如過街老鼠，一些三線公知僞精英還拿上世界八、九十年代的“涉外智障”式的作品忽悠國人，誰信？是不是隻有寫它的人才信？

我們常常提到，要堅持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文化自信，在堅持這四個自信的基礎上，我們再去面對開放環境下的文藝，這樣我們就都會進行理性的比較研究，得出正确的結論，在思想認知上才能立于不敗之地。相反，如果喪失四個自信，外表哪怕再光鮮，口袋裡再有錢，也會自然喪失正确的立場和判斷，淪為漢奸或他國的精神奴隸便不在話下，一些遭受這種國外傳銷催眠的中國文人寫出極為反智愚癡的作品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