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後世界”值得期待——專訪英國科學院院士艾倫·麥克法蘭全球化不是病毒大流行的主要原因“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新冠病毒大流行不會導緻全球化逆轉，而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正在退潮”

文｜《财經》研究員 馬國川

編輯｜蘇琦

“對新冠病毒的恐慌，讓我想起英國曆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黑死病’，就是1665年倫敦大瘟疫，”英國科學院院士艾倫·麥克法蘭在接受《财經》專訪時如是說。

作為世界著名的曆史學家和人類學家，麥克法蘭研究對象覆寫西歐、喜馬拉雅地區和日本，著作等身。在過去的一年裡，他又完成了4本著作，是以他笑稱“新冠病毒大流行對我個人的影響是非常積極的”。

今年80歲的麥克法蘭依舊思路清晰，判斷明快。他批評英國政府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優柔寡斷，效率低下，贊賞東亞國家應對快速有效，“主要原因之一是東亞文化的高度凝聚力”。

由于疫苗的快速普及，人們看到了隧道盡頭的曙光，但對未來世界形勢的走向則不複往日信心滿滿。而和很多悲觀預期不同，麥克法蘭認為，“疫後世界”是樂觀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不會導緻全球化逆轉，而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正在退潮。

“手段已經具備，但往往缺乏的隻是使用手段的意願”，麥克法蘭說：“隻有我們積極思考，理性行動，才能迎來一個光明的未來。”

<h1 class="pgc-h-arrow-right">全球化不是病毒大流行的主要原因</h1>

《财經》：新冠病毒大流行對您的工作有什麼影響？作為一個曆史學家，這次疫情讓您想起經曆的什麼樣的曆史時刻？

麥克法蘭：新冠病毒大流行對我個人的影響是非常積極的，因為我有超過一年的時間，可以靜坐在擁有2萬多冊圖書的花園裡，安心寫作和思考。我已經寫了四本書，其中三本是關于自己的生活與工作的分析性自傳《魔術與現代性》。寫作讓我沒有時間去做其他事情。

對新冠病毒的恐慌，讓我想起人類曆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黑死病”，就是1665年倫敦大瘟疫，死亡10萬人，差不多相當于那時候倫敦城總人口的五分之一。著名作家丹尼爾·笛福在1722年的著作《瘟疫年紀事》中，對此有生動的描述。當然，和1665年倫敦大瘟疫比起來，新冠病毒的危害性要小得多。

《财經》：對于英國政府應對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措施，國際社會有不同的看法。作為一個英國公民，您如何評價英國政府在這次公共衛生危機中的表現？

麥克法蘭：英國人，尤其是英國政府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行動遲緩，優柔寡斷，效率低下。是以，英國人口死亡的比例最高，同時可能還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萎縮。這是一次糟糕的可怕記錄。新冠病毒的“測試和跟蹤”系統也毫無希望。

現在英國生産出了阿斯利康疫苗，還提供了大部分基因測序來測試世界上的新冠病毒新變種，可是這兩項成績與政府沒有太大關系。另外，目前英國疫苗接種的推廣速度驚人，這主要歸功于英國醫療服務制度。

《财經》：您對東亞有深入研究。包括中國、日本、南韓等東亞國家比較好地控制了新冠病毒的傳播，您認為主要原因是什麼？

麥克法蘭：主要原因之一是東亞文化的高度凝聚力，這種凝聚力将群體的利益置于個人的利益之上，是以人們在一起工作得非常好，個人願意為他人犧牲自己。武漢等地的高度合作以及中國各地之間的支援令人印象深刻。考慮到中國的規模和多樣性，它的表現甚至超過日本和南韓。

《财經》：就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英國完成了“脫歐”。您個人是否贊成英國脫歐？在您看來，這次公共衛生危機對歐盟的未來将産生什麼樣的影響？

麥克法蘭：作為一個曆史學家，盡管我寫了很多關于英國和歐洲大陸之間的文化與社會差異的文章，但是我沒有為“脫歐”投票，因為“脫歐”是建立在謊言基礎上的愚蠢之舉，并将嚴重損害英國的利益。現在，歐盟還沒有很好地走出困境，但我認為，這次公共衛生危機對歐盟沒有什麼影響，既不會加強它，也不會削弱它。

《财經》：英國“脫歐”似乎給全球化投下了一片陰影。現在有一種擔心，由于全球化導緻新冠病毒蔓延全世界，是以會增強近年來的逆全球化。您是否同意這種觀點？新冠病毒大流行給世界各國都帶來巨大災難，是否應該反思和重構全球化？

麥克法蘭：很明顯，在全球化時代人們互相交往，特别是到處旅行，有助于新冠病毒的迅速傳播。但如果認為全球化是病毒大流行的主要原因，那就太天真了。1917-1919年更為嚴重的流感大流行，就爆發在現代“全球化”之前，而且迅速蔓延到全世界。全球化的批評者可能以新冠病毒大流行作為論據，但他們的恐懼和焦慮是由其他事情引起的。從目前的事件來看，重新思考全球化正在發生什麼，這是是應該的，但我懷疑全球化能否逆轉。

<h1 class="pgc-h-arrow-right">“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h1>

《财經》：不少人說，新冠病毒大流行對世界的影響将超過1929年的大蕭條。您是否認同這種觀點？

麥克法蘭：我認為，在經濟上它的影響會比大蕭條時期小，但在其他方面它的影響可能更大，比如對人們的工作方式、教育孩子方式和打發休閑時光的方式等的影響。從唐納德·特朗普的競選失敗到世界政治的改變，新冠病毒大流行都是主要影響因素之一。是以，新冠病毒大流行對世界的影響是多層次的，而不僅僅局限于狹隘的經濟方面。

《财經》：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在世界興起。這次瘟疫是否會助長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是否會導緻更多的政治強人的出現？

麥克法蘭：有趣的是，新冠病毒大流行似乎産生了相反的效果。像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和巴西總統博爾薩納羅這樣的民粹主義上司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被證明是完全無用的，而且他們的影響力正在消失。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上升浪潮，一波接一波，是由許多其他因素造成的，正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這些浪潮逐漸消退。

《财經》：有人擔心，新冠病毒大流行将加劇國際沖突，甚至有面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這種擔心是否多餘？如何避免出現最壞的局面？

麥克法蘭：這不太可能。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一個影響是，特朗普激進的孤立主義結束，拜登正在重新加入所有的全球組織。“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微乎其微——即使發生，我們也不會知道它發生，因為它将意味着地球上所有人類生命的毀滅。現在顯然存在着緊張局勢，特别是因為中美兩國關系令人擔憂（在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書《注定一戰》中對此有分析）。但這和新冠病毒大流行沒什麼關系。

《财經》：從曆史的角度看，瘟疫對人類的影響巨大。新冠病毒大流行對人類意味着什麼？人類應該反思什麼？

麥克法蘭：有一件事需要反思，那就是人生的目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減緩了西方的生活節奏，讓人們思考他們真正喜歡和重視的東西——友誼、自然、閱讀和其他許多東西。它還使我們更加了解世界是如何互相聯系的，認識到舊式的民族主義、戰争與戰鬥的沖突模式已經過時。它還明确地昭示人們，應該把更多的權力和決策從中央權力轉移到地方一級，因為地方對社群更了解，也有更多的集體意識。

《财經》：随着疫苗的普及，新冠病毒大流行終将過去。但是對于“疫後世界”，有許多悲觀預言。您是一個樂觀者，還是一個悲觀者？您對于未來世界有什麼期待？

麥克法蘭：面對“疫後世界”，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所有主要問題——生态破壞和氣候變化、日益嚴重的不平等、越來越多的奇怪疾病、社交媒體的影響、世界不同地區之間的鬥争——都是可以解決的。如果我們真的想解決這些問題，隻需要了解是什麼造成了威脅，很容易獲得解決方案，然後去實施就行了。手段已經具備，但往往缺乏的隻是使用手段的意願。在全球層面，曆史上從未有過這樣一個時刻：世界上有這麼多衣食住行、悠閑的人，他們生活在和平之中，受過良好的教育，生活條件優越。然而，我們總是想要讓世界更美好，而且确實有幾十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和貧困之中。

是以，有很多事情要做，隻有我們積極思考，理性行動，才能迎來一個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