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19年12月5日至10日，我與故宮博物院博士後韓宇嬌應浙江嘉善方面邀請，參加“2019中國嘉善·了凡善學思想論壇”，雖然行色匆匆，但感到收獲甚豐，感想亦多。
王素擔任"了凡善學思想論壇"主旨發言
我青少年時就知道陸贽和袁黃（了凡）。這得益于很早就看過民國周養初的《陸贽文》（選注本。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第一集收錄，1933年出版）和袁了凡、王鳳洲（世貞）的《袁王綱鑒》（民國時期屬于學習通史的普及書，版本甚多，不能具列）。關于陸贽及其著述，我撰寫整理過三部書，按出版時間：第一部是《陸贽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二部是《陸贽集》（點校，中華書局2006年出版），第三部是《唐陸宣公集》（點校，《儒藏·精華編》集部第202冊上冊收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出版）。而關于袁黃及其著述，我卻沒有做什麼工作。這是我此次願意應邀來嘉善的主要原因。
嘉善是袁黃的故裡，吳江是袁黃曾經舉家遷居的僑鄉，寶坻是袁黃曾任知縣的地方。由嘉善倡議，吳江、寶坻贊同，三家輪換，每年舉辦一屆“了凡善學思想論壇”，到2019年已經是第三屆了。據說2020年還要舉辦第四屆。當下為什麼需要弘揚“善學”，宣傳“善文化”？嘉善為什麼對“善學”與“善文化”情有獨鐘？等等問題，确實值得探讨！
性善與性惡
相對論的奧妙在于可以不限時空和引力。既然有“善”，就必然有“惡”！而性善與性惡，二者相對，實際由來已久。奇怪的是，性善與性惡，均出自儒家。孔子講“中庸”，原本沒有絕對的性善與性惡。盡管他說“仁者夫妻”，談“有教無類”，其實包含了性善。性善之論，原出孟子；性惡之論，原出荀子。
孟子是儒家的正統代表，故《孟子》一書，能入“十三經”。其《滕文公上》說滕文公為世子，見孟子，孟子為之“道性善”，趙岐注雲：“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又《告子下》雲：“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岐注雲：“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人生皆有善性，人人皆可以為堯舜，成為孟子性善論的經典表述。
荀子是儒家的非正統代表，故《荀子》一書，未能進入“十三經”。其《性惡篇》第一句話就是：“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通篇都是針對孟子性善論的批判言辭。主張針對“性惡”，要有“師法之化，禮儀之道”。“化”指教化，“道”謂引導。即認為人性本惡，需要教化引導。楊倞注雲：“當戰國時，競為貪亂，不修仁義，而荀卿明于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認為荀子之論，雖然“激憤”，但事出有因，戰國是亂世，人性之惡，得以張揚，荀子知道教化之方，卻無權勢地位實施其法，故激憤直指人性本惡。
斯坦因1349号《勸善經》
人性究竟是善是惡，傳統文化實際并無定論。故後世儒家，每欲調和性善、性惡二論。如《三字經》開篇所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前四句宣傳的是孟子的性善論，後四句宣傳的是荀子的教化引導之說。也正因如此，出現一種特有的“勸善文化”。這種“勸善文化”，不僅儒家有，釋、道二家也有。儒家無須多說。釋家有著名的《勸善經》（唐代“疑僞經”之一種），敦煌藏經洞出有至少三十件左右，可見流布之廣。道家勸善經典更多，《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骘文》《關聖帝君覺世真經》合稱“三聖經”，為其最著者，明清頗為流行。而融合儒、釋、道三家“勸善文化”的傳奇小說“三言二拍”，自明末問世以來，更成為人們常讀之書。然則，人性是否就是以向善了呢？實際上遠遠沒有。教育原本就非萬能。在專門發掘人性之惡的體制下，教育更是萬萬不能。向善之心的形成，存在多方面因素，教育僅為其中之一。從地方而言，文化有無傳承，民風仍否醇厚，無疑屬于更重要的因素。而嘉善就是這樣一個文化有傳承、民風仍醇厚的地方。
嘉善：地嘉人善
嘉善地方，明宣德五年（1430）始從嘉興縣分出，單獨置縣，因“地嘉人善”，名曰嘉善。雖然置縣較晚，但曆史十分悠久。境内有馬家浜文化遺址，證明在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居住。春秋時為吳、越接壤地，号稱“吳根越角”，為吳越文化發祥地之一。吳滅屬越，越滅屬楚。秦初隸長水縣，後改長水為由拳縣，統屬會稽郡。東漢分會稽置吳郡，由拳改為吳郡屬縣。三國孫吳先改由拳為禾興縣，後改禾興為嘉興縣。五代後晉升嘉興地方為秀州，另置嘉興為秀州屬縣。北宋改秀州為嘉禾郡。南宋升嘉禾郡為嘉興府。此後直至明宣德五年置縣前，嘉善均為嘉興縣轄地。置縣後，嘉善仍屬嘉興府。現在仍為嘉興市屬縣。
《康熙嘉善縣志》縣境總圖
嘉善地方不大。《康熙嘉善縣志》卷一《區域志上》說：“嘉善地狹，東西三十馀裡，南北五十裡。”初置縣，轄遷善、奉賢、思賢、麟瑞、永安、胥山六鄉。此六鄉并非明時始有。據元徐碩（時官嘉興路教授）《至元嘉禾志》卷三“鄉裡”條記載，此六鄉元時即為嘉興縣屬鄉。由于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區劃一直比較固定，可以推測，此六鄉元以前就已存在。六鄉中，遷善、奉賢、思賢三鄉名分别帶“善”“賢”二字。我們知道，善者必賢，賢者必善，“賢善”可作通用詞。唐元稹《故建州浦城縣尉元君墓志銘》雲：“夫人濮陽吳氏，賢善恭幹。”北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八三《雜歌謠辭一·卿雲歌三》雲：“遷于賢善，莫不鹹聽。”而據前揭《至元嘉禾志》，當時嘉禾還有勸善、積善、集賢、象賢、崇德、履仁、伏禮、移風、德政、德化、感化、慕化等鄉。不僅崇尚“善”“賢”，還崇尚“德”“仁”“禮”及移風興化等。可以看出該地區人民的文化趣向和道德追求。
當然，僅循其名不夠，還須進責其實。南宋祝穆撰《方輿勝覽》卷三“嘉興府”條引《題名記》雲：“惟秀介二大府，旁接三江，擅湖海魚鹽之利，号澤國秔稻之鄉，土膏沃饒，風俗淳秀，文賢人物之盛，前後相望，百工衆技，與蘇、杭等。”前揭《至元嘉禾志》卷一“風俗”條引《會稽郡志》曰：“有夏禹勤儉之餘習。”又引《吳郡志》曰：“有太伯辭遜之遺風。”又引“舊經”雲：“罕習軍旅，尤慕文儒，不憂凍餒，頗勤農務。”其中“尤慕文儒”，“文賢人物之盛，前後相望”，是說文化有傳承；“風俗淳秀”“頗勤農務”，有“勤儉之餘習”“辭遜之遺風”，是說民風仍醇厚。
重學興業，有教無類，反映文化有傳承；平衡貧富，裒多益寡，展現民風仍醇厚。此二因素，無疑是“善文化”的基礎。當然，具有此二因素的地方，全國恐怕還有不少；僅憑此二因素，還沒有資格扛舉“善文化”大旗。嘉善的“地嘉人善”，能夠傳頌至今，是因為曆史上有兩位其他地方沒有的鄉賢，弘揚“善學”的标志性人物：一位是唐代著名賢相陸贽，一位是明代著名學者袁黃。
陸贽與民本主義思想
陸贽（754-805年）字敬輿，史稱蘇州嘉興縣人。據我最新研究，陸贽的鄉裡，在故嘉善縣奉賢鄉奉四中區陸莊，今嘉善縣惠民街道曙光村一帶。論壇結束的第二天（12月8日），我們赴曙光村進行調研，并與現村黨委書記查雲法及原村黨委書記陸鑫鐘進行了座談。據老書記陸鑫鐘回憶，在其兒時，村内确實存有陸宣公祠堂，因年久失修，1958年前後，為擴建耕地和平整土地，整體拆除，僅存兩個大石獅，後來也不知所終。祠堂原址約在“祠堂浜”附近。在陸書記和查書記的帶領下，一行七人在原址附近進行了初步考察。此次座談及考察，為确定陸贽鄉裡的最終歸屬，提供了關鍵證據。
王素在嘉善惠民街道曙光村“祠堂浜”附近考察
《陸贽評傳》書影
大約二十多年前，匡亞明先生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卞孝萱先生為副主編，給我寫信，請我撰寫《陸贽評傳》。我躊躇很久，主要糾結有二：一是傳世文獻關于陸贽的生平材料太少，如何成書是個問題；二是陸贽的思想很多，有政治思想、軍事思想、财經思想等等，如何定位是個問題。最後決定：本書分“傳略”“政論”上下二編，給陸贽定位為儒家民本主義思想家。“傳略”大家都懂，無須解釋。“政論”從陸贽僅存的著作《翰苑集》一百四十一篇文章中，選取六十七篇，進行分期、解題、摘要（或全文）、簡評（或考評），不僅能讓讀者進一步了解德宗時代與陸贽有關的方方面面，還能讓讀者進一步了解陸贽不結黨、不營私、憂國憂民、廉潔奉公的儒家民本主義思想。
儒家的有些說法，需要正确了解。譬如有人據《論語·子張》載子夏曰“學而優則仕”，便謂儒家主張“官本位”，其實不然。同是《論語·子張》，此前還載子夏曰“學以緻其道”，學習是為了獲得治國之道。學習優秀去仕宦，便可以推行這種治國之道。否則就如同前文說的荀子，面對戰國亂世，人性惡化，知道教化之方，卻無權勢地位實施其法。儒家實際主張“民本位”。曆史上，凡所謂“醇儒”，都是民本主義思想家，陸贽當然不能例外。
“民本”一詞，最早出自《尚書·五子之歌》，原文為：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甯。”背景是：夏禹死，子啟繼位。啟死，有六子，長子太康繼位。太康遊畋無度，民懷二心，為後羿所逐，不得返國。啟另五子怨其不返，作歌以諷之。“皇祖”指夏禹。“近”謂親近。“下”謂輕賤看不起。這裡援引祖訓，告誡太康：人民隻可親近，不可輕賤看不起；因為人民是國家之本，隻有人民穩固，國家才能安甯。《尚書》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是孔子“述而不作”的成果，孔子自然是主張“民本位”的。此後遂有《孟子·盡心下》所雲“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國君死了可以再立國君，社稷亡了可以重建社稷，隻有人民是不可替換的。故人民最為貴重，統治者應該善待自己的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民本主義無疑是儒家“善學”最重要的思想。
陸贽入仕之後不久，即逢德宗亂世，先後經曆五王（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李希烈）僭立，朱泚先亂，二李（李懷光、李希烈）續亂；他以翰林學士充“内相”，幫助德宗平定内亂。後以中書侍郎當“真相”，希望能夠施展抱負，振興國家，卻為德宗所不容，竟至貶死。陸贽隻活了五十二歲，短短的一生，政治思想無非“以民為本”，奏章文字無非“為民請命”。他充“内相”時寫的第一篇“奏草”，為《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就提出“人（民）者，邦之本也”，要求停罷各種苛捐雜稅，使“人（民）心不搖，邦本自固”。他當“真相”時寫的最長一篇“奏議”，為《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均”和“節”都是針對賦稅，“恤”則專對百姓，“均節”是征稅原則，“恤”百姓是均節目的。
陸贽作為民本主義思想家，一定是不營私利、廉潔奉公的。據他所寫《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透露：德宗認為他拒絕一切饋遺，清廉太過，私下建議“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他認為這是皇帝公然鼓勵臣子行賄、受賄，很生氣，上狀指出：“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币帛；币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溪壑成災。”簡直就是給了德宗一記耳光。蘇轼《進呈（陸贽）奏議劄子》說：“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贽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為急。”事事都與貪婪刻薄、愚而自用的德宗對着幹，其命運如何，是可以想見的。親友或規勸陸贽不必太認真，陸贽答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既要忠君，又要恤民，隻能“不恤（顧）”自己的安危了。但必須指出，陸贽的這種忠君，屬于“愚忠”，并非正統儒家思想。《孟子·離婁下》記孟子吿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雠。”儒家理想的國家與社會，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君臣相得的國家與社會。可惜這種國家與社會，在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政體下，是不可能實作的。
陸贽傳承并實踐的儒家民本主義“善學”思想，對嘉善的文化與民風無疑有着重要而深遠的影響。陸贽的後裔分布甚廣。據《康熙嘉善縣志》記載：留守嘉善陸莊者，南宋有迪功郎陸瑀，曾建立陸宣公祠；明代有二十九代孫陸道乾，先重修陸宣公祠，後因家藏《宣公奏議》原闆漫漶多訛，又重新刻闆印行之，并令其婿國子司業李自華撰序以記其事。同書卷一○《藝文志一》“著述”條所列第一部書籍就是陸贽的《宣公奏議》，說明嘉善人民沒有忘記這位卓越的鄉賢。陸贽鄉裡所在的故嘉善縣奉賢鄉，所奉之賢，無疑就是陸贽本人。前揭該地區其他帶“善”“賢”“德”“仁”“禮”等字的鄉以及顯示移風興化的鄉，不少也都可能與景仰和紀念陸贽有關。陸贽的影響，在袁黃身上得到了發展。
袁黃與《了凡四訓》
袁黃（1533～1606年）原名表，字慶遠，後改名黃，字坤儀，又字儀甫，初号學海，後改号了凡，嘉善縣魏塘鎮人，明末著名學者、思想家。袁黃少年喪父，由母李孺人教養成人，事母極盡孝道。其改名黃，出《易·坤》：“天玄而地黃。”為坤地之色，故改字坤儀，實際均與紀念其母有關。早年曾從母命習醫。隆慶三年（1569）赴南京國子監讀書，在栖霞山遇嘉善高僧雲谷禅師。袁黃原認為自己一生天已注定。雲谷禅師謂為“凡夫”之見，告誡可以“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袁黃大悟，知道命運可以通過努力奮鬥獲得改變，遂改号了凡，表示與“凡夫”之我決裂。萬曆十四年（1586）中進士。萬曆十六年（1588）任寶坻知縣。萬曆二十年（1592）調任兵部職方主事。萬曆二十一年（1593）參加抗倭援朝，因得罪李如松，被李誣告，罷官還鄉，閉門著述。萬曆二十三年（1595）曾舉家遷至吳江蘆墟趙田村居住。萬曆三十四年去世，年七十四歲，葬故嘉善縣胥五區大西收字圩，今嘉善縣惠民新潤村獨社浜。
袁黃一生勤學，政治、宗教、軍事、教育、農業、水利、天文、曆法、醫藥、術數等無不精通，著述宏富，多達二十馀種，還是編輯刊刻《嘉興藏》的最早倡議者（将梵夾本改為方冊本也是出于袁黃的建議），其中，最為普及的，除了前揭《袁王綱鑒》，便是《了凡四訓》。《了凡四訓》從性質而言，就是“家訓”（或稱“誡子書”），在中國古代極為普通，原本不足為奇；但中國古代那麼多的“家訓”，隻有《了凡四訓》獲得“勸善書”之名，這就值得研究了。
嘉善惠民新潤村獨社浜袁黃墓
按儒家素重“家訓”。儒家最早的“家訓”，應即《論語·季氏》所載孔子教訓其子孔鯉（子伯魚）的二問二答，全文為：
陳亢問于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此二問二答人所熟知。王勃《滕王閣序》的“他日趨庭，叨陪鯉對”即出于此。中國社會兩千多年來奉為規矩的“詩禮傳家”也出于此。中國曆代士大夫家庭和家族形形色色的“家訓”更源于此。中國與西方不同。西方傳統重個人，故有“人權高于主權”之說。中國傳統重家庭和家族，《禮記·大學》所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重點在齊家，有家才有國，家國情懷，家永遠排在國之前。家庭和家族是社會的基礎，“家訓”是治理家庭和家族的方略。但袁黃《了凡四訓》的意義與此不盡相同。
嘉善袁氏家族是當地世族。袁黃的曾祖袁颢，是地方通儒，著述頗多，《明史·藝文志一》記有《春秋傳》三十卷，《千頃堂書目·醫家類》記有《痘疹全書》（不分卷），《浙江通志》卷二四五《經籍五·子部上·儒家類》還記有《袁氏家訓》一卷、《庭闱雜錄》一卷。值得注意的有二點：一是《明史·藝文志一》與《千頃堂書目·儒家類》等書均在袁颢《春秋傳》三十卷下，記颢子袁祥有《春秋或問》八卷、祥子袁仁有《針胡篇》（一名《春秋胡傳考誤》，胡指南宋胡安國《春秋傳》）一卷。袁仁即袁黃之父。袁黃也有《春秋義例》（不分卷）。袁氏四代相繼皆治《春秋》，反映該家族極其重視學術傳承。二是《袁氏家訓》《庭闱雜錄》均為“家訓”，不同的是，《庭闱雜錄》（“庭闱”指父母居處，代指父母）記袁颢父母教訓颢本人，《袁氏家訓》記袁颢教訓自己的兒子袁祥、袁禧、袁祯等。袁黃也有《了凡四訓》。反映袁氏家族有編輯“家訓”教訓家庭和家族的傳統。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千頃堂書目·儒家類》又有“薛厚《教家類纂》十卷”，注雲：“嘉善人，取古今訓誡分類。”《康熙嘉善縣志》卷一○《藝文志一》“著述”條記載略同。薛厚見于《浙江通志》卷一三八《選舉十六·明·舉人類》嘉靖二十二年（1543）癸卯科舉人名錄，從年齡看，與袁黃祖父袁祥大緻同輩。反映嘉善地區各家族都有編輯“家訓”教訓家族的傳統。嘉善文化有傳承、民風仍醇厚，與此自然有着密切的關系。袁黃的《了凡四訓》也是這種背景的産物。
需要強調的是，袁黃撰寫的“家訓”，并非隻有《了凡四訓》，還有《訓兒俗說》。二書都是為教訓其子袁俨撰寫的。《訓兒俗說》分為《立志》《敦倫》《事師》《處衆》《修業》《崇禮》《報本》《治家》八篇，為袁黃中年所寫，其時袁俨尚未成年，看得出來是比較基礎的“家訓”，真正的“誡子書”。《了凡四訓》分為《立命之學》《改過之法》《積善之方》《謙德之效》四篇，為袁黃晚年所寫，其時袁俨已是成人，看得出來是比較進階的“家訓”，亦即所謂“勸善書”。《了凡四訓》進行“勸善”的具體步驟如下：
第一篇《立命之學》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曆和切身感受，說明“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道理。袁黃年輕時在嘉善慈雲寺遇一孔姓老者，仙風道骨，自稱得邵雍《皇極經世書》真傳，精通術數，為袁黃蔔算縣、府、路三考得名，稍後皆驗，袁黃遂笃信命由天定。如前所說，後經雲谷禅師點化，知道可以通過努力奮鬥改變命運。雲谷禅師還給袁黃看“功過格”，教袁黃如何分别善惡，專心行善積德。袁黃謹記不忘，專心行善積德，終于有成。孔姓老者謂袁黃與進士無緣，命中無子，五十三歲壽終正寝。而袁黃通過努力奮鬥，考中進士，有子袁俨，撰寫《了凡四訓》時已有六十九歲，最終活了七十四歲。
袁黃《了凡四訓》
第二篇《改過之法》首先指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行善先須改過，改過先須修心，要有羞恥心、敬畏心、勇猛心，要以古聖先賢為榜樣，“見賢思齊”，如此，沒有不能改之過。然後介紹各種改過方法，最重要的是從根本斷絕，所謂“過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斬毒樹，直斷其根，奚必枝枝而伐，葉葉而摘哉”？能做到這一點雖然很好，但不能沾沾自喜，認為自己就是無過之人，還要向春秋時期的賢大夫蘧伯玉學習，終生自省和改過，所謂“歲複一歲，遞遞改之，行年五十，而猶知四十九年之非”。如此，才能做到終生無過。
第三篇《積善之方》是“勸善”的正篇，也是本書的重點。首先根據大量事例，說明《易·坤》曰“積善之家，必有馀慶”的必然性。然後要求分辨真善與假善、端善與曲善、陰善與陽善、是善與非善、偏善與正善、半善與滿善、大善與小善、難善與易善八對概念，學習與人為善、愛敬存心、成人之美、勸人為善、救人危急、興建大利、舍财作福、護持正法、敬重師長、愛惜物命十種善行。其中談到學習勸人為善，引時諺雲：“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意思說：以口勸善，隻能有效于一時；以書勸善，才能有效于久遠。暗示自己撰寫《了凡四訓》這部“勸善書”，也是為了有效于久遠。
第四篇《謙德之效》認為行善之後獲得福報，容易驕傲自滿，産生懈怠。根據《易·謙》所雲：“天道虧盈而益謙，道地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舉例說明《尚書·大禹谟》稱“滿招損，謙受益”的效果。如舉例雲：“趙裕峰光遠，山東冠縣人，童年舉于鄉，久不第。其父為嘉善三尹，随之任。慕錢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意思說：趙裕峰童年就考取舉人，卻多年沒有考中進士。其父到嘉善做主簿，他也随父到嘉善。他聽說嘉善有錢明吾者，學問很好，便拿着自己的文章去拜訪。不料錢明吾把他的文章全部塗抹。他不僅不生氣，反而心悅誠服地馬上改正文章錯誤。第二年，果然考中進士。
袁黃的《了凡四訓》涉獵廣博，遍及儒、釋、道三家，可以說，是一部融合儒、釋、道三家“勸善文化”的“勸善書”。前面談到，“三言二拍”融合了儒、釋、道三家的“勸善文化”。另外，劉宗周撰寫《人譜》《人譜類記》兩部“勸善書”，與“三言二拍”大緻同時，雖屬理學家的“勸善書”，但也不可避免包含其他“勸善文化”。《了凡四訓》的成書，比“三言二拍”和《人譜》《人譜類記》要早數十年，其融合儒、釋、道三家“勸善文化”，應該更具典型意義。但這也産生一個問題：為什麼明朝末年，會出現這麼多“勸善書”？顯然，這麼多“勸善書”的出現，一定有其獨特的背景。然則，是什麼獨特背景呢？
如所周知，我國封建社會，王朝更替頻繁，每一個王朝建立，都注定必将滅亡，差別僅在早晚。何也？體制早已決定。在封建體制下，國家大位，私相授受，必然近親繁殖，基因蛻化。以明代為例。傅增湘撰《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碑》文曾雲：“餘嘗綜觀史籍，三代以下，得天下之正者，莫過于有明。”明太祖從蒙元手中奪回漢家天下，故稱“得天下之正”。然而自他以下，除了明成祖還能繼承馀烈，實際上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明朝末年，社會之黑暗，人性之邪惡，實際已無法收拾。袁黃《了凡四訓》第三篇《積善之方》特别說“吾輩處末世”，已隐晦指出這種現實。因為此處“末世”，一般可作二種解釋：一指王朝衰亡時期，如《易·系辭下》雲：“《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一指佛教“末法時代”，也就是佛法的衰微時期，如《隋書·經籍志四》：“然佛所説，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均指行将滅亡時期。劉宗周《劉蕺山集》卷六《複周生》書更稱：“嗟乎！時事日非，斯道阻喪，亟争之而敗，緩調之而亦敗，雖有子房，無從借今日之箸，有載胥及溺而已！”“載胥及溺”出《詩·大雅·桑柔》，連接配接前文，意思是說，到了這一步，誰也沒有辦法，隻能大家一起落水淹死。這就是明朝末年出現這麼多“勸善書”的獨特背景！當然，這麼多“勸善書”的出現，并不能挽救明朝的滅亡。明朝亡國之慘，也為史所罕見，朱家子孫幾十萬，被農民軍和滿清軍誅殺幾無噍類。“勸善書”的作用，是在大災大難之際，呼喚和釋放人們内心深處的善念，盡量減少彼此的傷害。
綜觀上述，可以看出，嘉善對“善學”與“善文化”情有獨鐘，是有曆史淵源的。從陸贽弘揚民本主義思想，到嘉善以“地嘉人善”建縣，再到袁黃撰寫《了凡四訓》，這種“善學”與“善文化”一直不斷傳承與發展。
《陸贽評傳》修訂版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