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賢并不賢，有人居高位奢靡不顧百姓、自私、懦弱、沽名釣譽

如南宋般“此間樂不思蜀”的東晉豪族政權任命桓溫為征讨大都督。桓溫于永和十二年（356年）在江陵起兵，先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将軍戴施駐屯黃河上，以水軍進逼許昌和洛陽，八月己亥日，桓溫到達洛陽城南的伊水，久圍洛陽不破的姚襄于是撤去圍城軍，轉而抵抗桓溫，桓溫則結陣向前進攻，更親身披甲督戰，于是大敗姚襄，随後，周成以洛陽向桓溫投降。

幾經戰亂的洛陽回到了東晉的手裡， 桓溫進攻洛陽，途中渡過淮河、泗水，到達北方邊境，同一些僚屬登上大船樓，注目遙望中原一帶，憤慨地說：“最後讓國土淪陷，繁華都市百年來變成一片荒丘廢墟，王夷甫這些人不能不承擔起罪責!”（參見世說新語《桓公入洛》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這個王夷甫是何人？竟有如此能量，使西晉滅亡北國淪喪。王夷甫就是西晉末年官至尚書令、司徒、太尉等的王衍。如果不知道王衍是誰，那麼大名鼎鼎的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應該聽說過。竹林七賢有魏正始年間(240-249)，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鹹七人，常在當時的山陽縣（今河南輝縣、修武一帶）竹林之下，喝酒、縱歌，肆意酣暢，世謂竹林七賢。不錯這個王衍就是王戎的從弟（堂弟、族弟），王戎、王衍為魏晉時期的豪族勢力，二人均是豪族代表仕于西晉司馬氏，均為西晉高管，位至尚書令、司徒。

當桓溫登上船樓時王氏兄弟早就見閻王去了。而王衍之死就如同我們在前兩篇文章裡說過的，讓我們再一次看透了東漢魏晉豪族假托“儒門”“名教”，實則奢靡、貪婪、自私、視百姓如草芥的惡性（參見鄭強教授相關演講）。

王衍和東海王司馬越一起興兵抵禦胡人，司馬越死後大家欲拜王衍做主帥，這個軟骨頭和其一生每一次的表現一樣，懼不敢當。于是群龍無首的軍隊很快被石勒擊敗。石勒和王衍相談甚歡；而就在此時豪族好利自私、無廉恥、無天下蒼生的本性不經意間暴露出來。王衍竟然勸石勒稱帝。剛才還相談甚歡的石勒臉色大變，說：“你名揚四海，身為西晉重臣身居高位，年輕時就進入朝廷擔任要職，一直到白發滿頭都在朝堂之上主政，竟然恬不知恥說朝綱敗壞不關你的事你沒有參與；破壞天下，正是你的罪行”。之後石勒怕髒了自己的刀，直接将王衍埋掉了。王衍死有餘辜，其兄王戎也是一丘之貉；然而數萬士卒沒有死在正面戰場上，全死在王衍的自私自保之下。

（參見《晉書·列傳第十三》。越之讨苟晞也，衍以太尉為太傅軍司。及越薨，共推為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随牒推移，遂至于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雲計不在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尊号。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苌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苌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為我盡力，又何足貴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将死，顧而言曰：“ 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

王衍不隻是面對石勒表現這樣，面對八王之亂也是自保為上，不思保國安民。我們在談論竹林七賢時經常會談到王衍，是因為王衍其人與其從兄王戎不論出身、作風、品德、及所謂才氣、價值取向、政治理念均為一起。是以我們就知道王戎、王衍兄弟具是西晉豪族，其特點前幾篇我們已經讨論過。

然而我們知道竹林七賢是以形迹放蕩不羁，個性灑脫，不事權貴（甚至厭惡豪族權貴）、不守名教、但卻才氣俱佳而著稱的；怎麼王氏兄弟還是原來的老樣子，一副豪族的嘴臉（當然王氏兄弟本就是豪族，或者可以說：既然身為竹林七賢怎還沒有脫去豪族的罪惡外衣）。

我們聽聽王氏兄弟是怎麼說的：“唉！我們這些人雖然比不上古人，假使不推崇浮華清談，合力匡正挽救天下，還可以不至于到今天這步天地。”

（參見《晉書·列傳第十三》衍将死，顧而言曰：“ 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不錯，王衍口中的“浮華清談”正式發端于東漢末年，成于曹魏末期，異化與兩晉的“魏晉清談，玄而又玄。”

但是清談本來不是“玄而又玄”的，竹林七賢大多“形迹放蕩不羁，個性灑脫，不事權貴（甚至厭惡豪族權貴）、不守名教、但卻才氣俱佳”也是真的。那麼王衍怎麼會在臨死時發出“清談誤國”的哀歎？

這就要了解“清談的來龍去脈”，之後我們會發現竹林七賢有的人是真賢，有的人憤世嫉惡進而嫉俗，有的人委曲求全，有的人清然灑脫，有的人知識渾渾噩噩貪圖奢靡、富貴與名氣罷了。

讓我們一起抽絲剝繭。

清談的興起與漢末的“黨锢之争”關系密切。東漢桓帝、靈帝時，士大夫、貴族等對宦官亂政的現象不滿，與宦官發生黨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黨人”罪名禁锢士人終身而得名。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團受到了嚴重的打擊，黨人被殘酷鎮壓。

在黨锢之争中士人評議朝政有結黨之實，卻未達到除掉宦官的目的。而在黨锢之争中黨人郭泰全身而退，并未被牽連。究其原因是郭泰不評議朝中人物，而隻是抽象探讨人倫鑒識的理論。

（參見《後漢書·郭泰傳》郭林宗雖然善于鑒識人物，品評人物，但不作激切而深刻的談論，是以宦官專政也不能傷害他。等到黨禍興起，知名之士大多遭其害，隻有郭林宗和汝南袁闳得以幸免。于是閉卩教授，學生數以千計。）

也就是說東漢末年黨锢名士為了自保，變其具體評議朝廷人物任用是否得當，即“清議”，而為抽象玄理的探讨，即為“清談”。可見清談的興起是當時名士的自保之策，并不是為了沽名釣譽，但是清談卻是當時名士所持有的特點之一（這一點非常重要）。是以我們說“清談”起于郭泰（有的文獻資料成為“林宗”，因國泰字林宗）。

清談起于郭泰而成于成于阮籍。過渡人物是嵇康。

在郭泰與阮籍之間的一段時期，也就是東漢政權名存實亡之際開始，曹操實際上從宦官手中奪取大權，廣開言路、唯才是舉、納谏從流開始。曹魏前期清談（大緻一直到西晉前期嵇康被害、王氏兄弟當政時終止）為當日政治上的實際問題，是一種名士士大夫表明政治行政立場與觀點的東西。可見這個時期應該稱為“清議”，而不是“清談”。

我們說“清談”起于郭泰成于阮籍是有原因的。因為從嵇康開始政治局面發生了變化，豪族代表司馬氏逐漸掌控曹魏大全，曹魏政權的性質實際上從代表寒族中小地主知識分子開始演變為豪族政治性質的政權。而豪族與寒族，曹魏與司馬氏西晉的異同我們在前面的文章說過，這裡就不再累述。

司馬氏當政後，曹魏的節儉重才之風一下子變為奢靡重門第的特點。而原有的寒族知識分子在司馬氏的淫威下不肯就範，而失去政權的寒族法家就沒有了用武之地，于是轉投道家的法自然。其本質意義在于，不管是法家還是道家都是反“名教”（注意是維護豪族正統性“名教”不是真正的“儒教”）。

嵇康除了是寒族知識分子的代表外，還有一個身份：曹操的曾孫女婿。嵇康早年迎娶魏武帝曹操曾孫女長樂亭主為妻 ，拜官郎中，授中散大夫，世稱“嵇中散”。竹林七賢之首的嵇康其實不是不願做官的，而是不願做司馬氏的官而已。

嵇康為什麼不願意做司馬氏的官，看過我前幾篇的文章了解會更加深刻，作為一個憂國憂民的普通人，也不願意做司馬氏的官，更何況清高，惡豪族之虛僞、奢靡、陰忍、殘暴之人。如嵇康、阮籍、劉伶。

嵇康年少就有名，生的氣宇宣揚、英俊灑脫。而司馬氏要代曹魏是需要這些名士的背書的。為了擺脫司馬氏的糾纏，嵇康選擇了老莊之學，但因其身份，對當權者來說不就範就是反對。而“竹林七賢”的另一位山濤本是小族，并非豪族；但在政治上投靠司馬氏。有一次山濤向司馬氏舉薦嵇康，嵇康回書拒絕。

我們來看看嵇康拒絕時的言辭：“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從這句話我們可以看出嵇康的态度，“流俗”在這裡應該是流于俗務，不能勝任政務的意思，而将司馬氏比作湯、武就有個微妙的問題。

我們應該還記得在有關“漢代三大孝王祥”中有一個情景：荀顗、何曾、王祥去拜見司馬昭，其他二人行跪拜禮，而王祥隻是做了個長揖；同樣獲得司馬氏的歡心。

（參見《晉書》列傳第三。及武帝為晉王，祥與荀顗往谒，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為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辄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夫妻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

為何，豪族重“名教”“禮數”，司馬氏雖然外寬内忌，想着奪權的支援者越多越好，但“名教”不能丢，盡管很虛僞（和王祥哭高貴鄉公一樣虛僞）。是以在旁人看來沒有問題甚至有奉承之意的将司馬昭比作“湯、武”，如果是其他親信說的，估計司馬昭笑得和花兒一樣；但這句話從嵇康嘴裡說出來，在标榜“名教”“禮數”的豪族代表司馬昭看來卻如如芒在背。果然司馬昭聞言大怒。但礙于“名教”，嵇康也無把柄可抓。

（參見《魏志》二十一裴注引《魏氏春秋》）

機會終于來了，嵇康有一個朋友是東平呂昭之子叫呂安，呂會有一個不是東西的同父異母哥哥叫呂巽；呂安的妻子比較漂亮。一次，呂巽趁呂安不在家，灌醉弟媳婦奸污了她。阿都回家後，妻子告訴他這件事。呂安很憤怒，想到官府去告呂巽。呂安也把這件事告訴了嵇康，但嵇康認為家醜不可外揚。在嵇康的勸說下，阿都沒有去告發呂巽。誰知呂巽怕事情敗露卻去官府誣告弟弟不孝，把呂安送進了監獄。嵇康很氣憤，他挺身而出為呂安做證，為這件冤案辯白。

（參見《三國志》卷二十一《魏書·王粲傳》附《嵇康傳》:“至景元中,坐事誅。”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鐘會勸大将軍是以除之,遂殺安及康。”）

這個時候司馬氏終于抓住了機會，在鐘會的操作下将呂安和嵇康殺掉。罪名是“違反名教，不仕不孝”。

嵇康被殺後，另一個名士，也是嵇康的朋友阮籍的心情可想而知。而“竹林七賢”的向秀入朝為官。向秀雖委身于豪族，但内心幾何何人知，後來向秀終究是作了一篇《思舊賦》，以紀念嵇康。

（參見《晉書-向秀傳》。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眼見支援曹魏的寒族名士一個個被壓上刑場，阮籍也不得不入朝為官，但是他選擇了一種更灑脫的方式。司馬氏本來想讓他做“大”官（從事中郎），但阮籍聽說步兵校尉的職位有空缺，隻因“廚多美酒，營人善釀酒”便求得此職；于是乎“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此時的阮籍已經和郭泰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不談論政事，不關心政務，一心隻是清談玄而又玄。

而另一個“竹林七賢”劉伶更重老莊之道“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參見《世說新語-任誕類》）；阮鹹也和叔叔整日縱情山水酒肉之中。

如果說曹魏前期“竹林七賢”隻是對豪族不滿，這是其寒族身份決定的（山濤、王戎除外）；而山濤、王戎之流隻不過是想要名望與縱情縱欲而已（這一點是豪族的本性，但因礙于“名教”不得已而已，其後“老莊與名教的牽強合二為一”是的豪族徹底釋放了自我）。

所謂玄之又玄、縱情縱欲等，隻是嵇康、阮籍們不想與豪族司馬氏同流合污的自保的手段而已。

那兩晉的豪族又是怎麼沾染上這股風氣的呢。

王戎、王衍早年和嵇康、阮籍等來往密切，喜歡縱情山水，名士清談，推崇老莊之道（清談這時候成為一種擷取社會名望的标志）。但琅琊王氏本是重“名教”的豪族，也不想失去豪族奢靡、富足的生活的權利。這些豪族内心是喜歡這種閑散、虛榮的生活的；更重要的是琅琊王氏的另一位王祥也是司馬氏的重臣，因豪族家傳“名教”意識形态、家族利益、個人榮華與豪族整體利益；王氏投靠司馬氏是自然而然的事。是以就會找理論依據使得主張自然與“名教”合在一起。

具體參見下面對話可見王戎内心的真實想法。《晉書》卷四十九〈阮籍列傳·（鹹子）阮瞻〉

　　瞻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将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将無”是助詞，實意是“同”）

阮瞻、王戎盡心找兩者的相同之處，終于說服力自己，這些兩晉的豪族們也開始“清談”了。

但有一點需要注意，早期的豪族代表人物并不主張自然之道的，因為自然之道與“名教”是截然不同的，早期的豪族代表人物如：王祥、何曾、鐘會是極其厭惡“竹林七賢”的做派的。這也行也是王戎們急切想從理論上找到主張自然與“名教”“同”的原因。

嵇康、阮籍的清談與荒誕不經是一種自保；因為他們是堅定的寒族知識分子，尤其是嵇康對司馬氏多有置喙與不滿，阮籍當然如此。所謂的主張自然、荒誕不經隻是表達對豪族奉為圭臬的“名教”的無情嘲諷。

引用一段資料予以說明：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于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啖不辍，神色自若。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鬥，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廢頓良久。

(節選自《世說新語》)

阮籍不為母親去世悲痛，當然不是；隻是用自己的行為狠狠打臉“名教”而已。就像曹操用“唯才是舉”打臉豪族的“門閥、重門第出身、重孝、重禮”一樣。

嵇康死後，阮籍進一步将“清談”的玄之又玄和行為的荒誕不經推行高潮。

“清談”從來就不是什麼治世的方法。隻是在野者用來表達不滿的手段罷了，但是在朝者将之奉為圭臬就麻煩了。

“清談”的真谛是：避禍自保、縱情縱欲、荒誕不經、玄而不實。當清談之風盛行時，談論具體的為政方略、治理手段反而成為讓人譏笑的俗世俗人。

試想一群這樣的豪族門閥治理下的兩晉（司馬炎之後）能成為什麼樣子。“清談之風”加速了豪族的覆滅，也加速了兩晉的覆滅。

另外說一點，“竹林七賢”與竹林沒有任何關系，竹林取自“天竺”，因當時僧徒清談而因由，七賢隻是一個代稱取自《論語》的七個作者賢人；就像我們知道了佛教的八大金剛，動不動就封說誰誰誰是什麼什麼的八大金剛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