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
消息傳到貴州土城鎮後，一個在糖廠上班，約莫50歲年紀的中年男子興高采烈地跑回家中，對妻子曾宗德說：“14年了，我，我終于可以開口說話了，我，我其實是紅軍。”14年沒有說過一句話，他的聲音變得有些沙啞，話已經說不利索了。
晚年的何木林
曾宗德一把抓住丈夫的胳膊，急切地詢問道：“你不是啞巴？”
據曾宗德所知，她的丈夫名叫何木林，從1935年起，就一直生活在土城，由于不會開口講話，他一度給地主家當長工，那時她也在地主家做工，看何木林雖然是個啞巴，但為人實在，善良可靠，于是兩人走在了一起，并于1945年共同組建了家庭。
此後四五年的時間裡，曾宗德和丈夫何木林相濡以沫，生下了一對兒女，日子雖然過得平淡，但一家人其樂融融，得到了鄉親們的尊敬和認可。在平時與鄉親們的溝通中，何木林都是比劃着雙手，用手語和别人打交道。有時何木林會突然安靜下來，思索着什麼，要好像是等待着什麼。當然鄉親們并不在意這些，隻當他是“不知從哪裡來的啞巴”。
丈夫突然開口說話，曾宗德又驚又喜，喜的是丈夫是一個正常人，驚得是她不知道這14年間，丈夫為什麼要隐藏自己的身份，甚至連她這個同床共枕的妻子都一無所知。
何木林看出了妻子的疑惑，他顯得有些不好意思，緩緩道出了發生在他身上的故事......
紅軍劇照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8"> 他是一名紅軍戰士</h1>
何木林，原名何垂豐，出生于1904年，是江西會昌縣人。
何木林的父母都是地道地道的農民，相比于國家大事，他們更關心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是以他們也希望兒子以後像他們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自然而然地，他們也不知道外面發生了怎樣的巨變，全中國受苦受難的百姓已經逐漸團結起來，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
但是何木林是一個有着愛國情懷的青年，他渴望早日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是以當1929年工農紅軍來到會昌時，他瞞着父母，踴躍報名，參加了紅軍。
紅軍長征路線圖
父母顯然不能接受兒子背着家裡參加紅軍的行為，勸說無效後，父親聲稱，如果他執意跟着紅軍走，那就徹底斷絕父子關系，從此何家不再有他這麼一個人。可就算面對這樣的威脅，何木林還是毅然參加了紅軍，成為彭德懷上司下的紅三軍團五師教導營的一名戰士。
何木林走後，父親氣極了，一怒之下把他移除族譜。得知消息後，何木林有種難以言狀的痛楚，他把自己的名字改為“何木林”，渴望在血與火的曆練中不斷成長。
何木林參軍後，趕上五次中央紅軍反“圍剿”作戰，由于表現英勇，很快被任命為教導營的一名班長，帶領戰士們打赢一場又一場戰鬥。
然而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指揮，中央紅軍連續失利，蘇區根據地不斷縮小。鑒于嚴峻的敵我态勢，紅軍隻好進行戰略大轉移，踏上了艱苦卓絕的長征之路。
遵義會議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7"> 戰土城，不幸負傷</h1>
1934年10月，何木林和戰士們一起向西轉移，離開了他的家鄉江西。當時的他不會想到，他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鄉的機會。
紅軍開啟長征之路後，連續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但也傷亡慘重，全軍隻剩不足三萬人。直到1935年1月，紅軍占領遵義，在遵義召開了舉世聞名的“遵義會議”，才重新确立了毛主席的軍事上司地位，幫助紅軍擺脫了危機。
遵義會議後，面對黔東、湘西敵人設立的重重封鎖線，毛主席放棄了與紅二、六軍團會和的計劃，轉而尋求北上，與川陝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會師。以毛主席為代表的軍事指揮小組一方面通知紅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向川西進軍，一方面集中中央紅軍優勢兵力，在土城以東圍殲追擊而來的川軍郭勳祺、潘佐所部，然而一舉渡過長江，北上四川。
為了打好這場戰役，毛主席親自上陣指揮，同時集齊了周恩來、鄧小平、劉少奇，以朱德為代表的七位元帥，以及陳赓、宋任窮等200多名将軍，陣勢之大，前所未有。然而由于情報的不準備，紅軍這一仗打得十分艱苦。
土城戰役
1935年1月28日，土城戰役正式打響。彭德懷、董振堂分别率領紅三、紅五軍團向盤踞在土城以東五公裡的青杠坡、永安寺等高地的郭勳祺、潘佐所部發起進攻，紅一軍團二師、紅九軍團擔任總預備隊，擺開決戰态勢，大戰一觸而發。
作為班長的何木林帶領戰士們冒着敵人的炮火，勇猛沖鋒，經過幾輪激戰終于拿下郭勳祺第八團的陣地。然而由于情報工作的失利，川軍不斷增兵，人數竟多達一萬餘人，紅軍久攻不下，傷亡慘重。直到朱德總司令親自上陣指揮，陳赓率領幹部團猛沖猛打，才穩住了陣腳。
何木林在拼殺過程中，不慎被敵人的流彈擊中，頓時血流如注，昏倒在陣地上，在昏迷期間，又被敵人的炮彈炸傷大腿。由于形勢緊張，戰友們誤以為他犧牲，匆忙退出了戰場。
紅軍犧牲了3000多名将士，但敵軍不斷增援，關鍵時刻，毛主席當機立斷，指令部隊撤出戰場，改向赤水河前進，四渡赤水的神作由此拉開序幕。
受傷的紅軍戰士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9">被好心人相救，裝啞巴度日</h1>
1935年1月29日清晨，隻有五六歲的趙長青、趙吉祥兩兄弟到山上尋找紅軍借去的鋤頭。當他們走到青杠坡時，突然聽到“救救我！救救我！”的微弱呼喊聲。兩兄弟循聲望去，隻見一堆屍體中，有一個滿身是血的人揮舞着右手，向他們求救。這個人，正是昏迷了一整夜的何木林。
兄弟倆知道紅軍是為窮苦百姓打天下的隊伍，看到傷員哪有不救的道理，他們迅速下山，喊來父親趙銀州，手忙腳亂地把何木林擡進一處山洞，為他蓋上谷草，然後又送來飯菜，一口一口地給何木林喂下去。
當地的村民得知情況後，輪番在深夜假裝上山砍柴、割豬草，給何木林送飯、送藥。在村民的照顧下，何木林的傷勢漸漸好轉，雖然身體留下了殘疾，但也能跛着腳下地走路了。
何木林與老紅軍
何木林本想追趕部隊，但他不知道部隊去了哪裡，他隻好在青杠坡住了下來。何木林滿口的江西方言，很容易暴露自己的身份，于是他索性裝起了啞巴，從此不再開口說話。為了維持生計，他來到土城鎮，給地主家當長工，在那裡認識了後來的妻子曾宗德。
一轉眼14年過去了，土城鎮迎來了解放，在糖廠工作的何木林确定自己的身份不再給家人和鄉親們帶來困擾，這才開口說話，公布了自己的身份。
國家不會虧待每一位為新中國的成立抛頭顱灑熱血的革命志士，在确認過何木林的身份後，把他安排在土城鎮供銷社當了一名勞工，每月有10元工資，并向他發放每年196元的軍人撫恤金。但何木林認為國家建設需要錢， 僅僅領了兩年就主動放棄了這筆撫恤金。
何木林從前班裡的戰士石新安，建國後擔任貴州軍區副政委，後被授予少将軍銜。得知何木林還健在，他滿懷欣喜地找到他，說道：“老班長，你還活着！”在貴州時，兩人常常見面。石新安對何木林說：“老班長，你生活上有什麼困難，盡管提。”何木林擺擺手，說道：“相比那些犧牲的戰士們，我過得已經夠幸福了，能踏踏實實當一個普通老百姓，就已經很知足了。”
何木林給年輕的戰士們講述紅軍故事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52">舍己為民，遺體歸葬青杠坡</h1>
何木林在供銷社當工作時，總會設身處地地幫助同僚解決問題。有一次，同僚不小心把好酒當差酒買了，需要補差價。何木林知道同僚家裡孩子多，于是自掏腰包，幫同僚補了差價。家人去買東西時，何木林總是讓家人買不好的，他說：“你們把好的買走了，壞的剩下來就沒人要了。”
1972年，一位村民從江裡弄上來一條十多斤的大魚，那些家庭困難的村民看得眼饞。何木林主動拿出自己的工資，把魚買下來，魚頭和魚鳍留給自己，把中間最好的肉分成十多塊，免費送給鄉親們。
何木林的醫療本
對于對自己有救命之恩的趙家，何木林更是傾其所能進行幫助。但對于自家人，何木林卻顯得極為嚴苛。鑒于他老紅軍的身份，有人曾提出為他的兒子安排工作，但老人堅決不接受，反而支援兒子到艱苦的一線去。就這樣，他的兒子到息烽南山挖了32年的煤，不到50歲就因勞累過度去世。女兒出嫁時，他隻拿出一床5斤重的棉被當嫁妝，女兒很不了解，為此父女倆一度鬧得很僵。
1979年，何木林突然感覺腹部疼痛難忍，家人哭着要把他送到醫院，卻被他一口回絕，說道：“國家有困難，不能浪費國家的醫療資源。”何木林的病情越來越嚴重，最終于8月1日離開了人世，臨終前，他握着家人的手說：“把我葬到青杠坡去，那裡有跟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何木林老人去世後，由于土城到青杠坡的路還沒有修好，家人隻好先把他的遺骨葬在獅子溝的集體公墓。直到2014年，他的遺骨才被遷入青杠坡烈士陵園，了卻他最後的遺願。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每一位老兵都是一座豐碑，向老兵緻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