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的一天，延安中央党校门前，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公祭仪式。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主祭，李克农念祭文。
公祭仪式结束后，延安万余人自发参加了此次出殡活动。桃花岭上，因为刚下过雨，路上满是泥泞，几个人抬着棺柩艰难地往前走着。这几个人当中就有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人，我党领袖毛泽东正是抬棺者第一人。
民间有个传说，抬棺的中途是不可以落地的，需要一直走个不停，即便是壮劳力，身体也很难吃得消，越走就会越感到沉重，所以一般会有十六个人轮换着抬棺材。可是在这次抬棺的中途，尚未有一人被轮换。
棺柩入葬时，毛泽东又亲自为他执绋安葬。这是毛泽东人生当中唯一一次为人执绋、抬棺。在党的历史上，能有这样殊荣的，也仅棺柩主人这一人。
那棺柩主人是谁？他的丧葬仪式为何能达到这么大的规格？我党领袖毛泽东又为何亲自为他执绋、抬棺呢？
这个人就是林彪的堂兄、“黄冈三杰”之一林育英。林育英出生在于1897年，贫苦家庭出身。混乱年代，连基本的生计都无法保证，更别提支撑学业了。所以，在林育英13岁那年就已经中断读书生涯，开始操持家务。
本来以为要平平淡淡地度过这一生的林育英，在族弟林育南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开启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1922年，林育英与族弟林育南一同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活动，在香港工人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两年后，林育英远赴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深造，开始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学习。
1925年7月，林育英秘密回国，以化名“林春山”在上海筹备工人运动。12月6日，上海总工会举行万人集会，却遭到了警察的暴力驱赶。林育英的头部被刺刀戳中，因此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之后，他先后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工委书记等职，在东北领导党组织进行一些公开的革命行动，发展党员，激励更多的人投身于革命事业。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开始发动侵华战争，再加上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逐渐被日寇蚕食，我党工作被迫转为地下活动。
1931年11月11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林育英不幸被日军逮捕。在狱中，日军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他依旧不为所动，与日军作坚决斗争。在经过长达一年的非人折磨后，林育英终于被我党同志营救出狱，可他也就此告别了战斗3年的黑土地。
1933年，鉴于林育英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工作，且有苏联学习的经历，中共中央决定委派他去莫斯科担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早年在莫斯科留学的经历，让他结识了很多国际共产主义人士。在苏联，林育英积极国际组织工作，多次与苏联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斯大林在一起交谈。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问题的独特看法，让斯大林对其称赞不已。
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遭到破坏，被迫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络，林育英也因此与中共中央失联。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被迫向陕甘宁苏区进行战略性转移，红军长征拉开序幕。
1935年6月，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历经湘江血战、攻占娄山关、巧渡金沙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等艰辛，终于在到达懋功，顺利与张国焘、朱德等人带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从懋功一路北上，促进全国的抗日高潮。可就在这时，张国焘等人却犯了右倾主义思想的错误，反对北上，进而主张向西南的川康发展。面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苦口婆心的劝谏，他置若罔闻，固执己见。
为了解决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中共中央在懋功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上批评了张国焘的右倾主义错误，同时做出了“集中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决议。
可是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却在杂谷脑召开黑会坚决反对北上，并策动他的亲信以“川康省委”的名义要求中央军委进行改组，让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当然，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了党中央的严词拒绝，可是为了大局考虑，还是把周恩来的红军总政委职位让给了张国焘。
这并没有让孤傲强势的张国焘有所收敛，他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北上的行动，导致红军经松潘北去的交通要道被胡宗南大军拦截。
在政治局会议上遭到批评后，张国焘彻底与党中央撕破了脸皮。自恃自己手中的武装力量拒绝服从北上的命令，还密电右路军前敌总指挥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军南下，企图危害中共中央。只不过这一行动被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得知后，果断制止了。
1935年10月，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召开“第二中央”成立大会，自封为“中央主席”，公然与党中央决裂。
后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对话中，回忆这段往事，直言这一时期是：“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从长征开始，红军队伍无论是面对敌人的顽强进攻，或是恶劣的行军环境，都挺了过来。可党内出现严重分裂问题，这远比敌人的炮火更加危险。
1935年9月，完成了《八一宣言》起草与定稿工作的林育英，又接到一项艰巨的任务：回国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
当时日军已经切断了从苏联与中国之间的铁路通道，为了早日把“七大”精神传达给中央，林育英选择路线较近但环境恶劣的蒙古入境回国。
离开莫斯科后，他化名“张浩”，与同在苏联受训的密电员赵玉珍办成商人，牵着骆驼，穿过一望无际的沙漠，忍饥挨饿，终于在11月中旬到达瓦窑堡。
在瓦窑堡，毛泽东见到林育英后，上前一步紧握着他的手说道：“你回来了，我们的队伍里又多了一员大将！”
之后，林育英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传达了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主要内容：在全国范围内号召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毫无疑问，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与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不谋而合。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中央决定由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说服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进行北上工作。至于让林育英出面去当这个说客，是有中央的考虑的。
张国焘这个人很高傲自大，与毛泽东同在北大时，初次相见，毛泽东向他打招呼，却遭到他的冷遇。不过，在国内红军队伍里经常以老资格自居的他，对共产国际的话却唯命是从。
林育英接到这个任务后，也很为难，因为他回国前张国焘并未成立“第二中央”，况且当时中央红军没有大功率的电报可以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这就导致林育英无法从共产国际处获得解决张国焘问题任务的批示。因此，林育英此举无异于“假传圣旨”、“滥用职权”。
可他自知此事直接关乎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他宁愿冒着政治风险，牺牲个人，也要力挽狂澜，挽救岌岌可危的党中央和红军。这不仅仅是个人在大是非面前表现出的大义，更是中国共产党员在生死存亡之际敢于牺牲自我的担当。
1936年1月，林育英先后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给张国焘连发了两封电报，一封是告知张国焘他已受共产国际之命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另一封则肯定了中共党中央的地位，并提出中央原则问题应该交由国际解决: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提交国际解决。”
张国焘与中央红军分裂后，在南下的战役中屡次进攻失利，接连碰壁，处境堪忧。本来接到第一封电报的张国焘，还抱有通过林育英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想法。可是第二封电报，林育英对他成立“第二中央”的主张的批判，这无疑是给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的当头一棒。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就不得不考虑，自己是否具有承担违背“共产国际指示”所带来的后果的能力。毕竟，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他就如同在大海航行上的孤帆，随时都有可能被历史的骇浪掀翻。
当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回忆张国焘接到林育英电报时的反应时称：“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林育英的来电……”
之后，一向唯张国焘马首是瞻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也开始转变态度，这让张国焘在政治上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在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他曾亲笔写下：“事态的发展，使我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
后来，林育英个人或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联名给张国焘连发数封电报，催促他取消“第二中央”，尽快率部北上。在多方的努力下，张国焘最终被迫取消了自己的“伪中央”，并同意北上。
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先后与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地区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林育英在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后，主动说明情况并坦陈自己的错误，他的这一做法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
长征胜利后不久，张国焘回到保安。林育英知道张国焘虽已北上，但同中央对抗的情绪依旧存在，就立刻赶到保安，代表党中央与他进行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随后，他又在瓦窑堡与张国焘多次会谈，希望他可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在党和中央红军面临严重分裂的危急时刻，林育英“挽大厦之将倾”，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争取张国焘北上，为党和红军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全面抗战爆发后，林育英出任八路军129师的政委，刘伯承任129师的师长。一二九师的基础是张国焘带领的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思想复杂，这让中央军委很是头大。
林育英过去是没有带过兵的，要想带好这万余人的部队，极其不易。好在，他与刘伯承配合默契，在部队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教育活动，颇有成效。同时，林育英也凭借自己的高风亮节的行事作风和卓越的指导能力，赢得了一二九师全体指战员的爱戴。
在全民抗战初期，红军部队主要负责敌后方战场，大都采取游击战术。可之前一二九师部队打得都是打仗、恶仗，打游击战时却犯了难。刘伯承和林育英为了让指战员适应这一战术变化，不仅专门开设游击训练班，还亲临战场实战教学，反响很好。由于前期在战术上的准备工作够足，第一二九师在之后的抗日游击战中屡次获得胜利。
1937年12月底，林育英因为脑伤时常发作，不得不带着健脑器工作。刘伯承看不下去，让他去军区医院养病，可林育英说什么都不肯。刘伯承知道林育英脾气倔，只好向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上报了林育英的病情，希望中央可以把林育英调回延安接受治疗。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当即决定调林育英回延安，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任林育英的政委工作。回到延安后，林育英一边工作，一边治病。
1938年，林育英和林彪共同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上对林育英为革命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予以肯定，并一致推选他为中央委员。与会人员合影时，毛泽东还拉着林育英的手说：“来，我与你在一起。”
这时，林彪走了过来，毛泽东又把林彪推到林育英的右边，说道：“你们是堂兄弟，更应该在一起。”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合影照片，是林彪和林育英两兄弟为数不多的一次合影，也是是林家二兄弟第一次同毛主席在一起合影。
1940年4月的一天，林育英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应邀到延安青年文化沟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大会。会议开始后 ，周恩来先做了演讲，接下来是林育英。
林育英像往常一样，振作精神，站在台上，激情饱满地开始自己的讲话。可是讲了不到十分钟，他就因突发脑溢血差点昏倒，好在警卫员眼疾手快，迅速上前抱住了他。这次突发病症，林育英虽被及时抢救回来，但他已经无法再站立，更加无法为党做工作了。
当时那个年代，延安的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都有限，林育英的病症始终没有治好。可坚强如他，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自暴自弃，反而一心想着中国革命，想着党的事业。
1941年的一天，毛泽东亲自到医院去看望林育英。毛泽东进去时，林育英正躺在床上，看到毛泽东进来，挣扎着身子，坚持让护士搀扶着自己坐起来。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林育英同志，我总想来看看你，因为太忙，一直没来成。”
见毛泽东百忙之中还惦念自己，林育英心里很是感动。他低声叹了口气说道：“主席，我是老病号。你太忙，不要再来了。”
毛泽东在林育英的床边坐下，安慰他说：“那你要注意保重身体，争取早日康复。病好了，我们才能接着干嘛！”
可天不遂人愿，在经过几次的病情反复后，他的身体终是支撑不了了。1942年2月，林育英已经到了弥留之际，此刻的他很想念林彪。林育英知道林彪从苏联养伤回来的消息后，非常高兴。
林育英托自己的老部下给林彪捎口信：“麻烦你给林彪带个话，我快不行了，希望他早日回延安，我们见见面。”
林彪得到口信后立刻向延安请示，批示很快就下来了，林彪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延安。在延安，林彪见到了四年未见的林育英，此时的林育英在病痛的折磨下，变得骨瘦如柴，这让林彪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一夜，他们俩谈了好一阵。
3月5日，林育英已经被下了病危通知，他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将警卫员、秘书、妻子等人叫到身边，交代了自己的临终遗言：
“我不行了。革命20年如一日，未能看到革命胜利，深以为憾。我死后，请组织将我葬在杨家岭对面的桃花岭上，让我能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
3月6日凌晨，林育英同志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终年45岁。当天下午，林育英的遗体被移入中央大礼堂。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轮流为林育英同志守灵。
本来通知3月8日开始吊唁，可是在3月7日自发前来吊唁的同志就有500余人，很多人泪流满面地说：“我们得知林育英同志逝世的消息，心里很难过，等不到明天了。”
3月8日，延安尚飘着细雨，可是在中央大礼堂，陆陆续续有上万人参加了林育英的遗体告别仪式。毛泽东还亲自为林育英写下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3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公祭林育英。公祭之前，毛泽东向朱德、任弼时等人提议：
“林育英是一个好同志，对革命有很大的贡献。他的去世，我心里很难过。我想，同志们的心情应该也一样。为了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人亲自抬！”
毛泽东的提议受到了朱德、任弼时等人的一致认可。上午9时，公祭仪式结束后，林育英的棺柩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亲自抬到桃花岭安葬。自此，林育英同志的忠骨将永远埋在延安这块热土上，与革命圣地隔河相望……
“桃花岭上埋忠骨，英雄光辉照后人”。在革命年代，林育英同志用自己有限的一生，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在革命取得胜利的今天，他的精神也将同样激励着更多人，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而奋斗！
参考文献：《林育英支持井冈山上的毛泽东》、《林育英—毛泽东为之执绋抬棺的人》、《林育英在克服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反张国焘分裂斗争中的关键人物》《毛泽东亲自为其抬棺执绋的人—林育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