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梁庚堯著《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熙甯變法的源起、流變及其對南宋曆史的影響》一書第四講“熙甯變法的醞釀與實施”。該書中文簡體字版由東方出版中心·時刻人文2024年6月出版。文章題目為編者自拟，引用請參考原書。
宋神宗将理财和策劃對外政策的重責大任，都傳遞給王安石。王安石的學問、德行，在當時的士大夫之間，早已知名。他擔任地方官，在政事上也頗有表現。從宋仁宗慶曆七年（1047）到皇祐元年（1049），他擔任鄞縣知縣，在任内興築堤堰，疏浚河渠；借貸官谷給農民，等收成後再加輕微的利息還給官府；用孔廟設立鄞縣縣學，聘請當地受人敬重的儒者杜醇出來主持。後來他推動的農田水利法、青苗法，都源于此。他對教育人才的重視，也在這時已經表現出來。
王安石曾經多次在地方上任官，深見民間豪富兼并所造成的弊害，又正值國家财政窘象愈來愈擴大的時期，他深思熟慮，逐漸形成他建基于經學之上的以義理财思想。他在經學上有很深的修養，對于《易》《詩》《書》《禮》等經書，都有自己的見解，唯獨不談《春秋》，經書之外，諸子百家之書也無所不讀，可是目的仍在印證經書。他在推行新法時為了使新法順利實施，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在别人看來無異于管、商之術，而他不在意也不否認這種批評。熙甯三年（1070）初行青苗法時，他和陳升之在宋神宗面前曾有一次争論，陳升之指責王安石說：“議令者有罪，乃商鞅法。”陳升之的說法，見于當時一般士人都會讀到的《史記·商鞅列傳》。王安石則答複以“議令者死，管子已如此言”。按，《管子·重令·外言》有“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有死而無赦”之文；較晚的《商君書·定分》也有類似的話，“有敢剟定法令，損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王安石熟讀《管子》《商君書》，才能如此答複；而他這樣回答，更坐實了别人認為他以管、商之術來推行新法的批評。熙甯二年（1069），也就是在陳升之指責他之前一年，他寫有一首為人熟知的《商鞅》詩：“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臨川先生文集》卷三十二）學本于儒而推崇商鞅或以管、商之術來施政，對他來講，其實也是本于儒家所講的“權”，亦即他在《非禮之禮》一文中所說的：“聖人是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桀纣為不善而湯武放弒之，而天下不以為不義也。”（同書卷六十七）至于“權”在儒家經典中的依據，他認為是出于《易》，也就是他在《九卦論》中所說的“巽以行權”（同書卷六十六）。
國家博物館藏王安石像
他的以義理财思想，特别以《周官》（即《周禮》）一書作為理論的基礎。他曾說：“政事是以理财，理财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财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三《答曾公立書》）他所推動的各項新法，也多追溯淵源到《周官》。自宋初以來，由于推崇韓愈，進而推崇韓愈所尊崇的揚雄，又由于推崇揚雄，而重視揚雄所重視的《周禮》，再是以而推崇發揮揚雄之說的王通。王安石立說本于《周禮》，也是承受了這一股時代風氣的影響。他的詩、文有好幾處稱美揚雄，例如在《揚子》詩中講“千秋止有一揚雄”（同書卷三十二）；在《答龔深父書》中則說“揚雄者，自孟轲以來未有及之者”（同書卷七十二），可以說是推崇備至。他曾和曾鞏、王回、常秩等友人，在書信來往中讨論揚雄。曾鞏又曾寫信質疑他讀佛經，他回信以揚雄讀書的廣泛來為自己辯護：“揚雄雖為不好非聖人之書，然于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同書卷七十三《答曾子固書》）王安石對于揚雄的兩種著作《太玄》《法言》均著有注解，學者指出，收錄于南宋人所編書目中的王安石《揚子解》，應包含《法言注》與《太玄注》兩部分。
在王安石的詩、文中看不到直接稱揚王通，但是有一篇文章引用了《文中子》，文中子是王通死後，門人對他的私谥，也是王通著作《中說》的别名；另有一首詩中的兩句，可以比較明顯地看出，其含義是出自《文中子》，《王安石詩注》的注釋者南宋人李壁已經指出。最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讀唐書》這首詩的最後兩句“并汾諸子何為者，坐與文皇立太平”，據李壁的注解，是指房玄齡、魏徵等人都是王通講學于河汾時的門人，後來輔佐唐太宗定天下（《王荊公詩注》卷四十六）。按，房玄齡、魏徵等王通門人輔佐唐太宗一事，首見編于唐初的王通《中說》所附《錄唐太宗與房、魏等論禮樂事》，此文記載了魏徵向唐太宗建議以《周禮》為施政的依據。這應該也就是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文末所舉，魏徵在唐太宗即位之初“思先王之事開太宗”的來源。是以可以認為，王安石所講魏徵對唐太宗所講的先王之事，就是王通和他的門人視為記載周公事業的《周禮》一書，而這部書也就是王安石推動變法的理論基礎，是以義理财思想的來源。
以義理财思想的内容，在王安石執政之前的詩、文裡已經陸續表現。他在皇祐三年（1051）知舒州任内，曾撰有《與馬運判書》，其中說道：
嘗以謂方今之是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是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為家者不為其子生财，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阖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财，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于門之内而已，此其是以困與。（《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五）
所謂“直相市于門之内”，意即若拘限于固定的财源，則負擔有一定的限度，自然容易困竭。是以，生财之道應當在于超越既有的财源，從更廣闊的範圍來提供國家的經費。如何超出既有的财源來生财，從後來王安石的新法來看：一是擴大生産，如農田水利法；一是摧抑兼并，如青苗、免役、市易諸法。兩者之中，他顯然偏重于後者。王安石是以重視摧抑兼并，在于他對社會上的富豪兼并向來不滿，認為他們奪走了原應操之于公家的利權。他有一首題為《兼并》的詩：
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鬥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台。禮義日已偷，聖經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為材。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開。有司與之争，民愈可憐哉。（同書卷四）
詩中指出，由于後世不知摧抑兼并，于是利柄倒持，民間生産所得流入兼并者之手，而政府的财源卻隻限于那些遭受兼并之害的小民，在不斷地苛取下，他們的生活日益困苦。由此而推論，理财之道，就是将利柄從兼并之家的手中取回，歸之于政府，政府的财源自然可以大為增廣，不必再限于貧困的小民。但是裁制兼并不可以徒托空言，兼并之家是以能夠操持利柄，在于他們的資金在民間經濟中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小民的生活費用、生産資本都要向他們借貸，産品也全靠他們收購。是以王安石在一首題為《寓言》的詩中，又提出了進一步的看法：“婚喪孰不供，貸錢免爾萦。耕收孰不給，傾粟助之生。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營。後世不務此，區區挫兼并。”（同書卷十）這首詩的含義，并非指責“挫兼并”不對，而是認為政府必須取代兼并之家在社會中原有的功能，擔負起融通資金的責任，才能達成裁制兼并的目的。王安石的這種思想，完全表達在各項新法上。青苗法和市易法，都是通過政府資金的融通以裁制兼并，經由裁制兼并而達成理财的目的。裁制兼并，便是王安石的以義理财思想中所謂的義。
王安石胸懷理想，希望能夠得君行道。嘉祐三年（1058），在出任提點江東刑獄之前到京師，曾經上了一篇萬言書給皇帝，這是他首次向皇帝詳盡地提出對時事的興革意見。這篇萬言書指出當時國家的問題在于“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其中簡略地提到了他的理财主張，“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費”，也仍然是強調要善辟财源；不過談得更多的卻是人才問題，他認為對人才的教、養、取、任都必須得其道，才能建立法度，法度建立之後，才能挽救“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的危機。總之，王安石的看法是，當時取才用人的方法，無法為國家養成擔負理财責任的人才。這篇萬言書呈上去之後，沒有得到任何回音（原文見《臨川先生文集》卷三十九）。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調回京師任三司度支判官，這期間寫了一篇《度支副使廳壁題記》，文中同樣将理财、法度和人才三者結合在一起講：
夫合天下之衆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則阡陌闾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争。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号而已耳。（同書卷八十二）
他這時已很清楚地表達，要以法令的建立，使兼并之家不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來達成理财的目的。而法令建立之後，又必須有優良的官員來執行。新法中重視人才培養、選拔的幾項，如更改貢舉法、太學三舍法，可以從王安石這些言論裡尋找到端倪。而他是以重視人才，也顯然和理财有密切關聯。
熙甯元年（1068），王安石獲得宋神宗的拔擢，從江甯府召入京師任翰林學士兼侍講。入京之後，宋神宗召見他談論世事，王安石上了一篇《本朝百年無事劄子》（《臨川先生文集》卷四十一），指出百年以來政治因循苟且，理财無法，是以能太平無事，雖然不能說沒有人事人力，實際多得自天助，因而勸宋神宗應該以大有為的行動，議論法制，付之實施，不能再順其自然。從此王安石深得宋神宗的信任，次年升為參知政事，開始推動變法。一年多後，再升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動更加積極。
不過王安石的行動仍然必須和宋神宗的意向互相配合。宋神宗有志伐遼，為祖宗複仇，甚至恢複幽燕。遼國強大，不可以驟然征讨，于是在王安石的策劃下，先以夏國為目标。若能并取西夏，就可以包制遼國。為了攻伐夏國，又從事河湟的經營。熙甯元年，有王韶上平戎三策，“其略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複河湟”。此後王韶得到王安石重用，主持河湟開拓。河湟開拓頗有成果，從熙甯五年（1072）以後，陸續從西蕃手中取得邊地，并且設定州郡，但是也為宋朝帶來沉重的财政負擔，河湟開拓有成之後，下一個目标是夏國。是以熙甯六年（1073），宋神宗和王安石在對談中，論及夏國，宋神宗說：“事欲及時，但患難得将帥與陝西财用阙乏而已。”所謂“事欲及時”，指早日完成征伐西夏以包制遼國的目标，而征伐西夏也需要一筆巨大的經費。對外政策轉而趨向積極，并不止于北面，熙甯年間曾經開拓荊湖、蜀邊諸蠻地，又曾經南伐交趾，所用兵費也相當可觀。
王安石執政後政府開支的增加，還有廪祿支出的擴大。宋代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中的胥吏，原本享有俸祿的，隻有中央政府樞密院的副承旨、諸房副承旨、逐房副承旨，中書門下的提點五房堂後官公事、堂後官，中書門下及樞密院的主事、錄事、令史、主書、守當官、書令史等人。這些吏人有一部分，如中書門下的堂後官，自宋初以來，已因為懲其奸貪，而參用士人有科第曆外官者，他們在職滿一定年限，如願出任外官，優與處分，願意留任，也予以遷轉，逐漸也有已由初階的選人升至由中、高階的京官、朝官而仍出任，甚或複任的，但他們見宰相禮仍如胥吏。吏人享有俸祿，以樞密院的主事較早，中書門下的堂後官則至宋太宗淳化元年（990）才依樞密院主事例給俸。除上述中書、樞密院的幾類胥吏外，包括中央政府機關和地方政府機關在内，其他絕大部分的胥吏，原來都沒有俸祿，依靠受賄為生。熙甯三年（1070），王安石為禁絕請托之弊，才制定吏祿，而對受賄的胥吏施以重法懲處，稱為倉法，最初施行于汴京糧倉的收納，其後推廣到中央政府各機構及各路監司、諸州。在申嚴倉法的同時，又革除以往軍糧侵克之弊，通令軍人廪糧每石實支十鬥。為了使下級官員的收入足以養廉，他們的俸祿也有所增加。此外，王安石為了安排疲老不任事和意見不合的官員，又增加祠祿官的人數，不限員額。廪祿支出的增加，雖然遠不能和兵費相比，但也是一筆不小的數字。
在這樣的情況下，新法不能不帶有強烈的理财色彩。理财可以從節流與開源兩個方面來進行，王安石并沒有忽視節流，他曾經廢并了不少郡縣，目的就在節省開支；熙甯二年（1069）規定疏遠宗室以後不再授官，必須通過科舉考試才能取得官位，也是為了要節省開支。而新法中的保甲法和保馬法，也都有節流的用意。但是政府開支援續在擴大，僅憑節流難以達成理财的目标，是以新法所更重視的，是如何開辟财源，而王安石也将其多年來一貫的信念，借着新法來實踐。
熙甯二年二月，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之後，立即設定制置三司條例司，“取索三司應于條例文字看詳，具合行事件聞奏”，目的在“講求理财之術焉”。在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之前，宋神宗和王安石有一段對話，很值得注意。楊仲良《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十六《神宗皇帝·三司條例司》：
先是，上問：“何以得陝西錢重，可積邊谷？”安石對：“欲錢重，當修天下開阖斂散之法。”因言：“泉府一官，先王是以摧折兼并、均濟貧弱，變通天下之财，而使利出于一孔者，以此也。”上曰：“誠如此。今但知有此理者已少，況欲推行。”安石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能者理财，則十人之中容有一二人敗事，況所擇而使者非一人，豈能無此失？”上曰：“自來有一人敗事，則遂廢所圖，此是以少成事也。”
《泉府》是《周官》的一篇，王安石在這裡引用來作為變法的理論根據。所謂“利出于一孔”，則指政府經由“摧折兼并，均濟貧弱”而達成對于經濟活動的控制。政府能夠控制經濟活動，富家的财源就可以轉入政府的手裡，也就是“變通天下之财”，這樣的主張，就是制置三司條例司成立的動機，也是新法的根本精神，和前述王安石的以義理财思想相一緻。是以要如此做，是為了達成“陝西錢重，可積邊谷”，也就是邊費的要求，王安石在這裡又談到人才，也是指具有理财能力的人。
三司原本是獨立于中書門下之外的一個機構，宋初以來，軍、政、财三權分立，中書門下主管民政，樞密院主管軍政，三司主管财政，中書門下的長官同平章事、參知政事，也就是宰相、副宰相，對于财政往往無法預聞。如今王安石借着制置三司條例司的設定，将财權收到了手中，友善新法的制訂與推行，同時也在這個機構中安排自己的親信。他推薦呂惠卿出任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呂惠卿曾經與王安石論經義，想法相合，于是定交。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極為推崇呂惠卿，認為他“學術豈特今人少比，似前世儒者未能拟議”，又說“能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隻有呂惠卿。随後蘇轍由于宋神宗的意旨，也出任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但不到半年，便因論事不合而自請離開。原因在于蘇轍主張“豐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害财者而已矣”。這樣的态度，自然難以和王安石共事。
但是制置三司條例司這種非常态機構的設定，引起了一些官員的反對。熙甯三年（1070）五月，廢罷了這一個機構，推動新法的中心轉移到司農寺。司農寺從宋初以來隻是一個閑散機構，宋真宗、仁宗時期，推廣常平倉、廣惠倉，将這一方面的事務交由司農寺管理。在制置三司條例司存在時期，推行青苗法，以常平倉、廣惠倉本錢作為青苗錢基金，于是相關事務移交到制置三司條例司主管，并且由制置三司條例司差官充各路提舉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司農寺又成閑散機構。在廢罷制置三司條例司的同時，将青苗法（常平新法）和常平倉、廣惠倉事務交回司農寺管理，長官判司農寺或同判司農寺兼領農田、差役、水利 事。司農寺長官大多由中書門下檢正官或台谏官、兩制官（翰林學士、知制诰）兼任，正顯示由宰相或皇帝直接控制。于是司農寺繼制置三司條例司之後，策劃、頒布并且執行各項新法。主要在制置三司條例司和司農寺兩個機構的先後策劃之下，各項新法陸續頒行。
·END·
北宋的改革與變法
熙甯變法的源起、流變及其對南宋曆史的影響
作者：梁庚堯出品方：時刻人文出版社：東方出版中心出版時間：2024年6月定價：98.00
ISBN：9787547324196
掃碼即可購買
歡迎分享轉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