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舉史十一萬進士中唯一被馬克思寫入《資本論》的王茂蔭

寫科舉不能落下王茂蔭。因為他是中國1300年科舉史十一萬進士中，唯一被馬克思寫入《資本論》，也是《資本論》提到的六百多位名人中唯一的中國人。

當年的《資本論》

馬克思為啥能在王茂蔭去世後第二年的1867年，在萬裡之外的歐洲，在他的經典著作中提到王茂蔭？因為他“先求無累于民，而後求有益于國，方可以議立法”的民本思想是其币制改革的思想核心，其造詣被業界推崇為“中國封建社會貨币理論之最高成就”。

“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向天子上了一個奏折，主張暗将官票、寶鈔改為可兌換的鈔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審議報告中，受到了嚴厲申斥。…”（見《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注83）當然這是現在的譯文.當年對“王茂蔭”名字的翻譯一波三折。

陳啟修最先翻譯《資本論》全卷。他之前1899年，蔡爾康曾提到過《資本論》，1906年朱執信也介紹過《資本論》，1920年費天覺部分翻譯過《資本論》，但他們都沒有注意“王茂蔭”。直到1930年陳啟修翻譯全卷時，才遇到“Wan—Mao—In”人名如何翻譯這個難題。

陳啟修譯成“萬卯寅”但并不滿意，注釋說“我曾托人到清史館查原名，尚無結果，姑譯為"萬卯寅"，等将來查明時再改正。” “Wan—Mao—In”又被日本人高素之譯成了“王猛殷”。

1936年郭沫若讀陳啟修譯《資本論》，查《東華續錄》發現“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奏：鈔法未善，酌拟章程四條。并以兵民怨恨，自請嚴議。得旨：王茂蔭身任卿貳，顧專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于國而利于商者，亦周慮而附于條規内，何漠不關心國事，至如此乎？”于是認定“萬卯寅”是“王茂蔭”。從此“王茂蔭”現于《資本論》。

王茂蔭（1798—1865）徽州歙縣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進士。官運很順 “授戶部主事，升員外郎。鹹豐元年，遷禦史。還管過戶部兵部。他光耀于進士之林的閃光點就在于，不但幹實事，而且動腦筋鑽研。不但有自己的真知灼見，還敢于直言點評财政政策，不怕皇帝不願意。

“戶部議開捐納舉人生員例，茂蔭疏争言：“籌饷之法，不徒在開源，而在於善用。委諸盜賊之手，靡諸老弱之兵，銷諸不肖之員弁，雖日言推廣捐輸，何濟？”又極論：“銀票虧商，銀号虧國。經國謀猷，下同商賈，體至亵而利實至微。初時虧不能見，及虧折已甚，雖重治其罪，亦複奚補！”其言皆驗。 (見《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二. 列傳二百九 王茂蔭 》)

戶部奏鑄當十、堂五十大錢，王大臣又請增鑄當百、當千，謂之四項大錢。當千者，以二兩為率，馀遞減。茂蔭上疏争之曰：“大錢之鑄，意在節省，由漢訖明，行之屢矣。不久即廢，未能有經久者。今行大錢，頗見便利，蓋喜新厭故，人情一概。及不旋踵，棄如敝屣。稽諸往事，莫非如是。錢法過繁，市肆必擾，折當過重，廢罷必速，此人事實體之自然。論者謂國家此制，當十則十，當千則千，孰敢有違？不知官能定錢直而不能定物直，錢當千，民不敢以為百；物直百，民不難以為千。

四年，戶部會奏推廣大錢辦法，茂蔭複疏争曰：“臣疏陳大錢利弊，未奉谕旨，臣職司錢法，夙夜思維，實覺難行。當百以上大錢，與原行當五十者無甚分别，此何以貴，彼何以賤，難一；以易市物，則難分折，以易制錢，莫與兌換，難二；大錢雖準交官項，然準交五成者，已有寶鈔官票，大錢何能并搭？難三。此猶其小者耳，最大之患，莫如私鑄。奸人以銅四兩鑄大錢兩枚，即抵交官銀一兩，是病國也。蓋行制錢，每千重百二十兩，镕之可得六十兩，以鑄當十錢可得三十千。設奸人日銷制錢以鑄大錢，民間将無制錢可用，是病民也。寶鈔官票，其省遠過大錢，果能推行盡利，裨益亦非淺鮮，大錢之行，似可已也。”疏入，仍不報。其後大錢終廢，如茂蔭言。

又疏論鈔法利病，略曰：“上年初用銀鈔，雖未暢行，亦未滋累。及臘月行錢鈔，至今已發百數十萬，為累頗多。向來鈔法，唐、宋之飛錢、交子、會子，皆有實以運之。元廢銀錢不用而專用鈔，上下通行，為能以虛運實。明專以虛責民，以實歸上，勢遂不行。臣元年所奏，皆以實運虛之法。今時勢所迫，前法不行，議者雖專於收鈔時設法，然京師放多收少，軍營有放無收，直省州縣有收無放，非有商人運於其間，則皆不行。非與商人以可運之方、能運之利，亦仍不能行。”因拟上四事，務在通商情，利轉運。奏入，上斥其為商人指使，不關心於國是，命恭親王奕、定郡王載铨覈議。議上，謂茂蔭所論，窒礙難行，嚴旨切責。尋調兵部。(見《清史稿 卷四百二十二. 列傳二百九 》)

鹹豐元年（1851）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王茂蔭，應對清廷财政危機，上《條議鈔法折》。建議發行紙币，提出"極鈔之數，以一千萬兩為限"。主張:發行紙币(行鈔)隻應用"輔銀""而非舍銀而從鈔"。紙币發行後，銀币并不退出流通，而是數倍于紙币與紙币同時流通;行鈔應該做到"行之以漸，限之以制"、"定數"發行。"否則鈔無定數，則出之不窮，似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賤";鈔币必須能夠兌現。

主張朝廷"準許持鈔捐官，或繳納錢糧，或持鈔到銀号兌取現銀，以堅民愛鈔用鈔之心"。鹹豐四年（1853）疏奏反對鑄頒大錢，指出“官能定錢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鑄大錢必然物價上漲;次年又針對戶部官票和大清寶鈔的貶值現象，提出兌現主張。。。

王茂蔭重視商人作用，承認商人在社會中不可忽視，表明他對貨币問題的深刻認識。但遭鹹豐皇帝“嚴行申饬”：

“王茂蔭由戶部司員，隻知以專利商賈之詞，率行渎奏，竟置國事于不問，殊屬不知大體。複自請嚴議，以謝天下，尤屬膽大。如是欺罔，豈能逃朕洞鑒耶？”簡直是大膽妄為！你當我是傻瓜看不出你的鬼心眼兒嗎？！

奏折被俄國駐京布道團的巴拉第收錄在1857年的《帝俄駐北京布道團人員論著集刊》裡。1858年又被德國人阿伯爾和梅克倫堡譯成德文《帝俄駐北京公使館關于中國的著述》。馬克思藉此注意到了王茂蔭的貨币觀點，并寫入《資本論》。

王茂蔭的貨币思想是在繼承傳統貨币理論基礎上，針對中國經濟現狀獨立形成的。是他個人在閉塞的封建中國獨立思考鑽研的智慧結晶。

王茂蔭不但懂經濟 ，他的軍事見解也十分犀利：

“粵匪犯畿輔，參贊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駐師涿州，諸軍鹹觀望不肯前。茂蔭疏言：“賊既渡滹沱而北，回翔於深、晉之郊，而不遽北犯者，懼吾兵出也。吾兵出而遷延不進，賊有以知我之勇怯矣。臣竊謂賊自桂林北竄，諸帥喪師左次，皆為一守字所誤。賊屯一日，可資休息；我屯一日，銳氣日隳。賊所過劫掠，行不裹糧；我軍坐食縣官，日需钜饷。相持數月，饷絕兵匮，不待交綏而勝負已判。請密饬王大臣等明發号令，按兵拒守，而陰選健将率死士數千，潛師出彼不意，麾兵急擊，一鼓可殲。”（見《清史稿. 卷四百二十二. 列傳二百九 王茂蔭》

鹹豐八年(1858年)王茂蔭奏請将《海國圖志》五十卷本刊刻重印，以便使人"知夷難禦而非竟無法之可禦"。誰知鹹豐帝對此毫無興趣，奏折如泥牛入海。 王茂蔭遺囑：

吾以書籍傳子孫，勝過良田百畝；吾以德名留後人，勝過黃金萬镒。

十一萬進士絕大多數都湮滅于史海，唯獨王茂蔭能與《資本論》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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