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的一天，延安中央黨校門前，正在舉行一場特殊的公祭儀式。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主祭，李克農念祭文。
公祭儀式結束後，延安萬餘人自發參加了此次出殡活動。桃花嶺上，因為剛下過雨，路上滿是泥濘，幾個人擡着棺柩艱難地往前走着。這幾個人當中就有中共中央上司人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楊尚昆、徐特立等人，我黨領袖毛澤東正是擡棺者第一人。
民間有個傳說，擡棺的中途是不可以落地的，需要一直走個不停，即便是壯勞力，身體也很難吃得消，越走就會越感到沉重，是以一般會有十六個人輪換着擡棺材。可是在這次擡棺的中途，尚未有一人被輪換。
棺柩入葬時，毛澤東又親自為他執绋安葬。這是毛澤東人生當中唯一一次為人執绋、擡棺。在黨的曆史上，能有這樣殊榮的，也僅棺柩主人這一人。
那棺柩主人是誰？他的喪葬儀式為何能達到這麼大的規格？我黨領袖毛澤東又為何親自為他執绋、擡棺呢？
這個人就是林彪的堂兄、“黃岡三傑”之一林育英。林育英出生在于1897年，貧苦家庭出身。混亂年代，連基本的生計都無法保證，更别提支撐學業了。是以，在林育英13歲那年就已經中斷讀書生涯，開始操持家務。
本來以為要平平淡淡地度過這一生的林育英，在族弟林育南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産黨。自此開啟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1922年，林育英與族弟林育南一同參加香港海員大罷工活動，在香港勞工屆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兩年後，林育英遠赴莫斯科共産主義勞動大學深造，開始系統地進行馬克思主義學習。
1925年7月，林育英秘密回國，以化名“林春山”在上海籌備勞工運動。12月6日，上海總工會舉行萬人集會，卻遭到了警察的暴力驅趕。林育英的頭部被刺刀戳中，是以留下嚴重的後遺症。
之後，他先後擔任中共滿洲省委、工委書記等職，在東北上司黨組織進行一些公開的革命行動，發展黨員，激勵更多的人投身于革命事業。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開始發動侵華戰争，再加上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東北三省逐漸被日寇蠶食，我黨工作被迫轉為地下活動。
1931年11月11日，由于叛徒的出賣，林育英不幸被日軍逮捕。在獄中，日軍對他進行嚴刑拷打，他依舊不為所動，與日軍作堅決鬥争。在經過長達一年的非人折磨後，林育英終于被我黨同志營救出獄，可他也就此告别了戰鬥3年的黑土地。
1933年，鑒于林育英長期從事勞工運動工作，且有蘇聯學習的經曆，中共中央決定委派他去莫斯科擔任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駐共産國際代表團成員。
早年在莫斯科留學的經曆，讓他結識了很多國際共産主義人士。在蘇聯，林育英積極國際組織工作，多次與蘇聯的上司人季米特洛夫、斯大林在一起交談。他對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和中國革命的問題的獨特看法，讓斯大林對其稱贊不已。
而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遭到破壞，被迫與共産國際中斷聯絡，林育英也是以與中共中央失聯。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共中央被迫向陝甘甯蘇區進行戰略性轉移，紅軍長征拉開序幕。
1935年6月，毛主席帶領中央紅軍曆經湘江血戰、攻占婁山關、巧渡金沙江、四渡赤水、飛奪泸定橋、翻越大雪山等艱辛，終于在到達懋功，順利與張國焘、朱德等人帶領的紅四方面軍會師。
按照原定計劃，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後從懋功一路北上，促進全國的抗日高潮。可就在這時，張國焘等人卻犯了右傾主義思想的錯誤，反對北上，進而主張向西南的川康發展。面對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苦口婆心的勸谏，他置若罔聞，固執己見。
為了解決會師後的戰略方針問題，中共中央在懋功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上批評了張國焘的右傾主義錯誤，同時做出了“集中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決議。
可是兩河口會議後，張國焘卻在雜谷腦召開黑會堅決反對北上，并策動他的親信以“川康省委”的名義要求中央軍委進行改組，讓張國焘擔任中央軍委主席。當然，這一無理要求遭到了黨中央的嚴詞拒絕，可是為了大局考慮，還是把周恩來的紅軍總政委職位讓給了張國焘。
這并沒有讓孤傲強勢的張國焘有所收斂，他故意拖延紅四方面軍北上的行動，導緻紅軍經松潘北去的交通要道被胡宗南大軍攔截。
在政治局會議上遭到批評後，張國焘徹底與黨中央撕破了臉皮。自恃自己手中的武裝力量拒絕服從北上的指令，還密電右路軍前敵總指揮政治委員陳昌浩率軍南下，企圖危害中共中央。隻不過這一行動被前敵總指揮徐向前得知後，果斷制止了。
1935年10月，張國焘在四川省理番縣卓木碉召開“第二中央”成立大會，自封為“中央主席”，公然與黨中央決裂。
後來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對話中，回憶這段往事，直言這一時期是：“一生當中最黑暗的時刻。”從長征開始，紅軍隊伍無論是面對敵人的頑強進攻，或是惡劣的行軍環境，都挺了過來。可黨内出現嚴重分裂問題，這遠比敵人的炮火更加危險。
1935年9月，完成了《八一宣言》起草與定稿工作的林育英，又接到一項艱巨的任務：回國向正在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傳達共産國際七大會議精神。
當時日軍已經切斷了從蘇聯與中國之間的鐵路通道，為了早日把“七大”精神傳達給中央，林育英選擇路線較近但環境惡劣的蒙古入境回國。
離開莫斯科後，他化名“張浩”，與同在蘇聯受訓的密電員趙玉珍辦成商人，牽着駱駝，穿過一望無際的沙漠，忍饑挨餓，終于在11月中旬到達瓦窯堡。
在瓦窯堡，毛澤東見到林育英後，上前一步緊握着他的手說道：“你回來了，我們的隊伍裡又多了一員大将！”
之後，林育英向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人傳達了關于共産國際“七大”精神的主要内容：在全國範圍内号召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毫無疑問，共産國際的這一訓示，與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不謀而合。
瓦窯堡會議結束後，中央決定由林育英以共産國際代表的名義，說服張國焘帶領紅四方面軍進行北上工作。至于讓林育英出面去當這個說客，是有中央的考慮的。
張國焘這個人很高傲自大，與毛澤東同在北大時，初次相見，毛澤東向他打招呼，卻遭到他的冷遇。不過，在國内紅軍隊伍裡經常以老資格自居的他，對共産國際的話卻唯命是從。
林育英接到這個任務後，也很為難，因為他回國前張國焘并未成立“第二中央”，況且當時中央紅軍沒有大功率的電報可以和共産國際取得聯系，這就導緻林育英無法從共産國際處獲得解決張國焘問題任務的批示。是以，林育英此舉無異于“假傳聖旨”、“濫用職權”。
可他自知此事直接關乎到黨和紅軍的生死存亡，二話沒說就答應了下來。他甯願冒着政治風險，犧牲個人，也要力挽狂瀾，挽救岌岌可危的黨中央和紅軍。這不僅僅是個人在大是非面前表現出的大義，更是中國共産黨員在生死存亡之際敢于犧牲自我的擔當。
1936年1月，林育英先後以共産國際的名義給張國焘連發了兩封電報，一封是告知張國焘他已受共産國際之命來解決一、四方面軍問題，另一封則肯定了中共黨中央的地位，并提出中央原則問題應該交由國際解決:
“甲、共産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并認為中國共産黨在共産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于第一位……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對中央的原則上争論送出國際解決。”
張國焘與中央紅軍分裂後，在南下的戰役中屢次進攻失利，接連碰壁，處境堪憂。本來接到第一封電報的張國焘，還抱有通過林育英得到共産國際支援的想法。可是第二封電報，林育英對他成立“第二中央”的主張的批判，這無疑是給張國焘的分裂主義的當頭一棒。
在這種情況下張國焘就不得不考慮，自己是否具有承擔違背“共産國際訓示”所帶來的後果的能力。畢竟，脫離了共産國際的支援，他就如同在大海航行上的孤帆，随時都有可能被曆史的駭浪掀翻。
當年，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在回憶張國焘接到林育英電報時的反應時稱：“張國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裡着慌，特别是林育英的來電……”
之後，一向唯張國焘馬首是瞻的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也開始轉變态度，這讓張國焘在政治上徹底成了孤家寡人。在張國焘的回憶錄中他曾親筆寫下：“事态的發展，使我在黨内的地位開始轉居劣勢。”
後來，林育英個人或與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人聯名給張國焘連發數封電報，催促他取消“第二中央”，盡快率部北上。在多方的努力下，張國焘最終被迫取消了自己的“僞中央”，并同意北上。
1936年10月，紅一方面軍先後與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甯、将台堡地區會師，紅軍長征勝利結束。林育英在與共産國際取得聯系後，主動說明情況并坦陳自己的錯誤，他的這一做法也得到了共産國際的認可。
長征勝利後不久，張國焘回到保安。林育英知道張國焘雖已北上，但同中央對抗的情緒依舊存在，就立刻趕到保安，代表黨中央與他進行談話，做他的說服。随後，他又在瓦窯堡與張國焘多次會談，希望他可以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在黨和中央紅軍面臨嚴重分裂的危急時刻，林育英“挽大廈之将傾”，以共産國際代表的名義争取張國焘北上，為黨和紅軍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
全面抗戰爆發後，林育英出任八路軍129師的政委，劉伯承任129師的師長。一二九師的基礎是張國焘帶領的紅四方面軍，幹部的思想複雜，這讓中央軍委很是頭大。
林育英過去是沒有帶過兵的，要想帶好這萬餘人的部隊，極其不易。好在，他與劉伯承配合默契，在部隊開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教育活動，頗有成效。同時，林育英也憑借自己的高風亮節的行事作風和卓越的指導能力，赢得了一二九師全體指戰員的愛戴。
在全民抗戰初期，紅軍部隊主要負責敵後方戰場，大都采取遊擊戰術。可之前一二九師部隊打得都是打仗、惡仗，打遊擊戰時卻犯了難。劉伯承和林育英為了讓指戰員适應這一戰術變化，不僅專門開設遊擊訓練班，還親臨戰場實戰教學，反響很好。由于前期在戰術上的準備工作夠足，第一二九師在之後的抗日遊擊戰中屢次獲得勝利。
1937年12月底，林育英因為腦傷時常發作，不得不帶着健腦器工作。劉伯承看不下去，讓他去軍區醫院養病，可林育英說什麼都不肯。劉伯承知道林育英脾氣倔，隻好向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部上報了林育英的病情，希望中央可以把林育英調回延安接受治療。
毛澤東接到電報後，當即決定調林育英回延安，由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接任林育英的政委工作。回到延安後，林育英一邊工作，一邊治病。
1938年，林育英和林彪共同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會議上對林育英為革命事業作出的突出貢獻予以肯定，并一緻推選他為中央委員。與會人員合影時，毛澤東還拉着林育英的手說：“來，我與你在一起。”
這時，林彪走了過來，毛澤東又把林彪推到林育英的右邊，說道：“你們是堂兄弟，更應該在一起。”六屆六中全會上的合影照片，是林彪和林育英兩兄弟為數不多的一次合影，也是是林家二兄弟第一次同毛主席在一起合影。
1940年4月的一天，林育英與毛澤東、朱德等中央上司人應邀到延安青年文化溝參加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慶祝大會。會議開始後 ，周恩來先做了演講，接下來是林育英。
林育英像往常一樣，振作精神，站在台上，激情飽滿地開始自己的講話。可是講了不到十分鐘，他就因突發腦溢血差點昏倒，好在警衛員眼疾手快，迅速上前抱住了他。這次突發病症，林育英雖被及時搶救回來，但他已經無法再站立，更加無法為黨做工作了。
當時那個年代，延安的治療條件和醫療水準都有限，林育英的病症始終沒有治好。可堅強如他，他并沒有因為自己的身體狀況自暴自棄，反而一心想着中國革命，想着黨的事業。
1941年的一天，毛澤東親自到醫院去看望林育英。毛澤東進去時，林育英正躺在床上，看到毛澤東進來，掙紮着身子，堅持讓護士攙扶着自己坐起來。毛澤東握着他的手說：“林育英同志，我總想來看看你，因為太忙，一直沒來成。”
見毛澤東百忙之中還惦念自己，林育英心裡很是感動。他低聲歎了口氣說道：“主席，我是老病号。你太忙，不要再來了。”
毛澤東在林育英的床邊坐下，安慰他說：“那你要注意保重身體，争取早日康複。病好了，我們才能接着幹嘛！”
可天不遂人願，在經過幾次的病情反複後，他的身體終是支撐不了了。1942年2月，林育英已經到了彌留之際，此刻的他很想念林彪。林育英知道林彪從蘇聯養傷回來的消息後，非常高興。
林育英托自己的老部下給林彪捎口信：“麻煩你給林彪帶個話，我快不行了，希望他早日回延安，我們見見面。”
林彪得到口信後立刻向延安請示，批示很快就下來了，林彪馬不停蹄地回到了延安。在延安，林彪見到了四年未見的林育英，此時的林育英在病痛的折磨下，變得骨瘦如柴，這讓林彪心裡很不是滋味。這一夜，他們倆談了好一陣。
3月5日，林育英已經被下了病危通知，他用極其微弱的聲音将警衛員、秘書、妻子等人叫到身邊，交代了自己的臨終遺言：
“我不行了。革命20年如一日，未能看到革命勝利，深以為憾。我死後，請組織将我葬在楊家嶺對面的桃花嶺上，讓我能天天望着黨中央、毛主席。”
3月6日淩晨，林育英同志在延安中央醫院逝世，終年45歲。當天下午，林育英的遺體被移入中央大禮堂。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陳雲、葉劍英等中共中央上司人，輪流為林育英同志守靈。
本來通知3月8日開始吊唁，可是在3月7日自發前來吊唁的同志就有500餘人，很多人淚流滿面地說：“我們得知林育英同志逝世的消息，心裡很難過，等不到明天了。”
3月8日，延安尚飄着細雨，可是在中央大禮堂，陸陸續續有上萬人參加了林育英的遺體告别儀式。毛澤東還親自為林育英寫下挽聯：“忠心為國，雖死猶榮”。
3月9日，中共中央決定公祭林育英。公祭之前，毛澤東向朱德、任弼時等人提議：
“林育英是一個好同志，對革命有很大的貢獻。他的去世，我心裡很難過。我想，同志們的心情應該也一樣。為了表示我們對他的敬意和懷念之情，我提議，他的靈柩由我們幾個主要上司人親自擡！”
毛澤東的提議受到了朱德、任弼時等人的一緻認可。上午9時，公祭儀式結束後，林育英的棺柩由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楊尚昆、徐特立等中共中央上司人親自擡到桃花嶺安葬。自此，林育英同志的忠骨将永遠埋在延安這塊熱土上，與革命聖地隔河相望……
“桃花嶺上埋忠骨，英雄光輝照後人”。在革命年代，林育英同志用自己有限的一生，為黨的事業鞠躬盡瘁，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當然，在革命取得勝利的今天，他的精神也将同樣激勵着更多人，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而奮鬥！
參考文獻：《林育英支援井岡山上的毛澤東》、《林育英—毛澤東為之執绋擡棺的人》、《林育英在克服張國焘右傾分裂主義的鬥争中》《反張國焘分裂鬥争中的關鍵人物》《毛澤東親自為其擡棺執绋的人—林育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