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讀書是我所好，但須到真實世界裡求“甚解”

周其仁

《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第一次出版是在2006年，當時收集的大部分是我1995年回國到北大任教以後為報紙、雜志陸續寫下的文章。本次新版保留了大部分文章，并增加了一部分當時尚不能公開發表的關于壟斷的内容，以及我一再強調的産權相關文章。

論文與頭銜

從美國回來之前，我正在UCLA（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要結束博士論文。一般的程式，是先過博士資格考試，通過者就去找博士論文的題目，然後經過一個國内叫作“開題報告”的門檻，開始論文寫作；論文寫出來之後，再通過一場論文指導委員會的“答辯”，就可以辦手續取得博士頭銜。但是，我所在的那個項目——我的論文方向是經濟史，指導委員會由曆史學和經濟學教授組成——比較特别，這個項目博士論文的“開題”與“答辯”是合并在一起的。也就是說，在導師同意開題之前，你的論文研究的基礎工作，甚至大部分研究工作，都要做得八九不離十。答辯一通過，學生隻需把經過最後潤飾的論文分别給委員會成員簽字，就再也不需要上“堂會”去“保衛”自己的論文了。

我很幸運，答辯一次過關。老師們很高興，書面寫下的意見無非是肯定我的論文“有極大的潛力”。我也很高興，因為自己選的論文題目，連同提出的問題、對前人研究的評價、新的假說以及準備的資料和要采用的研究方法，一并被認可“夠博士資格”。屈指算來，那時距我進入UCLA的博士項目不到四年。

有兩位在英文上幫了我大忙的美國同學，知道我于1989年“計劃外”進入美國的時候還“目不識丁”，不免好奇。是的，我是進了美國才開始正式學英語的。第一年由福特基金會資助，在如詩如畫的科羅拉多州的布德鎮學了9個月的英文；第二年，經蓋爾•約翰遜教授的推薦，到著名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做了一年通路學者；第三年就進入UCLA。就算一個念書的天才，這樣“走”也不算慢吧？何況我對自己考察了多年，結論是智商平平，與天才扯不上任何一點關系。這裡面的“經驗”，我将來在論文的中文版面市時，要向讀者交代。

但是，已經通過答辯的論文，後來卻“擱淺”了，一直要等到2000年夏天我再次回到UCLA才辦完全部手續。本來到1995年底,我論文的主體章節就已經分别寫過兩三稿，剩下的，就是一篇能夠将全文貫穿起來的“導論”和一篇“結論”了。原先的如意算盤，是在1996年暑期前結束全部論文，秋高氣爽時節就打道回府。按照過去的進度，這并不是一個冒險的計劃。其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使得我的論文在答辯通過後還擱置了5年之久呢？

一件過瘾的事：在北大教書

我于1996年春季回國開始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知道我的人，對我回國都不會奇怪。有着10年“土插隊”外加10年“農村調查”的經曆，我是一個如假包換的“老土”。到海外“洋插隊”讀什麼博士，對我來說本來就是一個意外的“偏得”。在美國一住6年，除了對那裡的大學圖書館、高速公路和法治的印象深刻，不曾發現任何适合我又讓我高興的事情可做。回國于我隻是一件早晚的事情。

但是，北京大學對我的吸引力，可就迥然不同了。遙想1978年早春時節，我站在北大荒農場一隻高音喇叭下，一邊聽着本年聯考的消息，一邊盤算着如何填寫報考志願。本來不用任何猶豫，我心目中最好的學校就是北大，而我對于隻憑考試成績不論其他的競争是向來不怕的。無奈是時我的年紀已經二十又八，而僅僅在上一年，鄧小平決策恢複聯考的第一年，黑龍江省的“土政策”還是規定除了1966年的老高三學生，其他凡超過25歲的一律不得報考！北京大學要不要歲數大的學生呢？我沒有把握。痛苦再三，隻好放棄了填寫北大。

是以，1995年秋季收到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任教聘約，我當天就簽名表示榮幸地接受。我對自己說，當年沒有當成北大的學生，現在退而求其次，到北大當一回老師，這樣的機會怎麼可以放過？各位讀者，你想知道北大的吸引力嗎？不妨看看我的遭遇：在我向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發回接受聘書的信函之後，我才想起自己還從來沒有教過書，并且完全不知道能不能教書！

在北大教書，是一件過瘾的事。比較下來，我以為北京大學最優良的資産是她的學生。是的，蔡元培校長開創的北大傳統和精神，至今對全國最優秀的學子——每年從數百萬聯考學生中勝出的佼佼者——仍然具有“緻命的吸引力”。倘若以教授的薪資水準來考量師資水準，北大至今還比不過台灣大學、東京大學、香港大學和UCLA，但是要論學生“千裡挑一”的優秀，北大可以把所有這些學校都比下去。我自己深受其惠：因為學生們的口味很“挑剔”，像我這樣從來沒有教過書的，也被逼得好像會教書了。

本來，到北大任教與論文收尾工作可以并行不悖，但是被加州理工學院的詹姆斯·李教授不幸言中，我很快就“卷入”了對改革中現實經濟問題的調查研究，而把博士論文擱在了一旁。自我思量，我的論文反正通過了答辯，已經被導師們認為夠博士水準，晚一點拿頭銜，對我的學問半點影響也沒有。可是要論現實的經濟問題，我“離土”已經六年，其間雖然為了畢業論文有過數次回國實地調查的經曆，但接觸問題的面畢竟很窄，“實感”被歲月消磨，大不如前。有機會補補課，接上一點“地氣”，我是不應該拒絕的。

接地氣：水工研究

機會接踵而來。第一檔，是杜潤生先生要我到山西參加研究一項大型供水工程。水工，曆來是中國經濟史上的一個重點，多年之前我就有過興趣。在當代，水成為“國家所有的公共資源”，産權界定模糊外加背離價格機制，結果隻能是到處叫喊“水的危機”，且不能指望任何調水之策解決問題。是以，水工是産權經濟學不能放過的一個題材。

20世紀80年代我跟杜老參加過四省治淮會議，并在安徽王家寨親眼目睹抗洪過程中上下遊“兄弟地區”之間釀出的“公地悲劇”，對治水當中的人文和制度因素，有所感覺。但是，過去從來沒有一個機會，讓我對水，尤其是黃河之水，有了一個實地考察的機會。現在杜老發話，加上山西方面當時主管這項工作的郭玉懷先生熱情邀請，豈有不去之理？

于是，我和老友宋國青教授帶着幾位學生，直奔黃土高原而去。從1996年秋季開始，這項研究差不多持續了三年。雖然至今我們沒有為此公開發表過一個字，但是借着這項研究，我們對水權、水價、水市場、“國家工程”的決策和執行，以及工程建設體制等，有了透徹的了解。對于競争、壟斷、自然壟斷，還有那著名的“平均成本曲線陡峭地向右下方傾斜”情景下的“定價悖論”——這是經濟學提出的老大難題，20世紀40年代科斯對此有過重要的提點——有了切身的體會。

我們就像張五常講過的一樣，因為對一個執行個體下過足夠的功夫，“盲拳可以打倒老師傅”。

在《真實世界的經濟學》一書中，收在《另眼看壟斷》欄目下的文章，其實差不多都是我參加水工研究的“副産品”。本書的一些文章，放膽去“碰”教育、郵政、股市，分析的思路都是一樣的，隻是各業的具體限制不同，“碰”起來多彩多姿，各有各的意思。

接地氣：企業調查

除了《另眼看壟斷》，另有三個欄目與企業和企業家的題材有關。那是我回國之後的第二檔經濟調查“公司研究”的部分結果。20世紀80年代參加農村調查，最後得出為數不多的理論性結論之一是：農民無論農業還是非農業，在組織形式上，其經濟出路要靠基于市場契約的公司。當時認識到，我國傳統上有一個先天性的缺陷，靠行政等級維系的組織很發達，靠血緣親情維系的組織也很發達,唯獨靠自由契約維系的市場組織不發達。自那時起，“公司”在我的頭腦裡揮之不去。

在美國留學期間，我對科斯的企業理論下過功夫。他大學三年級在倫敦經濟學院寫就的“論企業性質”，我讀之再三，每讀一次都有新的心得。後來到UCLA聽德姆塞茨教授的課，重點也是企業理論。1996年，我将那些讀書筆記整理成一篇文章在《經濟研究》上發表，把“市場裡的企業”了解成“人力資本與财務資本之間的一個特别合約”。此篇筆記連同回國後寫成的其他一些學術性論文，已經交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結集出版，其實是我為要開展的企業調查準備的“家庭功課”。

第—家考察的公司，是濟南的小鴨洗衣機廠。我現在還記得關于這家公司的一個當時聽來令我感到吃驚的資料：平均每三個生産勞工就有兩名市場營銷人員。我想年輕的科斯實在了得，用“市場交易費用”來解釋企業的存在，居然可以“抓住”幾十年後中國一家他從未謀面的公司的特征！

走進第二家公司，應該是1997年上海的遠東紡織機械廠，因為沒有市場訂單，已經陷于破産的邊緣。當時上海紡織工業的形勢動人心魄：全行業55萬勞工已經下崗28萬。周放生當時在國有資産管理局研究所工作，對國有企業有非常豐富的經驗，我和他走進當時還在外灘的紡織工業局大樓去通路朱況宇局長，看到左邊四個大字是“無情調整”，右邊四個大字是“有情操作”。朱況宇對國有公司的體制病有着深刻的見解，他的談話，概括起來也是四個字：背水一戰。

背水一戰，戰出了大名堂。原來上海紡織工業局派到遠東廠“扭虧增盈”的工作組組長吳玲玲，主持了兩年人事，知道“扭虧”無望，一邊艱苦地“料理後事”，一邊準備新生。她從遠東廠挑了一組人馬，大家拿出100萬元人民币現金，與朱況宇代表的紡織控股集團拿出的1200萬元現金一起，另外組建了一家“埃通有限責任公司”。原來我知道的國有公司，不以市場合約為基礎（要素都是行政調撥來的），而任何自然人與公司的股本都不得有聯系。現在的新“埃通”，以契約為本，經理層也是股東，這難道還不是“大名堂”？

與農村改革的經驗相一緻，國有企業的改革也是在市場競争的壓力下由一些先行者背水一戰“戰”出來的。将貨比貨，我為什麼還要對那些無關痛癢的“說法”和花拳繡腿的“理論”浪費時間？要研究企業和企業改革，拿自己的“家庭功課”試試對真實發生的事件有無解釋能力，再拿更多可觀察的事實來檢驗“似乎有解釋力的理論”，這樣還能不長見識嗎？

于是我看公司看上了瘾。有一段時間，隻要山西項目沒有事,我在北大下了課就出差去看企業。但凡遇到可以刨根究底的機會，我是一個也不放過。

有一次，聽說科龍的創業老總潘甯被請到了石家莊，我淩晨3點就從北京起身，驅車在早飯前趕到他的住所，上午聽他對河北的企業家講科龍的曆程和他的企業理念，下午天助我也，科龍駐石家莊的汽車沒有辦妥進京證，于是，由我開車把潘總送到首都機場回香港。有此交情，你說我後來研究科龍還不是“易如反掌”？

另外一次，到合肥調查一家上市公司。風雪将飛機“迫降”在南京，我等一行人坐汽車在結了冰的路上走了14個小時才趕到公司。對上市公司的調查一般比較困難，那一天看我們“長途奔波”隻求—談，接待人員動了恻隐之心，對我們多講了一些話。

為了避免企業裡管事的見了“北大老師”難免有些客氣和敬而遠之，我甚至“混”入聯辦投資管理公司，和那裡的同僚搭伴調查公司。聯辦投資有幾位專業人員，做公司引資、融資和重組業務有十年以上的經驗，從他們那裡學到“看公司”的本事，我相信現在任何一家MBA都教不來。另外，通常受了公司的委托，并且簽了保密協定，調查就可以比一般的大學研究項目深入許多。當然，參加者要利用這些調查資料也會受到限制。不過,搞清楚問題是第一位的，發表是第二位的。

立足“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以上交代的其實是《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的“生産過程”。我早就知道，自己當不成象牙塔裡的學問人。這不是說我不喜歡讀書，讀書是我所好，但還必須到書外的真實世界裡求“甚解”。

是以之故，我最喜歡的經濟學家是科斯和張五常。科斯是直截了當将“真實世界”的經濟學與“黑闆經濟學”那些徒有“科學”的外表，其實是空無一物的“皇帝新衣”對立起來的學者。但是科斯本人關于研究方法的思想，“淺”得所有普通讀者都可以了解。

他主張，經濟理論賴以成立的前提性假設，不但應當是“易于處理的”，而且必須是“真實的”。

他批評，“當經濟學家發現他們不能分析真實世界裡發生的事情的時候，他們就用一個他們把握得了的想象世界來替代”。

他身體力行：“我嘗試着從工廠和公司的辦公室，而不是從經濟學家們的著作裡找尋企業存在的理由。”

我以為，科斯所做的工作，與他陳述的研究方法是息息相關的。

張五常關于研究方法的論述更加可圈可點。我是1985年從北京一位朋友“私印”的《賣桔者言》那裡知道張五常的大名連同産權與合約理論的。從那時起，凡是可以找到的張五常作品，我一字也不曾放過。因為“同文同種”的關系吧，我讀張教授的著作，得到的啟發是最多的。一點也不奇怪，張五常也是對真實世界裡的學問着迷。他對亞洲農業的各種市場合約下過的功夫，行内都是知道的。除此之外，他研究過養蜂、漁業、灘塗養殖、美國的石油、發明專利和反壟斷官司、香港的計件工資、電影院的座位和票價、内地的承包制和“印度綜合征”。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他頂着香港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的頭銜，在兩個除夕之夜在香港街頭賣橘！

他本人說經濟學的研究之道：

任何經驗科學的發展都可以用以下标準來判斷：它的假說被确鑿的事實檢驗了多少次？按照這個标準，經濟學可能并不成功。經濟學者們一直願意接受空想的理論，對事實和數字漫不經心，不願意檢驗他們所要指明的東西的含義。

人們普遍抱怨經濟學家之間常常有太多的不同意見。我的觀點是，他們經常太容易就未經檢驗的理論和未經證明的證據取得一緻意見了。

經濟調查所需要的資料并不是在建好的實驗室中産生的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實驗室”，事實必須從中挖掘出來。但是，挖掘本身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

我堅決反對過去那種根據脫離實際的分析和粗糙的調查而提出政策建議的傾向。

最後，《真實世界的經濟學》一書的書名，是要表明我對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的向往。真實世界裡的經濟學，是可以向真實世界裡的普通人訴說的。是的，有一些讀者告訴我，他們喜歡看我的文字。自己用了心寫的文章，有人欣賞，總是高興的。但是我也要對這些讀者說，我的思想和文字，從求更淺更直的方面來看，可改善之處尚多，大家拭目以待吧。

（本文為《真實世界的經濟學》一書自序，作者為北大國發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