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來一次，我情願五愛街“穆桂英”沒有見義勇為再來一次，我情願五愛街“穆桂英”沒有見義勇為 123456

<h1 class="pgc-h-center-line" data-track="1">再來一次，我情願五愛街“穆桂英”沒有見義勇為 </h1>

轉載自人間theLivings

普通人的人生沒有“如果”，容錯率還極低，那次看似莽撞的仗義之舉，讓她徹底失去了反轉命運的機會。

配圖 | 《吉祥如意》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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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末，眼瞅着快過大年了，五愛街裡人如潮湧，買賣興盛。

這種時間點，大批拿貨的老闆會比平時少一些，而零買的顧客一層疊一層，在趟子裡隻能小步朝前挪動，老長時間都走不出5米遠。顧客們左顧右盼，盯着琳琅滿目的商品，我們這些商戶就盯着他們，尋找着各自的“獵物”。

一個周末，一位零買的女顧客出現在我的檔口前。女人臉盤很大，一臉肥肉，妝很厚，到肩卷發散披着，鬓角汗漬清晰。她的胳膊上搭着一件紅色羽絨服，腰裡别着一部火柴盒大小的黑色BP機，一隻坤包被她的肉手緊緊地捂在身前。

我擡眼往後一瞧，發現這胖女人身後不遠處有個留平頭、長相帥氣的男青年。她旁邊還有個30多歲、穿黑色棉襖的中年女人。中年女人一臉菜色，眼圈略微發黑，看商品時目光遊離，我憑經驗判斷，她并不是來上貨的老闆或零買的顧客。

我皺皺眉，心情有些煩躁，就對那個朝裡張望的胖女人說：“往前走、往前走，我家衣服你穿不了，沒有大碼。”我家服務員迅速領會了我的用意，也往外推她：“不零賣、不零賣。不退不換啊，不買的往前走。”

胖女人顯然不明白我們的一番苦心，隻覺得我們服務态度十分惡劣。她皺了皺蒜頭鼻，兩隻小眼睛從原先的位置上站立起來，兩條蟲子一樣的眉毛也跟着站了起來。

“我咋穿不了？”她一叉腰、一伸手，半截肥胳膊輕而易舉地擋住了服務員的手。

這下，服務員不說話了，抱起肩膀，拿胳膊肘輕輕推了我一下，意思是：“咱該提醒也提醒了，她非要往槍口上撞，咱有啥辦法？”

我的後背潮起來，更緊張了——如果我再多說話，就屬于擋人财路了，這樣很可能會遭到那夥人的瘋狂報複。可我還是變了臉色，讓胖女人趕緊走：“你給多少錢我都不賣。”

胖女人氣得直哆嗦，但也拿我沒轍，她轉身離開的時候，跟那個穿黑棉襖的中年女子撞了個正着。

“瞎啊！”胖女人憋了一肚子的氣，口氣不善。

身穿黑襖的女人倒沒有計較，連聲說對不起，還點頭哈腰的。我跟小服務員迅速對視一眼，心裡都明白，她已經得手了。就在她低頭道歉的一瞬間，胖女人的錢包已經轉移到了身後的那個年輕小夥的手裡。

他們走後，我家服務員就樂了：“姐，你看咋樣？有些人像驢一樣倔，你救不了。”

我顧左右而言他：“你也學着點兒，看着沒？剛才她把人撞了還罵人家瞎，人家一個勁兒給她道歉，但是她的錢包已經讓人給下（偷走）了。我是罵了她，态度也不好，卻是真心實意想拯救她的錢包。是以，社會上真慣着你的人一般都有所圖謀，不見得是啥好事兒。”

當天中午，我正在檔口裡攏賬，一張百元鈔票忽然從天而降。

我一擡頭，是上午那個年輕的男扒手，他一面朝趟子外走，一面回頭朝我點頭示意——這是行裡的規矩，扒手在誰家檔口得手，會根據當天所得給檔口老闆“分點紅”。

這種錢哪能要？我讓服務員趕緊追人還錢，可服務員卻不幹：“姐，你不要我要。他們這幫人你還不知道嗎？不要就是不給面子，到時候禍害咱們犯不上，那都是防不勝防的事兒。”

服務員拿這筆贓款去買了雪糕等各種吃食，從趟子頭開始挨家分，分到我家對面檔口時，那個新來的服務員闫小霞卻沒有接。

“我不要。”闫小霞臉色挺冷，把臉偏了過去，“啥東西都吃啊？”

闫小霞的老闆娘正張着塗得腥紅的厚嘴唇嗦啰第一口雪糕，見大夥兒一時愣住，她打起了圓場：“不吃拉倒，哪兒那些話兒呢？”

我家服務員尴尬地出了她家檔口，分完東西回來，還是一臉的憤憤不平，說闫小霞太能裝犢子了：“不吃就清高了？能代表啥？誰還真差那一根雪糕是咋的？不都是沒辦法嗎？再說，還能把那錢直接扔掉嗎？那還犯法呢！”

我一邊算賬，一邊勸她别往心裡去，說闫小霞是新來的，五愛街這裡邊的道兒道兒她不懂：“咱也盡力了，咱不也得活嘛，要不那幾個小子三天兩頭壞咱，咱買賣幹不下去不說，不也犯話（跟對方說廢話）嗎？她懂個啥？”

服務員聽後笑了，感覺我們還挺有理的。我一面說“那當然了”，一面不懷好意地笑：“看過電視沒？古裝電視劇裡那些貪官都像咱這樣‘不得已’，整個官場都貪，他怎麼辦？不貪就會被當成另類排擠掉，是以隻能跟着。犯事兒時候還可以把責任推給官場規則，非說是自己不得已。”

這下，小服務員終于聽出我話裡的“骨頭”來了。她拿着雪糕站起來，“噌噌”往外走，沒一會兒就兩手空空的回來了，懊惱地說：“我把雪糕給扔了，眼不見心不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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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小霞長得挺漂亮，細高大個兒，瓜子臉，披肩發。學賣貨學得也不慢，兩三個月就能拿得起來了。她跟老闆娘談工資，老闆娘欣然應允給她漲薪，但店裡一個叫李月的老服務員不待見闫小霞，常常擠兌她。檔口裡打水、拖地、熨樣子這些零活應該由服務員輪着幹，可她全推給了闫小霞，沒事兒還老呲她。李月私下裡還抱怨，覺得闫小霞一個新手，不應該跟她平起平坐、拿一樣的工資。

那天，我家服務員又聽了李月的一通抱怨，回來跟我說：“姐，你說這人怪不怪？老闆娘給開工資，又不是從她兜裡往出拿錢，你說她咋就見不了别人好？人跟她一樣幹，甚至幹得比她還賣力氣，咋就不能跟她掙一樣多的錢？”

我說有些人就這尿性，又突然感到詫異：“不對呀，送雪糕那回，闫小霞不是把你撅得滿臉大紫泡嗎？你咋還替她說話？”

服務員淡然地說：“一碼歸一碼。闫小霞那人直性、實誠，真交還是得交這樣的人。你看李月，長得就斜眉吊眼的，總欺負人家。大家都是給人賣貨的，真看不慣她拿着雞毛當令箭那熊樣。”

我讓我家服務員沒事兒勸勸闫小霞，與其吃李月的下眼食，一天憋氣帶窩火的，還不如換一家試試。李月是老服務員，跟她家老闆娘那麼長時間了，雙方都磨合得差不多了，大機率是不會走的，是以，闫小霞就算幹得再好，也很難上位。

我家服務員借着一塊兒上廁所的機會勸過兩回，闫小霞倒也聽勸，不久就從對面的檔口裡消失了。

這世上，人與人之間的緣分就是怪。次年6月，闫小霞又回到我家檔口對面賣小衫。此時對面檔口早已換了幾茬老闆，新老闆是個社會人，膀大腰圓，胳膊上左青龍、右白虎，滿是霸氣的文身。

闫小霞能幹、肯吃苦，為人實惠不計較，很快就得到了男老闆的賞識。老闆對她挺好，平常“闫小霞闫小霞”地叫着，并不給她臉色看。可這天，闫小霞卻因為多嘴被老闆開除了。

一個女顧客進店後，闫小霞就發現這大姐讓扒手給盯上了。她想提醒，但話不能明說，就說大姐太胖，“咱家小衫是廣州貨，碼小，你穿不了，你上别人家轉轉”。

大姐性格脾氣倒挺好，一點也沒生氣，說自己就喜歡這小衫的版型，執意要試。闫小霞不好再往外推了，畢竟老闆還在邊上呢。于是她随便找了一件，找衣服的時候還提醒大姐可以把包放在自己這裡暫為保管——這是行裡常有的事，有些老顧客上貨帶的錢多，到五愛街的第一時間就會将錢扔給自己相熟的商家保管，以免被扒手給盯上。有時零買顧客的錢包有危險，一些心善的服務員也會提出可以幫忙保管錢包。不過，這位大姐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她拒絕了闫小霞，然後将包摘下來，提在手裡。

闫小霞麻利地将包裝袋撕開，把衣服遞了過去，此刻，大姐的注意力幾乎全部被漂亮衣服吸引了。扒手抓住時機，就在他下手的一瞬間，闫小霞尖聲驚叫：“大姐，小心包！”

我驚愕地擡起頭，朝聲音的源頭尋去，發現對面檔口的男老闆面部表情快速從震驚切換到了憤怒。扒手站在那裡沒動，神情自若。倒是大姐一臉的驚恐，将包緊緊地摟進自己懷裡，立刻對喜歡的衣服喪失了興趣，逃得無影無蹤。

很快，扒手身後又出現了一個男青年，兩人一裡一外，大大咧咧地走到了闫小霞的面前。一個男人的鼻尖幾乎貼到闫小霞的鼻尖上了，卻隻看着她，不說話，似乎要将她看化一樣。

我站了起來，我家服務員緊張地抱起了雙肩。這時候闫小霞緊張嗎？誰也不知道。從我的角度看過去，隻能看見倆人正無聲地對峙着。幾分鐘後，兩個扒手氣定神閑地撤出了檔口。擦身而過時，男老闆故作熟稔地拍了拍其中一位的肩膀，充滿歉意地說：“哥們兒，不好意思啊！”

隻見闫小霞的兩肩不由自主地往下塌了一下，但旋即又被刻意地拔了起來。再進檔口，男老闆開口就罵：“你頭一天上行嗎？這事兒提醒提醒得了呗，整那麼明顯幹啥？”

年輕氣盛、見義勇為的闫小霞當然不服氣，說自己不能眼瞅着顧客的錢被偷。

“偷你錢了嗎？跟你有一毛錢關系嗎？你認識她嗎？”男老闆的臉色越來越差。

“他偷錢我看着了能不說嗎？那我還是人嗎？”

“你是人，你是人，等這幫人找你麻煩的時候，你就知道你是不是人了！”

左右檔口沒人吱聲，大家都知道男老闆說的沒錯，然而，也不能說闫小霞錯了。我告訴我家服務員，讓她提醒闫小霞今天早點走，怕晚了遭人堵。

我家服務員過去之後，一面讓男老闆消消氣，一面把将闫小霞拽到一邊說了一通。冷靜下來的闫小霞似乎有些後怕了，她小心翼翼地看了看老闆，說想請假早點兒下班。

老闆闆着面孔，伸手拉開腰包，從裡面抽出了幾張現鈔來遞給闫小霞，讓她明天不用來了：“我請不起你這樣的穆桂英。”

闫小霞的一張臉霎時通紅，剛要頂嘴，我家服務員拿胳膊捅了捅她，接着勸：“不來就不來，在家歇兩天，躲躲，避避風頭。你不知道那幫人惹不起，禍禍人。”

“挺大一個老爺們兒比我一個女的還怕事！”闫小霞伸手搶過錢，用老闆能聽到的音量抱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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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小霞三下五除二換回了自己的衣服，拿包就往外走。她剛走出檔口，我就看見一個男青年遠遠地跟了上去。當時我也年輕，容易頭腦發熱，有那麼點兒虎勁，直接把自家買賣扔給了服務員，跟了出去。

到了五愛街大門口，我發現那個男青年朝着闫小霞相反的方向走了。難道是我多慮了？我站在大門口最高的那級台階上沒有動，想再觀察一下。此時，闫小霞已經走過了前面的一個十字路口。她左顧右盼地小跑着，到了馬路對面，還低頭看了一下自己的鞋——我這才注意到，闫小霞剛才光顧着換衣服，沒來得及把上行穿的高跟鞋換下。

此時我還想：一會兒回檔口，得讓我家服務員去對面幫闫小霞取鞋。不然那男老闆很可能會把她的鞋給撇了，鞋子放我這兒，等她再來上行，直接取就行。

我剛想轉身，就聽遠處傳來“啊”的一聲慘叫。再回頭一看，一輛機車快速駛過，闫小霞則蹲在地上，似乎抱着頭。

“壞了！”我撒腿就朝那邊跑，跑過去的時候，周圍已有不少人圍觀，路人都露出驚魂未定的神色。我撥開圍觀人群，看到了血，立即蹲下扶着闫小霞的肩膀，問“咋的了？”

闫小霞擡起眼睛，驚恐地看着我，分明已經吓傻了。她嘴唇哆嗦着，沒哭，也沒說話。我翻開她捂住臉的手掌，見她的腮幫子斜貫着一條口子，紅肉外翻，鮮血直淌，血從臉頰淌到下巴，然後“滴嗒滴嗒”朝下落，把她衣服前大襟、褲子、鞋都打濕了。

周圍的人七嘴八舌，十分嘈雜，有人告訴我哪裡有藥房，有人描述着自己剛才所見，還有人問我：“這姑娘是不是得罪了什麼人？”

我額上冒出汗來，手心裡也全都是汗，趕忙跑到公用電話亭打110。警車很快駛來，從上面走下來兩個“大蓋帽”。我迎上去，陳述我看到的一切，當然包括剛剛在行裡發生的事兒。

兩個警察互相對視一眼，建議我們先去醫院。

“公安醫院。”警察的聲音跟車門閉合的聲音幾乎同時響起。

我拉起闫小霞要打車，突然間意識到自己沒帶錢，又重新回到公用電話亭往檔口打電話，喊服務員把腰包給我送下來。撂下電話後，我讓闫小霞給家裡去個電話，這麼大事兒，她家裡得有人在。

闫小霞稍微遲疑了一下，但還是聽了我的話。接通後，她輕聲跟對面說：“媽，沒啥大事兒，小口子，就劃破點兒皮。你來也行，不來也行。”

沒一會兒，我家服務員踩着拖鞋，呼哧帶喘地跑了過來，乍乍呼呼地喊：“咋的了啊？人呢？人呢？逮住沒？我X他媽的，這幫癟犢子也太過份了！”

沒時間多說，我囑咐她看好檔口，就攔了輛計程車直奔醫院。一路上，闫小霞始終未發一言。

公安醫院有一個好，就是人少，不用等，挂了号就能看。排我們前頭的是個社會青年，染了個黃毛，穿得五顔六色的。他的手從腕處折斷，疲軟地耷拉着，小脖梗梗着，身後跟着兩個與他年齡相仿的小混混。聽他們唠嗑，好像是兩撥人剛在西塔街邊上拿着西瓜刀互砍，小夥子的一條手筋被人挑斷了。

終于輪到闫小霞了。大夫叫她進去，我趕緊跟在後面。為了不讓大夫覺得我們是跟剛才那幫社會青年是一路貨色，我連忙解釋：“大夫，我們不是打架，我們是被打一方。在行裡她看見有人扒竊挺身而出，出市場就讓人報複了。”

男大夫的目光從鏡片後面伸了出來，像飛蟲一樣，先輕悄地落在小霞那血肉模糊的傷口上，之後又淡漠而快速的掃過我們。他似乎并不關心這傷究竟是怎麼來的，也不關心臉上的傷口會對女孩子日後的命運造成何種影響，隻冷漠地對我說：“得縫針，如果要鑒定，出去交錢。”

連檢查帶法醫鑒定，我交了2000多元，之後是縫針，護士問我是“縫美容針”還是“縫一般的針”。我想，在姑娘臉上動針腳，這錢不能省，于是一再表示要縫美容針，還天真地問：“如果縫了美容針，是不是就不能落下疤？”

護士瞅都沒瞅我一眼，鼻子裡發出了一聲冷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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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小霞進了手術室，不一會兒，她家裡人來了。

她媽一頭花白發，穿着一件過氣且不太合體的衣服，灰布褲子，腳上的鞋樣式跟她年齡并不相符，明顯是撿女兒不穿的。我簡略地介紹了事情的大緻經過，她卻并未表現出明顯的擔憂，甚至沒有意識到女兒有可能“破相”了。

我說完，她竟另找話題，主動向我介紹起自己的家庭情況。她說自己從前是開廠子的，後來認識了一個南方男人，對方騙她生了3個孩子就跑了，老小（最小的孩子）都沒有上戶口，政府要罰她，她卻沒有錢交罰款。現在孩子都過了入學年齡，她隻好不停地去派出所反映，“好歹讓孩子先把學上上，要錢我也真沒有，要不他們就瞅着我孩子不能去上學”。

之後，她開始喋喋不休地向我介紹自己開廠時有多風光，強調自己原先“可不是這樣”。我一方面驚訝于闫小霞的家庭情況如此複雜，另一方面又懷疑，是不是長期不如意的生活已經摧毀了眼前這個女人脆弱的神經，她的腦子似乎是糊塗的。

等闫小霞從手術室出來時，臉上多了一條長長的白紗布。她的神情冷冷的，似乎跟這世界保持着很遠的距離。我迎上去，多餘地問她：“怎麼樣？”她先瞥了一眼自己的母親，然後才回頭說：“挺好。”

她手裡拿着單子，把醫生交代的話轉述了一遍，之後，遲疑地望向我：“姐，鑒定費你都交了，有用嗎？能抓到人嗎？有鑒定能咋的？”

我十分肯定地說，有了鑒定就能定他們的罪，夠判了。闫小霞說自己什麼也不懂：“用不用請律師啊？我看演電視都需要請律師，我沒有錢請律師打官司。”

我雖然也是個半吊子，但懂得比她多一些，十分笃定地告訴她說，這是刑事傷害案件，是公訴案件，用不着請律師。闫小霞突然感歎人還是得念書：“等我傷好了，我還得上行，說啥也得把我小妹供出來，一家至少得有一個出息人。”

這話，把我嘴邊的那些安慰的話直接給吓了回去——她都這個樣子了，還能上行嗎？

一周後，我帶着闫小霞去派出所，問案件咋往下處理。一個年輕警察說他們還沒破案，沒抓着人：“他們肯定跑了，回去等信兒吧，有信兒我通知你們。”

那時的五愛街發生過很多偷竊、傷害、糾紛案件，即使報警，最後都會不了了之。于是，我态度十分強硬，堅持讓警察去抓五愛街的那些扒手，認為隻要把他們“清了”，真相自然會水落石出，還能牽出一大串敗類來。

年輕警察問我：“證據呢？就算是你說他們是小偷，你也得抓住他們的手吧。”他說辦案要講究證據，靠推測不行，不可能僅憑當事人或旁觀者的推測就把人抓來嚴刑拷打，那樣不合乎程式也不合法，“不是有案子我們不破，有時候我們抓了人，檢察院覺得證據不充足，一樣把人給放了，費那麼大勁兒抓人，白抓了”。

這套說法一點兒沒毛病，但我仍舊很氣憤：“抓人不合法難道傷人就合法嗎？這麼明睜眼漏的事兒還要什麼證據？先抓回來審一審，作賊的哪有不心虛的？”

“誰告訴你作賊的都心虛？嘴還都硬呢，不見棺材不掉淚，咬死就不承認，你沒有證據能把他咋的？人反告我們，我們這身皮都有可能被扒了。”

“咋的，你們怕無賴不怕老百姓嗎？受害者好捏咕是不？你們不就是除暴安良的嗎？”

我越說越激動，闫小霞卻輕輕地扯了扯我的衣服：“姐我們走吧，不就是劃了一道口子嗎？也沒啥大不了的。我媽說過夏長新肉就好了。這點小事兒，估計警察也不會管。别到時候再把警察惹火了，對我們更沒有好處。”

争執聲引來了不少人，一個年齡稍大的警察過來安撫我們。他态度特别好，請我們給警方時間，還說如果以後看見嫌疑人了可以馬上報警，“我們立馬出警”。

然而過了一個禮拜又一個禮拜，案情依舊沒有任何進展。

此時，闫小霞臉上的傷早已拆線，巨大的疤痕看起來十分猙獰。照過鏡子，闫小霞終于意識到那道口子對自己意味着什麼。她情緒低落，十分茫然，因為沒有倚仗，她連脆弱的資格都沒有。

闫小霞從來沒有追問案情的進展，好像從一開始她就沒有抱太大的希望。相反，她把欠我幾千塊錢醫藥費的事一直挂在心上，每次打電話給我，都說自己一有錢就會馬上還。

闫小霞頂着一張破了相的臉，出門找工作了。此時的她回五愛街賣貨已是不可能，隻能去五愛街周邊的小吃部應聘服務員，還想在五愛街做“拉驢的”（事先串通的人），但都沒老闆要她。後來，我聽說她在飯店後廚洗碗，也幹保潔，還戴着口罩去侍候癱巴的病人，給人收拾屎尿……

我曾經想過讓她來我的檔口裡工作，但很快就推翻了這個想法——這不現實，她站在檔口會吓退顧客，而我也要掙錢吃飯。更何況，那時我的買賣一般，婚姻生活一地雞毛，就連給闫小霞墊醫藥費的事都瞞着婆家。

我覺得很無奈，相當無力。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能掙很多很多錢，可能就不會這樣身不由己，凡事作不得主張。後來我也的确掙到了一些錢，可生活中卻仍有一些事讓我感到無奈、無力。那時我才真正懂得，不如意才是人生的常态。

站在喧鬧的五愛街，我常會想起闫小霞。她的離開，沒有對五愛産生任何影響，熟人們薄情而健忘，很快就忘了闫小霞以及她的不幸。對面檔口的男老闆早換了新服務員，那女孩長得漂亮、身材好、能說會賣貨，男老闆對她非常滿意。

有幾回我想聯系闫小霞，但都放棄了。一來聯系上她我也不知道說啥，啥忙也幫不上；二來也怕她多心，合計我是為了追她還錢。除我之外，我家的服務員也一直惦念着闫小霞，還去看過她一次，回來就向我感歎：“這年頭，好人真是難當！”

她一直認為，闫小霞就不該管那檔子閑事：“自己什麼情況不知道嗎？自己都顧不過來，還要顧着别人的錢包。”

茫茫人海，上哪兒去找那個差點兒被偷錢的女人呢？别說感謝或者為這件事兒負點責任了，恐怕真知道出了事，人家也會馬上摘清自己，并罵闫小霞是自個兒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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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闫小霞對抓住兇手不抱希望，但我還是一直在追問案件的進展，把警察弄得挺煩。那段時間，我經常去派出所堵負責此案的民警，對方總告訴我“等信兒”。我問他：“如果你們永遠破不了案，那她就隻能認了嗎？”

最後實在沒招兒了，我想到了原機關的處長——在來五愛做買賣之前，我曾是個公職人員，處長對我不錯。

處長聽我說完闫小霞的事兒，半晌沉吟不語，末了也讓我“回去等信兒”。一聽這話，我的心頓時涼了半截，以為他也是在敷衍我。沒想到，沒過多久，這案子就有了新進展。劃闫小霞臉的人被抓到了，移交給司法機關，進了看守所等着判刑。

我心裡的一塊大石落下，同時，也平生第一次認真思考：自己當年冒然辭掉公職，是否太沖動了？

我是國家最後一批“包配置設定”的大學生，從學校一畢業就進了公家機關。那時候，我對“命運”還沒什麼概念，隻知道自己想掙更多的錢、想在婆家有地位、想把父母接到沈陽享幾年清福。

工作不久，我就提出辭職。當時處長還找我談話，勸我三思而後行，說這個決定可能會影響我一生的命運。而我堅持認為，自己還年輕，可以憑借能力闖出一片天，不必将一生困在一潭死水一般的行政機構裡。如今時過境遷，現實打臉。闫小霞這事兒，我跑了兩三個月也沒啥信兒，但處長給某個朋友打了個電話，人家過問了一下，就進展神速。

兩相對比，我感到十分受傷。

闫小霞卻不知其中的波折，以為全是我锲而不舍的功勞。我不知道該跟她怎麼解釋——案件告破，并沒有給闫小霞的生活帶來任何改變，沒有賠償，也沒有被認定是“見義勇為”。

大約過了四五個月，闫小霞來五愛街找我。她戴個大口罩，頭上頂個黑色前進帽，很瘦，把自己包得很嚴實。一開始我都沒認出她來，她也沒摘口罩，隻說：“姐，是我。”

我問她咋來了：“咋樣啊？擱哪兒幹哪？”

闫小霞的眼圈倏然紅了，淚卻被噙在眼眶裡，沒有落下。想必這半年，闫小霞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她極努力平複自己的情緒，然後說自己挺好的，不用惦記。

我告訴她，對面的男老闆走了，也沒掙着啥錢，後來就在五愛街消失了。闫小霞朝對面看了一眼，眼神有些黯然——那是她在五愛市場停留的最後一家檔口。

如果沒有發生那件事，她很可能會在五愛街紮下根來，憑借自己勤勞改變命運。要麼出去幹零售，要麼找一個做買賣的小夥子結婚，兩口子齊心協力做買賣。但普通人的人生沒有“如果”，容錯率還極低，那次看似莽撞的仗義之舉，讓她徹底失去了反轉命運的機會。

我讓闫小霞等我下行，我要請她吃飯。她說不行，自己是請假出來的，“有點兒（時間限制）的”。說完，她低頭翻找衣服口袋，從裡面掏出了一卷錢，我瞬間變臉，問她：“這是幹啥？”

“姐，那事跟你沒關系，那錢也不能讓你掏，那我成啥人了？”

我站起來跟她急：“闫小霞你要是把錢還我，咱姐倆以後不能見面了，你也别管我叫姐。”

“姐，你不要這錢是看不起我。我有手有腳，我不用别人可憐我。”

我說我不是可憐她，她見義勇為，我做不到，也不敢像她那樣做。

“你是這個。”我朝她豎起了大拇指，“雖然沒有人說你是這個，但我知道你是。五愛街小偷遍地，隻有你敢挺身而出，五愛街的好老爺們兒都不如你！可是姐能力有限，不能幫你太多。”

我急赤白臉的，執意不收錢，闫小霞隻好把那卷錢收起來。我讓她快回去上班，她不肯，又跟我聊了一會兒才離開。沒過多久，我接到闫小霞的電話，她說她把錢壓在剛坐的那撂貨底下了：“你快把錢收起來。我真不能要你錢，那我成啥人了？”

我掀起那包貨，抖摟開，發現了那卷錢。新來的小服務員看了，邊搖頭邊歎氣：“這人，啧啧啧，你看這人，真講究——唉，這樣人咋能是這樣命呢！？”

從此以後，闫小霞再沒來找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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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五愛街一個幹“儲泡”的（買賣尾貨的人）跟我說，他在萬柳塘夜市賣沖鋒衣，隔不遠處有個女的讓人印象深刻，“臉上有道疤，常年在那兒出夜市，卻沒有一個固定的攤位，也沒個老爺們兒幫手。大雨天，她一個人騎個‘倒騎驢’馱一大包貨，貨苫上了，自己澆成個落湯雞——東北女的真他媽能幹”。

我第一時間就想到了闫小霞。當天晚上，我直奔萬柳塘夜市，從頭開始逛，逛了一圈下來沒有看到她。再從尾又逛了一回，還是沒看到她。

我不甘心，第二天又去。那時，夜市剛開沒多久，商販的攤子還沒上全。除街燈外，路邊的每戶商家扯線拉燈，照得一個夜市絲毫沒有夜晚的氣息，細小的蜢蟲圍繞着那些馬燈瘋狂地飛舞。

突然，有兩個女人幹仗了，聲音吸引了不少人圍觀。我一眼就瞅出其中一個是闫小霞，她戴個頭巾，戴個口罩，隻露出兩隻眼。倆人對罵，罵得挺牙碜，把對方的祖宗十八代和人體器官都問候了個幹淨。看熱鬧的人像在聽一場相聲，不時發出哄笑聲。

聽了一會兒，我明白了，她們之是以吵架，是因為闫小霞占了那個女人剛買的“地号兒”。但闫小霞卻堅持認為那個“地号兒”是自己的，“我去年就在這兒賣”。

對方拿出收據，證明自己所言非虛，還打電話給賣她“地号兒”的人。闫小霞不接招，拿過一張破布往地上一鋪，随即整個人躺在“地号兒”上，說：“誰想在這兒賣貨，就把貨擺我身上。”

賣“地号兒”的人很快出現了，是幾個沒穿制服的年輕男人，也不知道是屬于哪兒的。其中一個瘦高，走過來直接踢了闫小霞一腳，讓她不要躺在那裡裝死：“不交錢就騰地方，天經地義，上哪兒你也說不出去理去——痛快兒給人騰地方！”

闫小霞似乎沒聽到，仍舊安靜地躺着，堅守着地盤。她不反抗，也不辯解。

“你起開！”一人拽開那個踢闫小霞的小子，上來一把揪住闫小霞的頭發，扯下她的口罩，左右開弓扇她嘴巴子。闫小霞坐在地上，整張臉暴露在空氣中。圍觀的人和那個跟她争“地号兒”的女人都不由自主的發出一聲輕呼。那個男人邊打邊罵她：“瞅你長這樣，出來現這眼幹啥？活不起賣（身）去啊？也不都看臉……”

我一直站在遠處，不敢走近，我怕闫小霞看見我，也怕自己被闫小霞看見。

那幫小子揍完闫小霞，就給那個女人安排了一個新“地号兒”。圍觀的人漸漸散去，闫小霞找到地上的口罩，試圖重新戴起來，卻發現口罩帶子已經被扯斷了。她沉默着低下頭，把帶子打結接上，又隻露出兩隻眼。

她把地上的破布掀起來，在底下加鋪了一層塑膠布，再把貨品依次擺好。弄好這一切，她從“倒騎驢”上拿下一個小馬紮，坐下，安靜地看着面前的貨品。她渾身輕松，像突然間卸下了一副重擔一樣。

萬柳塘夜市離我家不近，我原本想打車回去，卻忍不住一直走路，到家時已經筋疲力盡。丈夫問我幹啥去了，我說去逛夜市了，“有個從前的朋友在那兒出夜市，去看一眼”。

“看到了嗎？”丈夫問。

“看到了。”說完我又改口，“沒看到。”

丈夫十分詫異地看着我，問到底看到沒有？我一時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我到底看沒看到呢？曾經那麼正義的闫小霞，如今成了一個胡攪蠻纏的人。從前的她和現在的她是同一個人嗎？是什麼讓她變成了如今這個樣子？誰該為她的命運負責？

我想了很久，還是又七拐八折地托人，找到了闫小霞家所在社群的書記。在我看來，闫小霞當年那種行為是見義勇為，而且派出所都有記錄，案子也判了，那道傷疤改變了她的命運，她應該得到一點兒補償。

社群書記姓李，是一個看起來十分精明的中年女人，我說自己是誰誰介紹來的，她立即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

問明來意後，李書記笑了，說自己認識闫小霞：“我跟她打過交道，真沒想到她那道疤是那麼來的。”

李書記告訴我，闫小霞的一個妹妹現在在“坐台”，另外一個可能在念書。她們一家住在一棟老樓裡，樓上也是個低保戶，因為樓上衛生間漏水，兩家幹過很多次仗了。派出所去過，居委會也出面協調過，可樓上那家人就不修衛生間。沖突終于激化，最近一次，闫小霞往對方家門上潑了便溺物。

“其實也不是不修，那家也真沒錢，孩子殘疾，老太太還是個啞巴，生活來源就靠那點低保。”

我安靜地坐着，心裡五味雜陳。李書記問我：“你跟闫小霞是實在親屬（直系親戚）？”

我搖搖頭說不是。李主任便勸我不要多管閑事，說陳年往事無從考究，差點被偷錢包的女人也找不到，要認定程式更複雜，而且也給不了多少錢，“日子還得闫小霞一家一點一點慢慢熬”。

李書記說，闫小霞一家曾經享受過低保，但如今沒有資格了。我問為什麼，她說，沒辦法，闫小霞是個勞力，她一個妹妹工作了，她媽也沒完全喪失勞動能力。

“闫小霞怎麼可能正常工作？”

“她也沒評殘啊！再說，要照顧的人也實在太多了。”

最後，李書記說不好意思，這事兒不在她能力範圍之内，“你實在想辦，可以找找民政部門，想出手續、證明什麼的，我可以幫幫忙”。

我道了謝，臨走時放下些錢，請李書記居中調停，由居委會出面替那戶啞老太太把衛生間給刨了，重新做防水，還特地囑咐她：“千萬别跟闫小霞提我。”

李書記說我真是個好人。

我心裡說：那闫小霞是好人嗎？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編輯 | 羅詩如 營運 | 嘉宇 實習 | 劉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