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行可與黃季剛

著名藏書家徐行可及其子徐孝宓。

1987年夏始春餘，業師李格非先生因病住院，我去探望，先生很高興。未及寒暄，就從枕邊拿出一本書要送給我。他坐起來題簽，讓我從床頭櫃抽屜裡拿出印章印泥，說：“我沒有力氣，你自己蓋好。”我接過書，是《黃侃手批爾雅正名》。先生說：“我寫的跋，你批評。”我還沒來得及蓋印，就先拜讀跋語，先生曰：“汪芸石先生著《爾雅正名》，黃季剛先生閱竟，手為批識，評其得失，章太炎先生親為作序。此書，曾載于《制言》雜志，現已存書無多。今有湖北省圖書館副館長徐孝宓先生獻出珍藏的黃批手稿，委托武漢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廣泛流傳，以飨讀者，這是一個義舉。”接下來詳細論述這部手批的學術價值和研究方法，但文末署“後學李格非、徐孝宓謹跋”。我笑了，就“批評”起先生：“您寫的跋，開頭表彰徐先生的‘義舉’，末尾又和徐先生聯署，這是您表揚，還是徐先生自我表揚？”先生也爽朗地笑了：“當時倒沒注意到這一層。徐先生獻出珍藏的手稿，當然是一個義舉。我說的話跟徐先生讨論過，也應該同署。”

我問：“季剛先生的手稿，怎麼由徐先生珍藏？”先生說：“孝宓先生的尊翁徐恕徐行可（1890-1959）先生跟季剛先生交好，常借書給他看。批的作者當然是季剛先生，但書的主人卻是行可先生。”我還是有點疑惑：“既是行可先生的珍藏，這書怎麼钤蓋‘湖北省圖書館藏書’的印章？”先生說：“看來你還不了解徐行可前輩。他是藏書大家，但都化私為公了。我給你寫封介紹信，你去拜見孝宓先生，就知道了。”接着又鄭重其事地對我說：“季剛先生在學術界是什麼地位，行可先生在藏書界就是同樣的地位。”這話不啻如雷貫耳。後來，我聽徐孝宓先生簡單說起徐氏一門獻書的數量、品質和過程，很是驚詫那些富敵石渠、價值連城的珍本秘籍，就那麼義無反顧，又輕而易舉地獻給了公家。孝宓先生那松快的語氣，還有那釋然的笑容，給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從那時起，我每聽到或讀到與行可先生孝宓先生有關的事情，都會特别注意，并肅然起敬。

黃季剛先生和他的老師章太炎是清代國小的殿軍，世人把他們師弟開創的學術流派稱為“章黃學派”，至今影響不絕。季剛先生學識淵博，博覽載籍。但他少孤，年輕時奔走革命，流亡異域，後以國事日非，遂淡出政治，一心治學。他自然也藏書，但屢屢“傷哉貧也”。他作《題所藏書目簿子上》詩雲：“稚圭應記為傭日，昭裔難忘發憤時。十載僅收三萬卷，何年方免借書癡？”得聚“三萬卷”，那還是他後來生活相對安定時的事。此前他讀書更多靠借，借給他書最多最殷勤的是徐行可先生。這從季剛先生殘存的日記裡可以得到充分的證明。

季剛先生現存的日記，未見他和行可先生訂交的記錄，但季剛先生作《徐母魏太夫人六十生日獻壽文》曰：“歲在己未，侃自京師還教武昌，始得交徐行可氏。”己未是1919年，是年季剛先生34歲，行可先生29歲。季剛先生在文章裡說他和行可先生“書籍有無，互相通假。浸與論學術之細微，商文章之利鈍，如響斯應，罔弗餘同”，贊歎“唯吾行可，家富藏書，且購且讀。蓋自文字訓诂之垺，名物制度之瑣，書畫雕瑑之微，無不周悉，而又謙恭密栗，溫厚近人，以是聲氣廣通，所交皆當世知名士，過武昌者，辄思訪行可而窺其所藏，顯譽日升，年華未艾，誠可貴也”。以是略知行可先生家世、收藏、品行、學識。1921年11月12日，季剛先生辭山西大學教職回到武昌，當天，日記記“徐行可來，未見”。自此數年，兩位先哲雖偶有來未見，訪不值之事，但三二日必見，不絕于書。關于書事，他們互通有無，但更多的是行可先生借書給季剛先生。觀察季剛先生日記書法，略有下列諸類（僅以1922年日記為例）：

一、示。留。就是行可先生拿書給季剛先生看，或是主動留書在季剛先生處。這是行可先生欲向季剛先生有所咨詢，或是請他批注校點。如3月2日，“行可來，久談，以楊星吾先生所輯《古詩存目》六冊（少三國一冊）見示”。季剛先生發現“楊書即據馮惟讷《古詩紀》為底本，而疏其出處（亦不完全）”，因“勸行可據此以作《詩紀》校勘記，不必于馮著外更著一書。《詩紀》有遺，為補苴而别成一編可也”。又如3月22日，行可先生“複留《絕妙好詞箋》附續抄四冊餘所，囑餘圈點”。季剛先生有些批點就是這樣由行可先生珍藏的。此外，“留”書也可以是行可先生自己認為季剛先生可能有用，未經請求而主動相借。如3月1日，“行可留蔣彤編《李申耆年譜》三卷、《小德錄》一卷（彤字丹稜）共一冊（劉嘉業堂刊）借餘閱”，就是這種情形。

二、借。假。就是季剛先生向行可先生借書。如1月13日，“借得岱南閣本孫星衍《周易集解》十冊，鄭氏佚書（袁鈞輯）《易注》一冊，吳汝綸《深州風土記》六冊”。4月13日，“昨夕行可來，假我《孟子音義》（二卷，通志堂經解本與宋蔡模《孟子集疏》卷八以下合冊），錢獻之《十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二冊）、《車制考》（一卷）、《詩音表》（一卷）、《爾雅釋地四篇注》（一卷，以上合冊，此錢氏四種本），其餘一種曰《論語後錄》，凡書四冊。《詩音表》真是奇書，當細紬繹之也。”4月23日，“從行可處借得《四庫提要》經部、《骈雅》、《訓纂》、《莊子集釋》”。9月26日，“至行可家，借得《洪北江集》十本、《錢竹汀集》一單本（卷卅三至卅七）、戴氏《經考》五卷二冊（南陵徐氏刻）、《誠齋全集》廿本（乾隆甲寅吉水楊祠刻）”。這種情況太多，不勝枚舉。季剛先生都詳載書名、卷數、冊數、版本等，可謂鄭重其事。

三、贈。贻。行可先生送書給季剛先生。1月22日，行可先生“雲将上年餘手點之《樊南文集補編》贈餘”，次日“徐行可來”，果“以《樊南文集補編詳注》贈餘”。3月2日，行可先生“并言當贈餘《玉台新詠》（近日刊成）一冊”，次日“贈餘所校畿輔叢書本《玉台新詠考異》（紀容舒撰，十卷）”。3月22日“行可以《絕妙好詞箋》贻餘”。

四、求。乞。季剛先生知有某書，但無力緻之，他就懇請行可先生購買，自己借閱。如4月13日，“行可言陸慈《切韻》，近日敦煌石室出書有其殘本，王國維曾影印之。餘頗欲行可緻書王君求之也”。9月22日，“又聞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卅卷中（羅振玉印，六冊三十元）有唐永隆寫本《文選》卷二，又唐寫本，又卷第二十五，又隋寫本，凡《文選》四種，拟乞行可買之，以供校雠”。

我們驚奇地發現，上述各種情形，居然能在同一天發生。如9月22日，季剛先生“拟乞行可”先生購買鳴沙石室《文選》四種之前，記“夕，行可來，以纂喜廬叢書景日本延喜本《文選》第五殘卷、又常州先正遺書（盛宣懷刻）尤本《文選考異》一卷見示，又以徐乃昌刻自著《續方言又補》二卷、陳卓人先生著《說文諧聲孳生述》兩冊見假，又贻餘慎自愛軒刻（黃梅梅雨田）《字鑒》一冊、《佩镌》一冊”。行可先生“見示”的《文選考異》，季剛先生“略一展視，疑即尤本之所出，他日當假來校覈”。

當是時，季剛先生設帳武昌高師，與行可先生相見為便。兩人交往頻繁，相得益彰，彼此都獲益匪淺。1922年2月18日，“行可詢餘以為學之要，餘遜謝而告之，謂宜及此盛年，家又非窭，專治一學，上可攀汪小米輩，下亦不失為鈕玉樵，因論及治經之術”。足見季剛先生對行可先生期許之高。自然，他們也飲酒賦詩，甚至“手談”（賭戲，不過文士雅玩而已）。1922年9月25日，季剛先生“為行可撰一聯”曰：

有聞必行，請師仲氏；

無物不可，試诘莊生。

聯嵌“行可”二字，意思亦佳，是用心之作，可以想見風雅。由于季剛先生日記缺失，有一些重要的記錄沒有儲存下來，但從季剛先生的文集裡可以窺見消息。在《量守廬文鈔》裡，有一篇《跋徐行可所藏劉先生手校文子注本》，文曰：

壬戌六月十七日，行可持是本見示，展視筐當上校語，乃先師儀征劉君手迹。所據諸書，皆其幽居白雲觀時，見之《道藏》中者也。幸歸行可，使侃今者猶得捧玩欷歔。劉君沒時，其書皆散。蔡元培諸人，始欲藏其書于大學，知君未沒前，曾以未成書之稿數種付侃，來書督索不可少稽緩。繼而為德不卒，舉君書悉付其族人。天津書店遂往往見君手批書籍，此亦命也。才高運屯，所遭逢不若其家子駿、光伯遠甚，已足傷心，矧此殘編，複何足道？君卒于己未歲九月廿七日，心喪之制，倏已盈期，追憶平生，宛然心目。循摩是冊，不知淚之何從也。

這也是行可先生以所珍藏“見示”季剛先生，季剛先生于是寫下這篇文情并茂的跋語。

後來，季剛先生移硯南京中央大學，和行可先生見少散多，仍通函往複。行可先生還是一如既往地寄書給季剛先生，他最後出現在季剛先生日記裡，是1935年8月4日：“徐恕忽贻予新出版《說文諧聲譜》稿本十二冊。”從一“忽”字可知，這也是行可先生自己判斷季剛先生可能有用，主動贈予的。此時，距季剛先生猝然去世隻有兩個月時間了。

由于季剛先生日記儲存不全，他和行可先生分别後的有些情況，也隻能從季剛先生的詩文中找到線索了。

在《量守廬詩鈔》裡，有一首《題行可硯乙醜》：

南來七載僅交君，又作征蓬慘欲分。

此硯好為吾輩識，相從終得似龍雲。

這在季剛先生有“臨别贈言”的意思。“僅交君”“慘欲分”，依依惜别，不可看輕。

季剛先生給行可先生的書信，在《量守廬文鈔》裡收錄了四通。這裡引用其一：

行可姻家老弟大人閣下：舍侄焯（案：黃焯先生字耀先）還自漢上，詢知興居稠适，至慰，至慰。承惠假劉氏印龜書一部，尤覺欣昪。昔與閣下同居武昌，首尾八載，知予貧窭，每值人間秘籍，無不借觀。塗污不以為愠，久假不以為嫌，即此一層，交誼已厚如山嶽矣。近日閑居，深念平生雖好鄦書，而于數百年所出之古文字，所見未宏。夫山川鼎彜，洨長所信，徒執木版傳刻之篆書以為足以羽翼《說文》，抑何隘耶！然處今日而為此學，有較古為易，亦有較古為難者。石印法行，一日頓見無數真迹，此易之說也。一書之值，幾可傾家，此難之說也。侃居此每月差有所馀，盡以購書，數月來非有篆文之書不購，節儉衣食尚有不能緻者，其若之何，以告閣下，必為之一歎耳。向見黃丕烈藏書題跋，有以五十元易一《魚玄機集》之事，尚自稱豪。又見陳簠齋尺牍，其所收古金石，亦絕無驚人之價，彼何生之優渥哉？閣下近日研讨何書？新得何籍？有如去年所得孫氏《春秋長編》者比否？焉得趁舟西上，住宿清齋，盡見閣下所新得者耶？暇希草示數行以慰懷想。手此，即頌侍安。

讀劄，不難體會，季剛先生對“同居武昌，首尾八載”，“交誼”“厚如山嶽”的懷念，對行可先生“人間秘籍，無不借觀”的感激，還有“趁舟西上，住宿清齋，盡見閣下所新得者”的神往。這封信裡，還有一個重要的學術消息。世人盡知章太炎先生不相信甲骨文，季剛先生作為他的得意弟子，見譽為“天王”，不好公開表示反對，但實際上，季剛先生很早就認識到甲骨文、金文對文字學的意義和價值，是以才有“承惠假劉氏印龜書一部，尤覺欣昪”的表達，在給行可先生另一通信劄中還說：“近世洹上，發得古龜，斷缺之馀，亦有瑰寶。”至于“山川鼎彜，洨長所信”，金文就更不會懷疑。季剛先生收集了不少這方面的材料，其中亦有行可先生的奉獻。可惜天不假年，沒有來得及做進一步的研究。

徐行可先生呵護載籍的功業，化私為公的義舉，很多圖書、文博學界的專家學者精研有素，知之甚深，發為文章，必富啟發。我僅能從行可先生與黃季剛先生的交往方面，側聞長者之風。孔子說過“視其是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從這個側面也能體會行可先生的學行。我相信先師李格非先生的話：“季剛先生在學術界是什麼地位，行可先生在藏書界就是同樣的地位。”

今年值徐行可先生捐獻珍貴古籍、文物六十周年，圖書、文博界将舉辦紀念活動，征稿于我，爰作斯文。

戴建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