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ichael Buening
譯者：Issac
校對：覃天
來源：Pop Matters（2016年8月16日）
最偉大的電影傑作之一——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公映之路非常曲折，這一過程和電影本身一樣複雜而具有史詩氣質。自影片于1991年上映以來，除了在城市藝術影院或博物館的零星放映外，觀衆很少有機會看到它。
由标準收藏出品的豪華套裝所提供的背景文本十分受歡迎。《牯街街少年殺人事件》涉及多個層面：青春片、成長故事、幫派/戰争電影、社會批評，以及二戰後的台灣的社會學研究。
當然，即使觀衆不知道二十世紀初日本占領了台灣、中國儒家教育體系的遺産，或蔣介石的軍事統治下的壓抑氣氛，他們也能享受這部電影，但這樣的話，就很難掌握影片全部的複雜性，或人物的情感基礎的動作了。（《我們的時代，我們的故事》講述了新台灣電影的崛起，這是一部很有價值的紀錄長片。)
這是一部雄心勃勃的電影，隐藏在對一個十幾歲男孩和他周圍環境的小規模研究之中。它的靈感來自楊德昌十幾歲時看過的一個新聞故事，故事中，一個男孩謀殺了他的女朋友。楊德昌試圖從那一刻開始回想，試圖思考是什麼導緻了這起謀殺，進而引出了故事的核心。
通過幾次引用托爾斯泰的《戰争與和平》，我們可以看出楊德昌在叙述故事和以散文式的方式研究曆史的意圖。而當我們得知他曾想過把這個故事拍成電視劇時，也就不足為奇了——它擁有龐大的演員陣容、對角色的熱愛以及對時間和地點的癡迷，這些都與當今許多電視劇的「黃金時代」相似。
影片設定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以十幾歲的男孩小四（張震 飾）開場，他被迫去上夜校，這讓家人感到難堪，因為去上夜校被認為是宣判了死刑，讓其再無可能過上成功的生活，而這一行為，在本質上也加速了随後所有事情的到來。
小四進入夜校的故事衍生出了幾條不同的線索。他和他最好的朋友小貓王（由演技出衆的王啟贊飾演）卷入了教室裡的幫派内鬥，最終又在社群裡卷入了更大的幫派暴力。
小貓王在當地的一支小隊裡從事歌唱事業，試圖為貓王的《今夜你寂寞嗎？》的歌詞賦予某種意義。（片名來源于一句被誤解的歌詞。[譯者注：該片英文片名為A Brighter Summer Day]）
小四與一位知名将領的兒子——被寵壞的、傲慢的小馬成了朋友，并與隐藏的黑幫頭目Honey的女友小明（楊靜怡 飾）開始了一段尴尬的戀情。小四的父親（張國柱 飾）試圖通過卷入政治陰謀來讓他重返走讀學校，而小四在政治陰謀中既無奈又無所适從。
雖然《無因的叛逆》影響了這部電影及其人物形象的塑造，但楊德昌在刻畫青少年犯罪方面比尼古拉斯·雷走得更遠。青少年是笨拙的，喜歡裝腔作勢，容易被父母或權威人物的到來吓倒，但他們的天真、沖動也能夠帶來真正的暴力，他們需要證明自己的嚴肅和成熟。
楊德昌在兩位年輕演員之間達成了一種難以置信的自然融洽的關系，導緻了人物在群像場景中複雜的互相作用。這是張震的第一部電影（他成年後星途坦蕩）；在一次收錄于CD光牒的采訪中，他說在拍攝過程中，他很少感覺自己是在拍電影、在真正地表演或融入他的角色裡。
然而，楊德昌利用了他那張坦誠而敏感的臉，這是一種投射出一個學業平庸的十幾歲男孩半覺醒狀态的能力，他更多時候是在附和，而不是堅持自己。
所有的這些精心編排的叙事線索都導緻了小四逐漸崩潰，并最終殺害了小明，雖然這一點并不是很明顯。就像F·司各特·菲茨傑拉德的崩潰一樣，崩潰的那一刻「幾乎是在你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的，但你卻會突然意識到」。
當我第二次看這部電影時，謀殺，或者其他同樣悲慘的事情，似乎幾乎是命中注定而不可避免的。軍事統治下的恐懼和壓迫的氣氛，通過青年幫派的形成和暴力，在潛意識中得到反映和發洩。
他們的「遊戲」變得更加軍事化，打鬥從拳頭到棍棒再到槍炮反映了台灣本地人、日本人和外省人之間緊張的階級關系。通過成年角色（主要是小四的父親），我們看到了他們在專制政權的沖動面前是多麼的脆弱和膽怯。有時，角色會對着站在攝影機後面的人說話，再加上精心設計的群像場景，使整個畫面呈現出一種微妙的紀實動态。
男孩們既是暴力的受害者，也是施暴者，而女孩們則在他們的圈子裡努力定義自己。在幫派的世界裡，她們被降級為情婦或蕩婦的角色，在男孩之間交易，受人嘲笑，甚至是虐待。她們唯一能發揮作用的機會就是故意從一個男孩身邊去到另一個男孩身邊，玩弄他們的感情，她們也是以受到攻擊，并被指責為幫派沖突的根源。
小明顯然是最大的受害者，也是最模糊的人物。她很害羞，楊靜怡是一位國語都說不流利的新演員，這讓這個角色與其他角色，以及她與他們的關系都擁有一種自然的距離。
小四和她的最後一次爆發，可能是這兩個角色之間最令人痛苦、最具諷刺意味的「真實」表現，當時他抨擊她是一個「又哭又笑，一切都顯得很自然」的女演員。但她在表演或表現上并沒有給我留下那種印象，我也不知道這是電影的錯，還是一個十幾歲男孩的狂熱幻想。
楊德昌的觀點當然很複雜。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這位導演充分利用了他的電影的細節，他與攝影師張惠恭和李龍禹巧妙地使用光線作為主題技巧。光線不停地忽明忽暗，在重要的幫派争鬥中會暗下來，以表現出夜校和白天的對比。
電影一開始，小四就偷了一個手電筒，這成了男孩們經常使用的工具。他抱怨夜校讓他的視野變得模糊，夜校作為一個整體成為了一個社會被困在黑暗中的隐喻。
電影是通過将光線照射到膠片上而創造出來的，這使得電影本身，以及制作電影的行為，成為照亮世界的一種表現，進入「更明媚的夏日」，這是角色們努力追求的。
這次的套裝宣傳冊中收錄了楊德昌1991年的一篇随筆，文中他表示，這部電影「是獻給我的父親和他那一代人的，他們受了那麼多苦，是為了我們這一代人少受些苦。」他說，藝術可以幫助「某種程度上重建真相，恢複我們對人性的信心。」
這部電影以史詩般的筆調，異常細膩、淋漓盡緻地刻畫了上世紀中葉的台灣，是電影對難以捉摸的真相的一次偉大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