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公元1071年，也就是蘇轼35歲這一年，蘇轼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失利，被迫到杭州任通判，相當于如今的副市長級别，遠離了核心權利圈。
3年後夏季的一天，下了點雨，蘇轼應好友相約一同遊西湖。到了中午，朋友設宴款待蘇轼，酒過三巡後，朋友喊來舞女前來助興。
随着悠揚的伴奏響起，幾位年輕貌美的舞姬翩翩起舞。蘇轼的眼神也被其中一位美女吸引，這位正是後來成為蘇轼的紅顔知己和侍妾—王朝雲。
待王朝雲過來斟酒之時，蘇轼望着窗外脫口而出：“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如果把美麗的西湖比作美人西施，那麼淡妝也好，濃妝也罷，總能很好地烘托出她的天生麗質和迷人神韻。
這首詩後來也成為贊美西湖美景的千古絕唱，但其實也像是一首求愛詩，酒不醉人人自醉。
結合蘇轼當時的處境，被排除核心權利圈的蘇轼，身處逆境之中，寫出來的是看不到一點痛苦、郁悶、消沉的情緒，真可謂樂觀曠達。
人民日報也曾評價蘇轼“放下别人的錯，就是解脫自己的心”，說明的就是他的豁達的精神。
但蘇轼也不是對所有的事都能曠達不羁，對一個人就一直耿耿于懷，那就是王安石。那為何一向豁達的蘇轼會對王安石耿耿于懷呢？難道真的隻是因為政見不合？真的隻是意識形态不合？
其實我們可以從他們的人生交集中看出端倪。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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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輩恩怨
這一切得從蘇轼的父親—蘇洵說起。
年少時蘇洵一直是終日嬉遊。27歲之後，蘇洵才開始發奮讀書，期間，也多次考取了進士，但均名落孫山了。于是蘇洵帶着蘇轼、蘇轍開始遊學各地，結交有學問的師友，尋求仕途的機會。大約在46歲時，蘇洵結識了在成都任職的官員張方平。
張方平比蘇洵大兩歲，年齡相近，觀點也相近，兩人一見如故，經常一起吐槽時局，是以相見恨晚，互為知己。
張方平時常在蘇洵面前點評天下人物，由于張方平和王安石互相都不待見，王安石成了他時常吐槽的人物，比如王安石頑固不化、我行不素等。
對王安石的惡感，這種先入為主的觀念被灌輸給了蘇家三父子。
蘇洵在來到東京後，創作的一篇散文—《辨奸論》，文中對王安石充滿了赤裸裸的敵意。
1066年，蘇洵病逝于京師。王安石拒不參加蘇洵的葬禮，甚至後來在替蘇洵寫傳記的時候，對他進行了一番諷刺。
鬧到如此不可開交的恩怨勢必影響到了蘇轼和蘇轍兄弟倆。
“三觀不同，難為友；志趣不合，難成朋”。于是，王安石和蘇轼雖然沒有見面，但已經志趣不合了。
02
為了反對而反對
宋朝的丁憂制度要求有官員父母去世後，該官員必須辭去官職回家守孝，一般孝期為三年，除非國家特令外。
蘇洵病逝後，蘇轼回鄉守孝。3年後，整個北宋政壇發生了巨變，王安石變法拉開了大幕。面對變法之初的巨大阻力和壓力，王安石在朝野之中急需年輕官員來推行和實施新法，蘇轍也被吸納進變法的核心部門—三司條例司，但蘇轼殿中丞、判官告院，實際上這是個閑職。蘇轼面對王安石的當政，極度的難受。
終于蘇轼找到了對王安石變法放出了第一炮。
王安石準備改革科舉制度，着手逐漸完善各級學校制度，不但将學校作為培養人才的教育機關，還将其作為選拔人才的地方，太學期間的高分考生可以直接授予官職。
蘇轼上書《議學校貢舉狀》，得到了神宗皇帝的召見。于是，蘇轼更加按捺不住，相繼《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皇帝書》，甚至對王安石個人發起了人身攻擊，直呼其人品、道德有問題，甚至為了反對而反對，回避了變法的益處，仿佛是純粹是為了意識形态差異而發起的無理攻擊。
03
意料之外的救援
蘇轼44歲這一年，任湖州知州，由于在湖州任上幹得挺開心的，就給皇帝發去了一封感謝信。然而正是這一封感謝信，給蘇轼帶來了意料之外的橫禍。新黨針對這封信彈劾蘇轼有大不敬，想将他置于死地，是以蘇轼被抓進牢獄，甚至被整得痛苦不堪。
“僎徑入州廨，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夾侍，白衣青巾，顧盼猙獰，人心洶洶不可測。轼恐，不敢出，乃謀之無頗。”
這就是舉國震動的“烏台詩案”。然而，蘇轼并非孤立無援，不少人都出面營救蘇轼，這其中有一位讓人出乎意料，那就是曾經作為蘇轼政敵并且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竟然力保，上書神宗皇帝，說：“哪裡有在聖明的世道，還殺有才人的道理呢？”。因而蘇轼得以免除死刑，以被貶至黃州而結束這段橫禍。
事後蘇轼也進行了檢討，思想也有所轉變，也許這個時候也有一種惺惺相惜之感。
04
遲到的相識
神宗駕崩後，舊黨重回中央，新黨紛紛被罷官。
1086年，王安石去世。蘇轼負責為王安石起草追贈太傅的诰命，此時身為舊黨的一員大吏，沒有批評諷刺王安石，而是公正地評價了王安石，甚至對王安石推崇備至。
在後續的從政生涯中，蘇轼對王安石變法的态度慢慢地由中立一度轉變成支援，因而他也被視為舊黨中的異類，也直接影響了他後續的政治生涯。
05
耿耿于懷
首先在從政的追求上，在蘇轼剛入官場時，他的獻策與王安石的改革綱領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為了想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完全可以成為知己。
其次在文人的風骨上，王安石為人正直,做官也清正廉潔，不為自己謀私利，蘇轼本人也是這麼努力要求自己的，這也是蘇轼後來欽佩王安石的原因。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曆經了十年的風雨，和你一起做鄰居，和你一起歸隐已經覺得太晚了。
這也許是蘇轼對王安石的一種遺憾心情，想進行彌補，而且還難以排解掉，留給蘇轼的隻有一份對王安石的耿耿于懷心情。
因為他們曾經完全可以成為志趣相合的好友，而現在已經沒辦法實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