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
抗戰勝利後，汪僞達官顯貴，紛紛被捕入獄，巨奸陳公博、褚民誼、缪斌、梅思平、丁默屯、林柏生、陳君衍、葉蓬等都被先後判處死刑，執行在案，獨周佛海由南京高院判處死刑後，複經最高法院裁定維持原判，已成定谳，而又峰回路轉，減為無期徒刑，實為群奸案中絕無僅有的例外。
周佛海是1946年11月7日，由南京高等法院一審判處死刑的。 因本人及家屬上訴“控告”，一月後，最高法院調卷複核，分發刑事第一庭辦理。 當時刑一庭庭長葉某，福建人，頗有心計。 知周佛海長期主管汪僞财政金融，是塊有名的 “肥肉”，不肯輕易放過。 不久即有兩個福建人到上海，找到周佛海舊屬李思浩，表示他們與葉某相識，周家有何要求，當可負責轉達。李思浩即将此意轉告周妻楊淑慧。周家商量後，雖覺不失為一有用門路，但恐其要求過高，難以滿足。原來周佛海雖家資巨富，已遭軍統“洗劫”一回:1946年6月15日，陪伴周佛海軟禁重慶的楊淑慧，獲準由重慶飛回上海處理家務，飛抵上海後，即被軍統扣留，逼令交出全部動産和不動産，損失不菲。更重要的是，當時楊淑慧認為已走通了另一“門路”，覺得更有把握，就沒有理會葉某的要求。
原來楊淑慧自周佛海宣判死刑後，除奔走人事外，還到處求神拜佛，夤緣結識同為佛門信徒的馬姓婦女，此人是立法委員馬曉軍之妻。 馬家設有“神壇”，十分靈驗，善男信女，有求必應。楊淑慧也到過馬家神壇求過，并與馬妻成為知交。 馬妻告訴楊淑慧，說她認識蔣介石“外寵”吳小姐，已托吳向蔣求情，為周佛海減刑，吳已答應，但吳下面的人要“打點”一下，需金條20根才能應付。楊淑慧當即答應了。馬妻就叫楊淑慧寫了兩份呈文，由楊署名，一報國民政府文官處，一報軍統局轉蔣介石。 周佛海在獄中聽說此事，覺有疑義，但楊則深信不疑。不久馬妻告訴楊淑慧，說吳小姐已在蔣介石處“求"到了“情”，蔣已将呈文，批交最高法院院長夏勤，指令減刑。 但減刑仍須服刑，如能得到"特赦”，就可立即出獄。 馬表示亦可幫忙，但需再加金條10根，前後30根，先付半數，并議定将來獲得"特赦"，發還資産應悉數歸吳小姐，楊淑慧也即依允，并連夜趕往上海，分頭告貸，變賣女兒首飾，湊成30根金條，先交15根。 于是馬又代楊拟文，申請“特赦”。不久馬回信說，她親自攜文到滬，面交吳小姐，吳已托蔣緯國帶回南京，面交蔣介石。馬說蔣緯國之妻就是吳小姐介紹的，是以關系非同一般，吳小姐在上海，就與蔣緯國夫婦住在一起，惟蔣緯國雖礙于吳小姐情面，允為代呈，也得給點好處，于是提出再給蔣緯國8根金條。楊淑慧也如數報命。但在1946年12月下旬，“減刑”或“特赦”仍渺無音訊，楊淑慧再請馬妻到國民政府打聽此事，因有一呈文是遞到“文官處”的。 未幾馬妻回報說: “元旦已來不及了，因須先由司法院呈請，公文往來，約需半月。”遂又提出: 文官處經辦人員也得給點“潤筆”，以促其成，須再給金條4根。楊淑慧雖對索取無厭極感不滿，但又恐功虧一篑，隻好勉強支付。到1月上旬，馬妻告楊：公文已于1月6日送達司法院。 把戲愈演愈真，此時連周佛海都有點半信半疑了。 看似“特赦”在迩，忽然一夜北風起，1月21日最高法院宣布對周佛海死刑一案，維持原判，才“大夢初覺”，真相大白。楊淑慧絕望之餘，面質馬妻。馬妻這才承認，她并不認識什麼“委座外寵”吳小姐，整個鬧劇都是時任軍統副局長的毛人鳳之妻“導演”的，于是故意大罵毛妻。 毛妻也怕此事鬧大，因為毛人鳳與軍統頭子鄭介民向來不和，毛妻與鄭妻也是死對頭，怕此事為鄭所知，授人以柄。 毛妻便托曾任蔣介石侍從特務小組首任組長、保密局中将設計委員會的胡靖安之妻出來圓場，要求不要聲張此事，願将金條退回。約定在上海退回20根，南京退回9根(實際上海隻退回16根，南京僅退1根)。 楊淑慧也投鼠忌器，又懾于軍統權勢，隻好吃啞巴虧。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鄭介民也微聞此事，派人來找楊淑慧。 楊雖未承認，毛人鳳終覺心有不安，就想在楊身上抓到一點把柄，以利威脅、控制，于是又有了所謂“中共人士”過問“周案”的事。
時為1947年3月9日，忽有一自稱“中共人士”的薛某，自言輾轉探得楊淑慧住處，特來拜訪，帶來“中共宣傳部長陸定一親筆信”，大意謂中共領袖對“周案”極為關心，決全力營救，特派此人來京主持。 楊問拟以何法營救？薛某說: “劫獄。”楊淑慧大吃一驚，敬謝不敏，說周佛海雖已判死刑，估計尚無執行之虞，不勞動此幹戈。 楊将此事告訴獄中周佛海，周立判其僞，肯定中共絕不會作此荒唐事。以後薛某又來找楊，重申此議，并說如實不願如此，請楊給陸定一寫一便函回複，他好回去交差。 楊不肯寫。周佛海則據此斷定：此事是毛人鳳或毛妻所為，旨在取得楊與中共要人交往的依據。
此前，毛人鳳已知高層内定将于1946年元旦釋出“大赦令”。毛人鳳原想做個順水人情，騙點金條。不想大赦令發表，漢奸皆不在内，也未對周另頒特赦令，而最高法院維持原判的裁定，也于1月21日下達。
先是楊淑慧以為有了 “吳小姐”這條門路，算是拜到了“真佛”，未免冷落了法院。葉某滿以為可以發注大财，卻久候周宅“關節”不到，氣憤難言，不僅很快作出 “維持原判”的決定，而且故意選擇1月21日農曆除夕這天發表，使得周家在死刑重壓下，凄凄慘慘度過那年春節。
但最高法院維持原判的宣布，也驚動了周佛海的一些知交故友。 首先是陳布雷。陳與周佛海多年共事，私交甚笃。 陳在上海得悉周案最後裁定消息，即趕回南京，請文官處政務局長陳方(芷汀)，找到正在走投無路的楊淑慧，叫楊速寫一呈文，請求特赦，陳願代為轉交。 不久陳方來告:陳布雷已向蔣介石陳述此事。蔣說:“怎麼到現在才說!”似有嫌遲之意，而态度則是積極的，而且立即将此事交陳布雷負責，設法解決。 陳布雷領此“上意”，即去與陳立夫商議，決定仍由司法方面解決，并找時任社會部政務次長、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洪蘭友，研究法律手續(洪曾任司法院法官訓練所所長，是國民黨有名的 “法學權威”)。洪蘭友與周佛海交誼也不錯，此事又“恩出自上”，是以也很熱情。
2月初，在陳布雷推動下，國民政府正式行文司法院，表示對周可免其一死。 時任司法行政部長的謝冠生，也同意由最高法院改判無期徒刑。但最高法院院長夏勤卻不買帳，說法院既已出維持原判的決定，不便再事更改。 (這裡未必沒有刑一庭長的聲音。)洪蘭友就去找司法院院長，居正又與夏勤和謝冠生共商此事，決定改用政治方式解決，即由司法院簽呈國民政府請求減刑。 但其部屬認為:應由中央黨部下一公文，司法院辦起來才有依據。 于是居正又與時任國民黨中常委兼秘書長的吳鐵城商議。吳認為此事最好悉由政府辦理，不必牽人黨部，緻招物議。于是執論不下，幾成僵局。陳布雷又邀陳立夫，洪蘭友同訪居正。居正終被說服，迳由司法院呈文，約于2月中旬，送達國府。但時近一月，尚無消息。陳布雷又訪時任文官長的吳鼎昌，請再以文官處名義，加一簽呈，直送蔣介石。吳鼎昌照辦了。蔣介石看了文官處的呈文，親筆将呈文内谷作了修改，令文官處眷清再報。據陳方吐露:蔣改之處，比原文寫得更加有力。陳布雷與陳方又按蔣的修改重新潤色、補充，再次呈蔣。3月28日，蔣介石減刑令下。
抗戰勝利後，專門頒布了 《懲治漢奸條例》，周佛海一案，蔣介石是不可能不知情的。
日本投降，汪僞政權作鳥獸散，周佛海則于1945年8月12日“榮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指揮”。 當然是蔣介石點頭的，以後風頭不好，辭職求去，要求到重慶或貴陽暫住，也是通過戴笠向蔣請求獲準的。1945年9月30日，周在戴笠親自陪同下，由滬飛渝，原拟次日換小飛機去貴陽，因周佛海嶽父及妹佛珍夫婦均在貴陽，其母病故後尚暫厝貴陽城郊紅花池。 但蔣介石又變主意，要周留在重慶待命。 當時蔣在西康，戴笠為此專程到西康請示後，即将周安置重慶“白公館”。戴笠對周一再說過， “委座”對周至為關心，到适當時期必有解決辦法。
1946年3月，國民黨召開六屆二中全會，40餘中委谒蔣，要求嚴懲漢奸。 蔣介石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周佛海匿居重慶，亦非了局。終于1946年9月17日，押回南京，此事仍由軍統出面，但顯然也是蔣介石交辦或認可的。總之，周的一行一動，莫非蔣的意旨，判處死刑這樣的大事，蔣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故周佛海自己也認為蔣是故意于複判定谳後解決，以示恩威并重之意(見 《周佛海獄中日記》)，應該說他是很懂得蔣的為人和心理的。
(摘自 《世紀》2001年第3期甯敏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