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東北軍第57軍進入魯南山區和濱海地區，1939年3月，于學忠率魯蘇戰區總部和51軍進入沂蒙山區，在沂水縣建立了魯蘇戰區總司令部，除指揮東北軍第51、第57軍外，還統轄國民黨山東省主席沈鴻烈和江蘇省主席韓德勤的部隊。
東北軍第51軍軍長原由于學忠自兼，後由牟中珩接任，轄第113、第114師；第57軍軍長缪澄流，轄第111、第112師。每師以下各轄兩個旅，每旅轄2個團，每團3個營。
入魯的東北軍的軍官成份魚龍混雜，政治傾向五花八門。于學忠是東北軍中的名将。西安事變後，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前，将東北軍的指揮權交給于。全國抗戰後，于學忠既要信守張學良對他的囑托，又因張學良被控制在蔣介石手中，實際成為人質而不得不服從蔣介石的軍令、政令，是以标榜不紅不藍走中間。在第51、第57軍，軍、師兩級都有秘密的中共工委。在軍官中，既有萬毅、解方、谷牧等中共秘密黨員，也有111師師長常恩多這樣的堅決抗日的人士；既有像第57軍軍長缪澄流這樣的同日僞軍勾結的腐朽、反動的官僚，也有國民黨派來的特務，比如時任魯蘇戰區總部政治部主任的周複。
東北軍入魯以來，在日僞軍封鎖、“掃蕩”、拉攏、蠶食的嚴酷局面下，由于不能發動并依靠群衆，經曆了一個不斷分化的過程。一些進步力量不堪反動勢力的迫害、壓迫，數次拉隊伍脫離頑固派的羁絆，後面要提到的“八三”事變是其中最大的一次。而一些腐敗的軍官則過不了敵後殘酷、艱苦的生活，拉隊伍投降日寇當了僞軍，如原缪澄流的副官長李亞藩、原第57軍第112師第334旅旅長、僞滿官僚榮臻之子榮子恒，都先後成為僞軍頭目。
山東八路軍和東北軍的關系大緻上以1940年為界，經曆了較好、較壞兩個不同的時期，山東八路軍對它的統戰工作也呈現着不同的特點。
雙方關系較好的時期，在講聯合的同時，不忘必要的鬥争
自從東北軍進入山東後，山東八路軍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即開始進行。
1939年3月11日，中共山東分局制定了“徹底打擊與分化秦（啟榮）部、進一步争取及穩固東北軍，孤立沈鴻烈”的方針。當時，于的總部設在沂水縣上高湖，距離山東縱隊駐地王莊15公裡左右。山東縱隊指揮張經武曾到上高湖拜訪了于學忠，于也到王莊進行回訪。4月初，于學忠召開魯蘇戰區進階将領會議，張經武應邀出席了會議。
1939年6月，八路軍第一縱隊建立後，徐向前、朱瑞繼續作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他們按照事先的約定，秘密聽取了在于學忠總部工作的秘密黨員解方關于于學忠政治态度和東北軍情況的彙報。一縱和東北軍之間互派了代表，雙方通過電台經常聯系。在一次反“掃蕩”中，雙方在魯中一道山溝中相逢，徐向前、朱瑞和于學忠進行了親切的會談，共同研究突圍的方案。
1939年秋，115師師部進駐抱犢崮山區後，立即對與其駐地犬牙交錯的東北軍第112師展開統戰工作，派參謀處長王秉璋去駐在石河官莊的112師師部拜訪師長霍守義。羅榮桓按照事先約定，在115師師部秘密聽取了中共112師工委負責人谷牧和霍守義的秘書，地下黨員李欣關于112師和霍守義情況的彙報。當時，115師師部的聯絡科長靳懷剛是一個非常适合于同霍守義聯絡的幹部。他的父親靳雲鹗曾當過吳佩孚的副司令，和于學忠有袍澤之誼。他的叔父靳雲鵬在北洋政府兩度出任國務總理，同張作霖是兒女親家。靳懷剛和張作霖的部下霍守義早就相識，派靳同霍守義疏通，可以争論、甚至争吵，但不緻撕破臉皮。為便于靳懷剛作霍守義的工作，羅榮桓又任命靳為後方政治部主任。
這一時期，是山東八路軍同東北軍關系較好的時期。
如前所述，東北軍内部成分非常複雜。進步勢力、中間勢力和頑固勢力同時存在。為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在發展進步勢力、争取中間勢力的同時，必須同頑固勢力進行必要的鬥争。115師政委羅榮桓處理官裡莊事件堪稱範例。
12月28日，由中共上司的臨（城）郯（城）費（縣）峄（縣）四縣邊聯農民自衛團在費縣官裡莊開會，邀請由國民黨山東省主席沈鴻烈任命的費縣縣長李長勝參加。李長勝帶了一些保安團闖進會場說：要檢閱自衛團，并強令自衛團架起槍支，排隊集合，随後指使其部下開槍，打死自衛團幹部、戰士6人，打傷20餘人，釀成官裡莊慘案。
事後，中共魯南地委和四縣邊聯負責人立即研究對策，并去請示羅榮桓。羅榮桓說：“要抓住這個事件，首先組織群衆到霍守義的駐地遊行示威，要求霍守義嚴懲殺人兇手。”有的幹部認為向霍守義請願不管用。羅榮桓說：“李長勝行兇是在霍守義管轄的地盤裡。霍守義還是抗日的，雖然他不想得罪他的上司缪澄流，可也不會支援李長勝。我們向他請願，造成聲勢，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
由于多方面的工作，羅榮桓對霍守義可以說了如指掌。
第二天，數百名群眾護衛着數十名死難者的家屬，湧向112師師部，在門外高呼口号，強烈要求嚴懲兇手，為死難者報仇伸冤。
霍守義也感到李長勝此事做得不對，于是派人接見群眾，表示“李長勝制造事端，開槍打人是錯誤的，我們要作調查”，并答應對死難者家屬發放撫恤、喪葬費。但是，對“嚴懲兇手”未予答複。
羅榮桓聽取了彙報後說：“現在請願已經達到目的，頑固派輸了理，我們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動，群衆要求報仇雪恨的勁頭也鼓了起來，下面的文章，要轉入武裝鬥争，讨伐頑固派，攻打李長勝的駐地崮口村。”
于是，魯南地委調集了24個農民自衛團，兵分5路，把崮口圍得水洩不通。李長勝據堅固守，自衛團久攻不下。有人擔心霍守義會增援李長勝。這時，羅榮桓寫了一封信到前線說：經過前一階段的揭露和鬥争，李長勝破壞抗戰、破壞團結的罪行暴露無遺，已成衆矢之的。霍守義未答應群衆嚴懲兇手的要求，也算對他的上司缪澄流有了一個交代。現在霍是不會公開支援李長勝的。有八路軍主力作你們的後盾，他也不敢援助李長勝。是以，你們要堅定信心，持久圍困，不要急躁，不要硬拼。李長勝總有一天會挺不下去的。
與此同時羅榮桓讓靳懷剛等到霍守義師部進行疏通。霍守義一直按兵不動。李長勝支援不住，于1月31日夜晚狼狽逃竄。八路軍擠走了李長勝，收複崮口，建立了費縣抗日民主政府。
2月7日，羅榮桓、陳光就對東北軍和地方實力派的政策問題，緻電中央軍委：“抱犢崮山區反八路軍頑固勢力已遭摧毀，企圖借東北軍掩護，向我摩擦之費縣政府頑固分子制造官裡莊慘案，經群衆堅決鬥争，給予打擊而抛棄陣地潛逃，并由東北軍調解，我全部勝利。”“頑固分子正挑撥離間，使東北軍倒退，企圖造成東北軍與我破裂、對立。我們必須改善對東北軍态度，給他們中下級幹部及戰士以好的影響并密切同他們上層的聯絡工作，尊重他們，但不放棄我獨立的立場，要打擊其政訓處反共、反八路軍的活動。收集頑固分子的破壞行為，向東北軍主官提出控告，制止其挑撥離間企圖。”
11日，中央軍委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複電：“陳、羅七日電今日看到，所取方針是正确的，望堅決執行。”“我們的政策分兩個方面，對反共頑固派取堅決反攻，徹底消滅的政策，對一切尚有希望之人取極力争取的政策。沈鴻烈屬于頑固派，對我百端摩擦，故須在自衛原則下消滅之。在打擊沈鴻烈（秦啟榮是其最壞之一部）的鬥争中要注意分化其部下，争取其尚有希望分子。于學忠與沈鴻烈不同。他是尚有希望的，除對其反共政訓人員應加以堅決打擊外，對東北軍應極力争取，至少使之取中立态度。”
盡管115師同李長勝進行了堅決的鬥争，但并沒有影響同霍守義部在魯南的良好關系。反之，如果因強調聯合而對李長勝這樣的頑固派無節制的退讓，使頑固派越來越嚣張，統一戰線反而不能很好的保持。後來，霍守義南下蘇北，同新四軍三師仍然保持着統戰關系。
在與東北軍中的頑固派進行堅決鬥争的同時，對于中間派也不能因為強調聯合和争取而放棄原則、一團和氣。于學忠入魯不久便對中共在抗日根據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表示不滿。為緩和、化解雙方沖突，徐向前同于學忠進行了一次會談。徐向前回憶道：
雙方先是講了一些聯合抗日的話，強調在東北軍和八路軍之間，沒有根本利害沖突，應當團結對敵，接着，他的話題就轉入政權問題。他說，你們抗日，就不要搞地方政權了。八路軍是軍隊，不能搞政權。你們也搞政權，我這個省政府怎麼搞哇！我說，我們是抗日的軍隊，要搞抗日根據地，就得建立政權，發動群衆。有了政權，有了群衆，才好打日本鬼子。而且，不建立政權，我們沒有飯吃。你們的政府，一不給我們糧款，二不給我們槍彈，連應該發給八路軍的薪饷都不給，我們不搞政權怎麼辦？他說，各級政府要由我們委任，不經過我們任命，不能算數。我說，關鍵在于群衆是不是擁護，我們的抗日民主政權是經過選舉産生的，得到群衆真心實意的擁護，這是真正的民主，同你們的委任根本不同。群衆不擁護的東西，委任了也沒有用！圍繞政權問題，雙方針鋒相對，争論了兩個多小時，未能取得一緻意見。因他是我們的争取對象，我在談話中注意了掌握分寸，留有餘地，求同存異，避免把關系搞僵。
談判回來後，八路軍照搞政權不誤。于學忠已經知道了八路軍搞政權的理由，他雖然仍然說反對，但實際上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雙方關系較壞的時期，在講鬥争的同時，不忘必要的聯合
1941年1月6日，發生皖南事變。此時，東北軍入魯已經一年多。在此前後，在東北軍内部，腐朽勢力同日軍勾結，進步勢力和反動、腐朽勢力的鬥争加劇，分化加劇，連續發生了“九二二”鋤奸、“二一七事件”、“八三事件”。
“九二二”鋤奸：1940年9月15日，57軍軍長兼魯南十七縣遊擊總指揮缪澄流派665團團長董翰卿和上校于文清為代表，通過曾當過他的副官長，已經投降日寇的汪僞興亞建國軍魯蘇地區司令李亞藩牽線，與日軍上尉參謀辛修三在隴海路桃林車站密談，達成投靠日軍的協定。于文清事先向萬毅講了此事，表示自己不願幹這漢奸的勾當。萬毅動員他去充當卧底，以便抓住缪通敵的真憑實據。于文清回來後，向萬毅講了談判的詳細過程。萬毅和111師師長常恩多商定，扣押缪澄流，拿到證據，将缪扭送到于學忠總部。萬毅決定9月21日晚缪澄流在駐東盤的軍部看戲時動手。但是，曾參與密謀的營長韓子嘉卻向缪通風報信，缪澄流立即在334旅旅長榮子恒陪同下逃往112師師部。
22日，常恩多和萬毅等通電全國：“缪奸與敵妥協，人贓俱在。本師長……出于個人義憤和所部擁護，仗義鋤奸。”通電希望“全國各族同胞、抗戰志士口誅筆伐賣國賊投敵漢奸缪澄流”。這就是“九二二事件”。
但是，于學忠卻聽信了缪澄流的惡人先告狀，于24日緻電常恩多：“據缪軍長電稱，你師萬旅在東盤鬧事，實屬不幸！望将事實真相速即報來。”
9月30日，于學忠派政務處長郭維城、參謀處長張佩文到111師調查“九二二事件”真相，寫了報告。蔣介石收到于學忠和常恩多的報告後發來電報，斥責常恩多“雖雲忠黨愛國，亦難逃犯上誤國之咎”雲雲，在另一份檔案中還指責萬毅“思想左傾”，實際上蔣介石已經動了殺機。
“二一七事件”：1940年10月，國民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重病的常恩多受到副師長劉宗顔、參謀長陶景奎、331旅旅長孫煥彩、666團團長劉晉武等反動分子的包圍，聽信了他們對萬毅進的讒言，比如說萬毅跑到八路軍的區政府，叫他們不要給111師提供給養，等等。
1941年2月17日，他們在萬毅到達師部後，下了他的槍，把萬軟禁起來，随後又向于學忠謊稱萬毅要辭去333旅旅長職務，改任111師附員，萬毅實際成為囚徒。
中共中央對萬毅被扣押十分關切。3月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緻電朱瑞、陳光、羅榮桓：“（一）請将常部中我們組織此次遭受破壞詳情電告。（二）望設法調查萬毅及其他被扣的同志及進步分子的下落，并盡力設法營救他們。（三）将常師中還有的組織調查清楚，将已暴露的同志及進步分子緊急撤退，并收容他們到我軍工作。”
遵照中央訓示，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派谷牧率一個連靠近111師駐地，積極設法營救，但不得其門而入。
以萬毅被扣為标志，111師在“清除左傾分子”的口号下，開始搜捕、殺害進步分子。111師工委書記張蘇平、委員曹健華、電台台長李政宣及其妻子被扣押。萬毅的警衛員李福海和對萬毅被扣表示不滿的上士胡鐵男等被殺害。中共黨員665團中校團附管松濤被迫撤離。
1941年冬，萬毅被押解到于學忠的總部。1942年2月，日軍“掃蕩”魯蘇戰區總部，于學忠率總部離開沂水向諸日莒山區轉移時，115師政治部民運科長彭亮遭殺害。
“八三事變”：1942年7月，蔣介石給于學忠發來電報，要秘密處決萬毅，于學忠認為這樣做不妥，決定對萬毅進行公開審判。
8月2日上午，對萬毅進行軍法會審，給萬毅加上通日本帝國主義、“雙十二”事件從犯、“奸黨嫌疑”等三條罪狀。
同日，常恩多病危，委托曾當過張學良秘書的總部政務處長郭維城在他去世後掌握這支部隊，并交給郭一張紙條，上面寫道：“務要追随郭維城，貫徹張漢公主張，以達到殺敵鋤奸之大欲。本師官兵須知。常恩多。八·二”
當晚，郭維城去看萬毅，告訴他，将在常恩多逝世後舉事，以實作張學良的主張，屆時将派人來接萬出去，請萬幫助掌握部隊。郭走後，萬毅考慮，從法官宣布自己的三條“罪狀”看，肯定要判死刑，執行就在這幾天；而郭維城舉事成功機率很小，且茲事體大，并未征求中共山東分局意見，于是，當夜越獄，向中共山東分局報告。
3日，于學忠得知郭維城事先曾去看望萬，向郭查問。郭怕事發，同常恩多商量後，決定提前于當天在甲子山區址坊舉事，史稱“八三事變”。
5日，山東分局聽取萬毅彙報後研究對策，認為事變是蔣介石分裂倒退政策逼出來的，性質是正義、進步的，應予支援。但因缺乏群衆基礎，且反動勢力很大，估計部隊可能出現混亂。分局決定立即派萬毅和曾在該部工作過的王振乾到該部協助常、郭掌握、穩定部隊。
由于舉事倉促，成分複雜，6日、7日，部隊大部嘩變，叛變分子釋放了被扣押的反動軍官劉宗顔、陶景奎、劉晉武。他們立即進行反撲。常、郭率餘部2000餘人撤離駐地甲子山區，進入濱海抗日根據地，途中常恩多病逝。山東分局決定該部番号不變，仍稱111師，由萬毅任師長，郭維城任副師長兼政治部主任，王振乾任政治部副主任。
皖南事變後，在山東的東北軍内部鬥争和分化加劇的同時，頑固勢力氣焰嚣張，同八路軍摩擦的事件劇增，接連發生了邵疃事件、黃疃事件、邊聯事件、溝窪事件、銀廠事件。八路軍和東北軍關系轉壞。
邵疃事件：1941年1月，頑固派李衍修、許樹聲等部越過莒日公路南下，侵入日照幾個區。23日，中共上司的日照縣抗日武裝将李、許等部包圍于邵疃、山子河等地，孫煥彩率部側擊日照縣抗日武裝，造成30餘人犧牲。
黃疃事件：3月2日，111師又策反了山東縱隊二支隊獨立營朱信齋部，殺害山縱派入該部的教導員董振彩等9名幹部和日照第七、第九區地方幹部近百人。
邊聯事件：東北軍112師683團團長張本枝于1941年4月25日糾集地方頑固派王洪九、李以錦等部2000餘人，乘日軍“掃蕩”之際，侵占魯南臨郯費峄四縣邊聯地區，燒殺搶掠，活埋中共地方幹部和群衆77人，劫走民兵槍械2000餘支。
溝窪事件：與邊聯事件同日，111師在常恩多默許下，偷襲駐溝窪的中共日照縣委和縣政府，日照縣委和政府有8名從業人員犧牲，3人被俘。
銀廠事件：10月27日，張本枝又勾結王洪九偷襲四縣邊聯的銀廠村（今屬蒼山縣），魯南軍區政治委員趙镈突圍後又傳回處理一份機密檔案、不幸與許善修等10餘人被俘。11月13日，趙镈等被殺害，史稱銀廠事件。
面對東北軍中頑固勢力的挑釁和進攻，山東八路軍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實施了必要的反擊。但是就在這關系緊張的時候，也不忘必要的聯合，注意了“有理、有利、有節”和差別對待，有打有拉。
八路軍的反擊具體表現為三打甲子山。
1942年8月14日至19日，115師發起第一次甲子山戰役，協助事變後的111師收複原駐地甲子山。于學忠很快任命孫煥彩為111師師長。這樣，山東就出現了對立的兩個111師，以萬毅為師長的111師于是又稱新百十一師。10月初，孫煥彩部占領了甲子山。115師組織第二次甲子山戰役。不久，日僞軍進行“掃蕩”。大敵目前，八路軍為避免兩面作戰，撤出了戰鬥。
11月間，山東八路軍準備發起第三次甲子山戰役。11月30日，朱瑞、羅榮桓、陳光、陳士榘就對東北軍的對策緻電毛澤東、王稼祥、葉劍英并彭德懷、滕代遠：“（一）我沂蒙地區對東北軍不宜逼近，應對之實行疏通，求得緩和。（二）百十一師叛部趁敵向我‘掃蕩’再奪我濱海甲子山區，并不斷深入我中心地區搶劫财物，捕殺我之從業人員，決給予反擊，收複甲子山區，并配合我對泰（安）臨（沂）路北各地方勢力的統戰活動，求得軍事活動不緻擴大。（三）甲子山區被百十一師叛部控制，威脅我濱海中心地區，對魯南反敵蠶食鞏固沿海某些地區均不利，且使我主力限于不易機動地位。（四）為應付山東将來情況的變化和不緻造成我軍與東北軍的對立，拟以百十一師萬毅部面目出現收複甲子山區，我則以調節面目出現，使此事件盡量成為局部地方性來解決，并以資疏通關系。”這一電報提出：在講鬥争的同時，注意到有理、有利、有節，把鬥争限制在一定範圍，在打擊孫煥彩的同時，對北沂蒙的51軍實行疏通，并拉攏孫煥彩部劉晉武任旅長的333旅。
1943年1月10日，羅榮桓、陳光、陳士榘緻電中央軍委和集總：“收複甲子山區反頑戰役，在打擊最頑固的孫煥彩331旅，分化拉攏劉晉武333旅之方針下，經半月，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完滿結束。”
甲子山戰鬥後，山東八路軍加強了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争取同東北軍共同對敵，力圖緩和因甲子山戰鬥而引起的緊張關系。
1月28日，朱瑞、羅榮桓、陳光緻電劉少奇，報告山東情況。對統戰工作，電報寫道：“最近已将統戰部重整，将向于、李積極進行疏通工作，以一切方法直接打通與各友軍的聯絡，除用報紙表明我對堅持山東抗戰及對李部入魯态度外，拟以陳、羅名義向朱彭請求轉重慶軍委會。令于學忠與我打通聯系，此處拟于舊曆年在山東各地普遍召集各界聯歡會，擴大我軍影響。”
3月1日，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緻電中共中央，提出對吳化文等部的對策。電報說：“第四師吳化文投敵後，東京已廣播吳投敵後談話，公布吳為和平救國軍山東方面軍總指揮。傳說51軍軍部被吳解決，這是魯中形勢一重大變化。”“如果他讨伐東北軍，我應争取東北軍共同作戰，進而恢複與51軍關系，逐漸造成對我有利形勢，現魯中軍區已寫信與百十四師聯絡。”
3月20日，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和115師政治部發出關于友軍工作的訓示，指出：在“敵最近連續‘掃蕩’于學忠戰區”的形勢下，“我應對友、頑展開全面的疏通團結工作”。“訓示”提出4項對策和措施：（一）各地友軍，不管過去對我們關系如何惡化，目前皆應利用一切關系，寫信、派人與之聯系。在各種會議與報刊上，我們應提出願與一切友軍恢複舊誼，精誠團結，度過最後難關。這一工作必須不急求功，要有耐心。（二）友軍遭敵‘掃蕩’時，我們應有力地予以配合，但不應過于集中使用兵力。友軍的傷兵、散兵，予以有效醫治。收集來的友軍資财全部退還，友軍接近我根據地時，盡力予以幫助。（三）在敵‘掃蕩’中，友軍放棄的地方，我應相機以小股部隊予以控制，但不必馬上建立民主政權。友軍存放的資财，我們一點不動。友軍回來時，應主動與其聯絡。某些陣地他們非要不可，否則将有礙大的團結時，我們可作某些讓步。讓步時可大量張貼智語，申明願與一切友軍恢複舊好。（四）如個别友軍無端向我挑釁，我應盡量忍讓，勢非摩擦不可時，應先報師及軍區準許，才能實施（當然我們自衛的立場是不改變的）。
“訓示”指出：“這一工作應以東北軍為主要對象。最近魯中軍區在吳化文投敵後，已與百十四師互通函信。魯南軍區在友軍退走後，相機收複大爐。51軍開始提出非回大爐不可。我婉辭交涉，說明大爐是我舊駐地，是萬（春圃）支隊長家鄉。後我将友軍存放大爐之資财全部送還，乃作罷。估計李部入魯一時不易實作，于部在‘掃蕩’中遭嚴重損失，目前大小地方實力派都存在困難的情況下，這一工作可能收效。”
“訓示”要求各地訂出具體執行計劃，并将布置情形及成果。經驗及時報告。”
三打甲子山以後，山東八路軍對東北軍主動、細緻、真誠的統戰工作，不僅彌合了三打甲子山後雙方的緊張關系，而且促成了阻李送于戰略決策的實作。
充分認識和利用于李沖突，制定阻李送于戰略決策
自從于學忠率部進入山東後，就和國民黨山東省主席沈鴻烈産生了尖銳的沖突。這一沖突是國民黨内部頑固派和中間派沖突的反映。
據長期擔任于學忠副手，曾任51軍軍長和山東省主席的牟中珩回憶，1941年，沈鴻烈企圖聯合山西的閻錫山、河北的鹿鐘麟共同反共，遭到走中間道路的于學忠的抵制。沈鴻烈派刺客在于學忠行進途中扔手榴彈。于迅速卧倒，隻受輕傷。刺客随即跑進八路軍防區。沈企圖以此挑撥于學忠和八路軍的關系。八路軍識破其陰謀，将刺客交到魯蘇戰區總部。刺客供稱是受沈鴻烈黨部委員李子虔持沈之親筆信指使。經檢查，那封信确為沈鴻烈之筆迹。于學忠乃向蔣介石控告沈鴻烈。蔣介石把沈調回重慶，任命沈為農林部長。随後任命牟中珩為山東省主席。（據萬毅回憶，刺客就是“九二二”鋤奸中給缪澄流通風報信的韓子嘉，原任112師334旅667團1營營長。刺客是被當場捉住的。）
沈鴻烈離開山東後，沈系的國民黨軍吳化文部和張步雲部先後投降日寇，當了僞軍，并頻繁向于學忠進攻。于學忠部處境日益困難。
與此同時，沈鴻烈在重慶大造倒于的輿論。蔣介石決定把于學忠部調出山東。
1943年1月初，國民黨方面向在重慶的周恩來、林彪提出，是否可以以李先念部撤到江北作為于學忠部移出山東的條件。周、林将此議向延安報告。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論後，認為李先念部無處可動。此議作罷。
蔣介石自然不會同意于學忠無條件撤出山東，于是決定讓在皖北的李仙洲部入魯接替于部的防務。
李仙洲，山東長清人，黃埔一期畢業，是蔣介石嫡系中著名的山東籍将領。1938年1月任第九十二軍軍長。早在1939年，為增強國民黨軍在山東的力量，蔣介石密令李仙洲部東開，準備入魯。1941年春，李部由湖北通城北進到安徽阜陽一線。皖南事變後，李仙洲率部一面同新四軍摩擦，一面為入魯做準備。
在阜陽，李仙洲派遣大批人員到山東，同各地方實力派和僞軍聯絡，有的互派聯絡人員，交換情報；有的建立無線電聯絡，有的建立聯絡站、情報站。山東很多地方實力派和僞軍聽說李仙洲要入魯，紛紛派人到阜陽聯絡，要求加官進爵，僞軍則要求得到“曲線救國”的護身符。很快，李仙洲便同魯南的王洪九、劉桂堂、魯中的吳化文、厲文禮，濱海的張步雲，膠東的趙保原取得聯絡。國民黨在山東的軍政中心便由山東敵後移動到阜陽。
1943年1月，于學忠與李先念交換未成後，蔣介石指令李仙洲入魯，并晉升李仙洲為第28集團軍總司令。但此時第28集團軍隻有一個九十二軍。是以，李仙洲準備将吳化文、劉桂堂等部都擴編為軍。
李仙洲這些動作是在挖于學忠的牆角。于學忠為保持自己在山東的地位，即以山東省主席牟中珩的名義，将山東所有小股地方武裝統編為縣和專署的保安隊。同時對同李仙洲眉來眼去的駐濱海北部的保安第2師張步雲部，以不聽指揮為由，進行讨伐。至此，于學忠和沈鴻烈的沖突便演化為于學忠和李仙洲的沖突。
1月27日，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和115師提出對李仙洲入魯的對策：“以強調疏通團結為主，鼓勵與推動它與敵積極作戰，對其非友好行為，多用善意批評态度，除萬不得已不要輕易使用武裝反擊。”“我各兵團在日寇大‘掃蕩’下，須利用李部入魯遭受困難，東北軍自身難保之際，有力地進行疏通團結，減輕軍事行動，軍事上嚴守自衛原則，靜觀變動。”
3月初，李仙洲的主力越過隴海路進入魯西。3月上旬，李部第142師越過津浦路進入魯南。6月，國民黨利用共産國際解散的時機，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西北，胡宗南準備閃擊陝甘甯邊區，在華東，李仙洲加緊了入魯的步伐。
李仙洲入魯近半年來，其第142師進入魯南後，打着“驅逐逆流，收複失地”的口号，勾結劉黑七，進攻并強占魯南抗日根據地的山亭、白彥、大爐等要地，摧毀抗日民主政權，殺害民主政府幹部，還揚言要把八路軍攆到老黃河以北去。
經過靜觀，山東八路軍上司一緻認為，對于李仙洲部入魯反共應予阻止。7月4日，羅榮桓、朱瑞、黎玉、蕭華緻電中央軍委和集總，報告了阻李送于的部署：“對于部西開不加箝制，并在一定條件下給予便利。對李部東進北上，盡量遲滞其時間，并在自衛原則下，乘其伸入我根據地立足未穩之際，予以殲滅一部之打擊，但不放松與之政治疏通及擴大敵頑沖突。對于于部附近之地方部隊，争取可能争取者，殲滅某些最堅決反共部分，力求控制魯中山區及莒日諸間山區……”
7月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複電山東分局；“同意你們對付于學忠、李仙洲的方針。”
這一期間，于學忠決定，不等李仙洲前來接防便撤出山東。他按照同八路軍的約定，在撤離時，以煙火為号，八路軍即去接防。于部則經坦埠、舊寨，通過魯中根據地八路軍的防地，撤往魯西和魯南，轉道至安徽阜陽。沿途，八路軍籌備糧草，予以歡送。
對于于部撤走後空出來的沂魯山區和諸日莒山區，山東八路軍搶在這些防地周圍的日僞軍之前予以控制和占領。
7月26日，羅榮桓、黎玉向中央軍委和集總報告：“我們四日部署，由魯中、濱海各以有力一部分别恢複沂山、五連山區。本月初，部隊開始出動，後與土著、敵軍及僞軍共計戰鬥十餘次，目前第一步任務已基本完成。魯中部隊除控制北沂蒙百十四師地區及占領沂山大部，并以有力一步伸至青沂路東，占領原百十三師地區之大部。濱海部隊完全控制日莒諸間五連山、馬耳山地區。因張步雲投敵，配合敵僞向我‘掃蕩’，部分地區得而複失。共計俘虜及和平争取人槍将近兩千左右。現正鞏固既得陣地，并繼續向空隙地帶發展，以求部分貫通各戰略區之任務。”
占領沂魯山區和諸日莒山區，大大改善了山東八路軍對敵鬥争的戰略地位，為在山東實施局部反攻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阻李送于的決策是以能夠實作，山東八路軍對東北軍長期的統戰工作起了重大作用。
于學忠撤出山東後，被蔣介石免去魯蘇戰區總司令職務，改任軍事參議院副院長這一閑差。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給了一個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的官銜。
（摘自：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文章，作者黃 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