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行可与黄季刚

著名藏书家徐行可及其子徐孝宓。

1987年夏始春余，业师李格非先生因病住院，我去探望，先生很高兴。未及寒暄，就从枕边拿出一本书要送给我。他坐起来题签，让我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印章印泥，说：“我没有力气，你自己盖好。”我接过书，是《黄侃手批尔雅正名》。先生说：“我写的跋，你批评。”我还没来得及盖印，就先拜读跋语，先生曰：“汪芸石先生著《尔雅正名》，黄季刚先生阅竟，手为批识，评其得失，章太炎先生亲为作序。此书，曾载于《制言》杂志，现已存书无多。今有湖北省图书馆副馆长徐孝宓先生献出珍藏的黄批手稿，委托武汉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广泛流传，以飨读者，这是一个义举。”接下来详细论述这部手批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方法，但文末署“后学李格非、徐孝宓谨跋”。我笑了，就“批评”起先生：“您写的跋，开头表彰徐先生的‘义举’，末尾又和徐先生联署，这是您表扬，还是徐先生自我表扬？”先生也爽朗地笑了：“当时倒没注意到这一层。徐先生献出珍藏的手稿，当然是一个义举。我说的话跟徐先生讨论过，也应该同署。”

我问：“季刚先生的手稿，怎么由徐先生珍藏？”先生说：“孝宓先生的尊翁徐恕徐行可（1890-1959）先生跟季刚先生交好，常借书给他看。批的作者当然是季刚先生，但书的主人却是行可先生。”我还是有点疑惑：“既是行可先生的珍藏，这书怎么钤盖‘湖北省图书馆藏书’的印章？”先生说：“看来你还不了解徐行可前辈。他是藏书大家，但都化私为公了。我给你写封介绍信，你去拜见孝宓先生，就知道了。”接着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季刚先生在学术界是什么地位，行可先生在藏书界就是同样的地位。”这话不啻如雷贯耳。后来，我听徐孝宓先生简单说起徐氏一门献书的数量、质量和过程，很是惊诧那些富敌石渠、价值连城的珍本秘籍，就那么义无反顾，又轻而易举地献给了公家。孝宓先生那松快的语气，还有那释然的笑容，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每听到或读到与行可先生孝宓先生有关的事情，都会特别注意，并肃然起敬。

黄季刚先生和他的老师章太炎是清代小学的殿军，世人把他们师弟开创的学术流派称为“章黄学派”，至今影响不绝。季刚先生学识渊博，博览载籍。但他少孤，年轻时奔走革命，流亡异域，后以国事日非，遂淡出政治，一心治学。他自然也藏书，但屡屡“伤哉贫也”。他作《题所藏书目簿子上》诗云：“稚圭应记为傭日，昭裔难忘发愤时。十载仅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得聚“三万卷”，那还是他后来生活相对安定时的事。此前他读书更多靠借，借给他书最多最殷勤的是徐行可先生。这从季刚先生残存的日记里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季刚先生现存的日记，未见他和行可先生订交的记录，但季刚先生作《徐母魏太夫人六十生日献寿文》曰：“岁在己未，侃自京师还教武昌，始得交徐行可氏。”己未是1919年，是年季刚先生34岁，行可先生29岁。季刚先生在文章里说他和行可先生“书籍有无，互相通假。浸与论学术之细微，商文章之利钝，如响斯应，罔弗余同”，赞叹“唯吾行可，家富藏书，且购且读。盖自文字训诂之垺，名物制度之琐，书画雕瑑之微，无不周悉，而又谦恭密栗，温厚近人，以是声气广通，所交皆当世知名士，过武昌者，辄思访行可而窥其所藏，显誉日升，年华未艾，诚可贵也”。以是略知行可先生家世、收藏、品行、学识。1921年11月12日，季刚先生辞山西大学教职回到武昌，当天，日记记“徐行可来，未见”。自此数年，两位先哲虽偶有来未见，访不值之事，但三二日必见，不绝于书。关于书事，他们互通有无，但更多的是行可先生借书给季刚先生。观察季刚先生日记书法，略有下列诸类（仅以1922年日记为例）：

一、示。留。就是行可先生拿书给季刚先生看，或是主动留书在季刚先生处。这是行可先生欲向季刚先生有所咨询，或是请他批注校点。如3月2日，“行可来，久谈，以杨星吾先生所辑《古诗存目》六册（少三国一册）见示”。季刚先生发现“杨书即据冯惟讷《古诗纪》为底本，而疏其出处（亦不完全）”，因“劝行可据此以作《诗纪》校勘记，不必于冯著外更著一书。《诗纪》有遗，为补苴而别成一编可也”。又如3月22日，行可先生“复留《绝妙好词笺》附续抄四册余所，嘱余圈点”。季刚先生有些批点就是这样由行可先生珍藏的。此外，“留”书也可以是行可先生自己认为季刚先生可能有用，未经请求而主动相借。如3月1日，“行可留蒋彤编《李申耆年谱》三卷、《小德录》一卷（彤字丹稜）共一册（刘嘉业堂刊）借余阅”，就是这种情形。

二、借。假。就是季刚先生向行可先生借书。如1月13日，“借得岱南阁本孙星衍《周易集解》十册，郑氏佚书（袁钧辑）《易注》一册，吴汝纶《深州风土记》六册”。4月13日，“昨夕行可来，假我《孟子音义》（二卷，通志堂经解本与宋蔡模《孟子集疏》卷八以下合册），钱献之《十经文字通正书》（十四卷二册）、《车制考》（一卷）、《诗音表》（一卷）、《尔雅释地四篇注》（一卷，以上合册，此钱氏四种本），其余一种曰《论语后录》，凡书四册。《诗音表》真是奇书，当细紬绎之也。”4月23日，“从行可处借得《四库提要》经部、《骈雅》、《训纂》、《庄子集释》”。9月26日，“至行可家，借得《洪北江集》十本、《钱竹汀集》一单本（卷卅三至卅七）、戴氏《经考》五卷二册（南陵徐氏刻）、《诚斋全集》廿本（乾隆甲寅吉水杨祠刻）”。这种情况太多，不胜枚举。季刚先生都详载书名、卷数、册数、版本等，可谓郑重其事。

三、赠。贻。行可先生送书给季刚先生。1月22日，行可先生“云将上年余手点之《樊南文集补编》赠余”，次日“徐行可来”，果“以《樊南文集补编详注》赠余”。3月2日，行可先生“并言当赠余《玉台新咏》（近日刊成）一册”，次日“赠余所校畿辅丛书本《玉台新咏考异》（纪容舒撰，十卷）”。3月22日“行可以《绝妙好词笺》贻余”。

四、求。乞。季刚先生知有某书，但无力致之，他就恳请行可先生购买，自己借阅。如4月13日，“行可言陆慈《切韵》，近日敦煌石室出书有其残本，王国维曾影印之。余颇欲行可致书王君求之也”。9月22日，“又闻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卅卷中（罗振玉印，六册三十元）有唐永隆写本《文选》卷二，又唐写本，又卷第二十五，又隋写本，凡《文选》四种，拟乞行可买之，以供校雠”。

我们惊奇地发现，上述各种情形，居然能在同一天发生。如9月22日，季刚先生“拟乞行可”先生购买鸣沙石室《文选》四种之前，记“夕，行可来，以纂喜庐丛书景日本延喜本《文选》第五残卷、又常州先正遗书（盛宣怀刻）尤本《文选考异》一卷见示，又以徐乃昌刻自著《续方言又补》二卷、陈卓人先生著《说文谐声孳生述》两册见假，又贻余慎自爱轩刻（黄梅梅雨田）《字鉴》一册、《佩镌》一册”。行可先生“见示”的《文选考异》，季刚先生“略一展视，疑即尤本之所出，他日当假来校覈”。

当是时，季刚先生设帐武昌高师，与行可先生相见为便。两人交往频繁，相得益彰，彼此都获益匪浅。1922年2月18日，“行可询余以为学之要，余逊谢而告之，谓宜及此盛年，家又非窭，专治一学，上可攀汪小米辈，下亦不失为钮玉樵，因论及治经之术”。足见季刚先生对行可先生期许之高。自然，他们也饮酒赋诗，甚至“手谈”（赌戏，不过文士雅玩而已）。1922年9月25日，季刚先生“为行可撰一联”曰：

有闻必行，请师仲氏；

无物不可，试诘庄生。

联嵌“行可”二字，意思亦佳，是用心之作，可以想见风雅。由于季刚先生日记缺失，有一些重要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但从季刚先生的文集里可以窥见消息。在《量守庐文钞》里，有一篇《跋徐行可所藏刘先生手校文子注本》，文曰：

壬戌六月十七日，行可持是本见示，展视筐当上校语，乃先师仪征刘君手迹。所据诸书，皆其幽居白云观时，见之《道藏》中者也。幸归行可，使侃今者犹得捧玩欷歔。刘君没时，其书皆散。蔡元培诸人，始欲藏其书于大学，知君未没前，曾以未成书之稿数种付侃，来书督索不可少稽缓。继而为德不卒，举君书悉付其族人。天津书店遂往往见君手批书籍，此亦命也。才高运屯，所遭逢不若其家子骏、光伯远甚，已足伤心，矧此残编，复何足道？君卒于己未岁九月廿七日，心丧之制，倏已盈期，追忆平生，宛然心目。循摩是册，不知泪之何从也。

这也是行可先生以所珍藏“见示”季刚先生，季刚先生于是写下这篇文情并茂的跋语。

后来，季刚先生移砚南京中央大学，和行可先生见少散多，仍通函往复。行可先生还是一如既往地寄书给季刚先生，他最后出现在季刚先生日记里，是1935年8月4日：“徐恕忽贻予新出版《说文谐声谱》稿本十二册。”从一“忽”字可知，这也是行可先生自己判断季刚先生可能有用，主动赠予的。此时，距季刚先生猝然去世只有两个月时间了。

由于季刚先生日记保存不全，他和行可先生分别后的有些情况，也只能从季刚先生的诗文中找到线索了。

在《量守庐诗钞》里，有一首《题行可砚乙丑》：

南来七载仅交君，又作征蓬惨欲分。

此砚好为吾辈识，相从终得似龙云。

这在季刚先生有“临别赠言”的意思。“仅交君”“惨欲分”，依依惜别，不可看轻。

季刚先生给行可先生的书信，在《量守庐文钞》里收录了四通。这里引用其一：

行可姻家老弟大人阁下：舍侄焯（案：黄焯先生字耀先）还自汉上，询知兴居稠适，至慰，至慰。承惠假刘氏印龟书一部，尤觉欣昪。昔与阁下同居武昌，首尾八载，知予贫窭，每值人间秘籍，无不借观。涂污不以为愠，久假不以为嫌，即此一层，交谊已厚如山岳矣。近日闲居，深念平生虽好鄦书，而于数百年所出之古文字，所见未宏。夫山川鼎彝，洨长所信，徒执木版传刻之篆书以为足以羽翼《说文》，抑何隘耶！然处今日而为此学，有较古为易，亦有较古为难者。石印法行，一日顿见无数真迹，此易之说也。一书之值，几可倾家，此难之说也。侃居此每月差有所馀，尽以购书，数月来非有篆文之书不购，节俭衣食尚有不能致者，其若之何，以告阁下，必为之一叹耳。向见黄丕烈藏书题跋，有以五十元易一《鱼玄机集》之事，尚自称豪。又见陈簠斋尺牍，其所收古金石，亦绝无惊人之价，彼何生之优渥哉？阁下近日研讨何书？新得何籍？有如去年所得孙氏《春秋长编》者比否？焉得趁舟西上，住宿清斋，尽见阁下所新得者耶？暇希草示数行以慰怀想。手此，即颂侍安。

读札，不难体会，季刚先生对“同居武昌，首尾八载”，“交谊”“厚如山岳”的怀念，对行可先生“人间秘籍，无不借观”的感激，还有“趁舟西上，住宿清斋，尽见阁下所新得者”的神往。这封信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术消息。世人尽知章太炎先生不相信甲骨文，季刚先生作为他的得意弟子，见誉为“天王”，不好公开表示反对，但实际上，季刚先生很早就认识到甲骨文、金文对文字学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才有“承惠假刘氏印龟书一部，尤觉欣昪”的表达，在给行可先生另一通信札中还说：“近世洹上，发得古龟，断缺之馀，亦有瑰宝。”至于“山川鼎彝，洨长所信”，金文就更不会怀疑。季刚先生收集了不少这方面的材料，其中亦有行可先生的奉献。可惜天不假年，没有来得及做进一步的研究。

徐行可先生呵护载籍的功业，化私为公的义举，很多图书、文博学界的专家学者精研有素，知之甚深，发为文章，必富启发。我仅能从行可先生与黄季刚先生的交往方面，侧闻长者之风。孔子说过“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从这个侧面也能体会行可先生的学行。我相信先师李格非先生的话：“季刚先生在学术界是什么地位，行可先生在藏书界就是同样的地位。”

今年值徐行可先生捐献珍贵古籍、文物六十周年，图书、文博界将举办纪念活动，征稿于我，爰作斯文。

戴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