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西北大地朔風凜冽，千裡冰封。
一輛河北邢台牌照的越野車從京藏高速西甯收費站駛出，直奔西甯市中山醫院而去，汽車并沒有開進醫院，而是在醫院西牆外一棵大楊樹下停了下來。
車上走下四個外地男子，風塵仆仆。
大概過了十分鐘之後，又一輛本地的汽車駛來，車上走下來兩個人，大家一起走到大楊樹北面幾米遠的地方。
其中一個本地人用拐杖指着一處長滿枯敗野草的土坡對白須的外地老者說：
“你爸爸的頭顱，就埋在這個地方。”
聞聽此言，外地老者撲通一下跪倒在地，老淚縱橫：
“父親，我今年都91歲了，可找到您了。”
這個白須老者是誰，他的父親又是誰？
死者原鄉邢台距離西甯1400多公裡，死者是如何來到西甯的，他是怎麼死的，為什麼隻剩下了頭顱，他的頭顱如何被埋在地下？
死者名叫董振堂，是西北軍的一名将領。
讓我們回到烽火連天的年代，追尋死者的人生軌迹，去探尋答案。
1931年12月14日，在南京療養的西北軍26路軍司令孫連仲接到一個來自江西的電報：26路軍第七十四旅和第七十三旅“叛變”，17000人投敵，帶頭人是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
孫連仲看了電報，當即癱坐在椅子上。
與此同時，蔣介石也看到了這份電報也大罵“娘希匹”，把鼻子都氣歪了。
26路軍原來是屬于馮玉祥的西北軍，孫連仲也是西北軍将領。
1930年蔣馮閻中原大戰戰敗後，26路軍被蔣介石改編。
此後蔣介石不惜血本給26路軍更新裝備，鳥槍換炮。
之是以如此，蔣介石有自己的小算盤，那就是利用他們去江西“剿匪”，消滅紅軍。
前三次圍剿，國軍都遭遇慘敗，損兵折将。
蔣介石打算休整部隊，養精蓄銳，來年再紅軍發動第四次圍剿。
誰知道，在這個節骨眼上，26路軍起義，蔣介石和孫連仲能不氣急敗壞？
26路軍為什麼會發生如此大規模的起義，因為西北軍将領馮玉祥一直很同情共産黨，與共産黨人有很深的交情。在早年就支援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西北軍中有不少蘇聯顧問，中共黨員遍布。
馮玉祥雖然在1930年下野，但是有很多共産黨員就此潛伏下來，西北軍很多将領都是共産黨員。
26路軍參謀長趙博生是共産黨員，25師73旅任上尉參謀劉振亞、進階将領王超、袁血卒、李肅等都是共産黨員。
第73旅旅長董振堂、第74旅旅長季振同、第74旅一團團長黃中嶽等人，也先後被我黨争取。
偏巧這時候，26路軍老大孫連仲、27師師長高樹勳都離開部隊，去南京療養了。
再加上26路軍屬于西北軍，來到江西打仗水土不服，瘧疾流行，死亡時有發生，軍心浮動。
如此天賜良機，不起義還待何時？
1931年12月14日，趙博生、董振堂等發動了甯都起義，率部投奔紅軍。
毛澤東、朱德聞訊大喜，親自去迎接起義部隊。
為什麼說大喜，因為當時江西根據地紅軍的全部兵力不過3萬人，趙博生等人帶過來的部隊就有17000人。
不僅如此，他們還帶來了20000件武器。
甯都起義，大大壯大了紅軍力量，對根據地來說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毛澤東、朱德能不高興嗎？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2">甯都起義的主要發動者，他們後來的命運如何？</h1>
趙博生，河北省黃骅縣人，起義後任紅五軍團參謀長兼十四軍軍長。為保障紅軍主力于黃獅渡殲滅敵人，1933年1月趙博生奉命率四個團在長員廟吸引和牽制三倍于已的蔣軍，1月8日不幸頭部中彈，當即倒地，壯烈犧牲，時年36歲。
季振同，河北滄縣人，起義後部隊改編為紅一方面軍第五軍團，季振同擔任紅五軍團總指揮。
1932年8月，由于當時受"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季振同被錯定為"反革命分子"而被捕。
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前夕，季振同被錯殺于江西省瑞金縣葉坪村，年僅33歲。
黃中嶽，又名黃本初，河南省羅山縣人，起義後他被任命為紅五軍團第15軍軍長。
1932年3月初率部參加贛州戰役，指揮所部掩護攻城部隊作戰。同年8月被錯定為反革命分子，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前被錯殺于江西瑞金，年僅30歲。
我們要這裡要說的，是甯都起義的另一個上司人董振堂将軍。
1932年開始擔任紅軍第5軍團軍團長，被毛澤東稱之為——“堅決革命的同志”。
董振堂将軍，字紹仲，1895年12月21日出生于直隸冀州李家莊（今河北省新河縣）。
董振堂出生于國術世家，祖父曾經拜名師習武，參加過義和團。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董振堂祖父率領義和團戰士在廊坊痛擊侵略軍，血灑疆場。
父親也是一個拳師，曾經在保定打敗過俄國大力士。
虎父無犬子，董振堂弟兄兩個從小習武，武藝高強。
弟兄兩個都參加了馮玉祥的西北軍，老大董升堂是二十九軍109旅旅長趙登禹的大刀隊的兩個團長之一。
1933年長城抗戰時，他一把大刀殺得日軍膽戰心驚。
1950年董升堂在北京參加解放軍，後任中央軍委總參軍訓部進階研究室研究員，北京市東城區政協委員。
董振堂早年畢業于保定軍校，民國時期士兵大多是文盲，像他這樣的人才非常稀缺，是以參軍後馬上得到馮玉祥重用。
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的時候，董振堂已經是團長了，這時候他還不到30歲。
董振堂上過軍校，又有軍事才華，馮玉祥制定作戰計劃經常咨詢他。
1926年，31歲的董振堂擔任了國民軍第14師第12旅旅長。
中原大戰後，馮玉祥下野，殘部被蔣介石收編為國民革命軍第26路軍。
董振堂擔任改編後的26路軍第25師73旅旅長。
蔣介石曾經在孫連仲的帶領下，觀看過董振堂操練，隻見他的官兵号令嚴明、軍容整齊，士氣高昂，遂對他大加贊賞。
老蔣曾經對高樹勳說：“我想挖走你們孫長官麾下姓董的愛将，就怕他不答應。”
可惜的是，董振堂這個窮人出身的将領，最終選擇了為窮苦人打江山的共産黨，蔣介石知道後也隻能扼腕歎息了。
起義後，毛澤東對董振堂的帶兵有方和善于用兵有所耳聞，是以紅軍組建第五軍團後，就把指揮權交給了季振同和董振堂。
季振同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總指揮，董振堂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副總指揮兼13軍軍長。
當時紅軍隻有3萬人，起義部隊人數是紅軍的一半還多，換了一般人肯定不敢放手任用起義将領。
但是毛澤東還是對他們委以重任，足見他氣度不凡，有海納百川的寬廣胸懷。
同時也說明董振堂确實是個人才，毛澤東能慧眼識珠。
1932年軍團總指揮季振同被當成反革命分子錯殺後，董振堂随即升任第五軍團總指揮。
從1932年7月到1934年9月，董振堂的軍事才能得到充分發揮。
他的第五軍團參加了贛州戰役、漳州戰役以及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等幾乎所有戰役。
贛州戰役中，董振堂和自己的學弟，同是保定軍校畢業生，抗戰時有天下第一儒将之稱的羅卓英狹路相逢。
羅卓英是陳誠的愛将，他的11師是國民黨王牌軍18軍中的勁旅。
但是董振堂毫不怯場，他在戰鬥打響後，帶頭脫去上衣，帶着紅五軍團指戰員們手持大刀，殺入敵陣，向敵人猛砍猛殺，敵人被他們的氣勢吓倒，抱頭鼠竄。
最後紅五軍團圓滿完成任務，掩護攻城紅軍撤出戰鬥。
紅五軍團在這次戰鬥中擔任的任務是掩護，在此戰中他們表現兇狠，一戰成名，受到了毛澤東的好評。
從此之後，董振堂的部隊就跟掩護結下不解之緣。
第五次反圍剿紅軍失利後，開始長征，紅五軍一直殿後，擔任掩護任務，獲得了"鐵流後衛"的美譽。
在作戰中，擔任前鋒和後衛的部隊都是風險最大的。尤其是擔任掩護任務，是把生的機會讓給大部隊，等待他們的往往是一場又一場惡戰，沒有霸氣和拼命精神，真的難以勝任。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标志着萬裡長征的勝利結束。
紅軍到達陝北，董振堂的五軍團殿後的任務完成了，但是他們面臨的任務依舊艱巨。
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電令渡過黃河的紅軍組成"西路軍"。
西路軍的主要使命是占領甯夏、甘西，打通與蘇聯的聯絡。
蘇聯是中共的主要盟友，一直堅定不移地支援中國革命，如果根據地跟蘇聯相連，中共就會占據西部半壁江山，國民黨的統治岌岌可危，革命成功速度就會大大加快。
西路軍西去的主要敵人是西北三馬，馬家軍不是蔣氏嫡系，裝備也不能跟嫡系軍隊相比。
但為什麼我們要說他們的任務依舊艱巨？
首先西路軍兵力少，表面上看，西路軍有3個軍，但都不滿編。
董振堂的紅5軍（前紅五軍團改成），所轄2師4個團，總兵力才4000人。
孫玉清的第9軍，所轄2師6個團，總兵力6500餘人。
程世才的30軍，所轄2師6個團，總兵力7000餘人。
全軍總兵力隻有兩萬人，但并非都是戰鬥人員。
光是機關、醫院、傷病員及勤雜人員占40%左右人數，非戰鬥人員将近9000人，能打仗的隻有12000人左右。
其次，武器彈藥少。
12000名戰鬥人員，還不能人手一槍，隻有6700支槍。
而且他們攜帶的彈藥非常有限，平均每支槍配備的子彈隻有15發。
其中董振堂的第5軍，槍支彈藥最少，3000餘人，隻有1000餘支槍，平均每支槍隻有5發子彈。
這樣的裝備，别說是打仗，就是演習也無法完成任務。
他們面對的敵人馬家軍，以騎兵為主，機動性非常強，在西北高原上如魚得水，可以随心所欲、縱橫馳騁。
當地百姓也有一部分人支援馬家軍。
也就是說，馬家軍天時地利人和基本都占了。
跟兇殘到極點的馬家軍決戰，結果可想而知。
古浪一役中，第9軍雖然殲敵5000餘人，但自身傷亡2000餘人，參謀長陳伯稚、一個師長、一個師政委以及大部分排以上幹部犧牲，軍長孫玉清被撤職。
紅30軍全軍覆沒，李先念率少數人員突圍進至新疆，被新疆軍閥盛世才繳械。
董振堂率領的紅5軍，打得也非常艱苦。
1937年初的高台攻防戰是其中最驚心動魄、悲壯慘烈的一幕。
1937年1月1日，紅五軍大部指戰員在軍長董振堂的率領下攻占高台縣城。
他們立足未穩，就在1月12日遭到六倍于己的敵人的包圍，在與敵人進行了九天八夜的殊死戰鬥後，彈盡援絕，紅五軍2000多位紅軍指戰員壯烈犧牲。
一開始，董振堂率領的紅5軍為西路軍後衛。
12月，西路軍占領蘭州以西的永昌、山丹後，紅5軍變成了前鋒。
董振堂明白馬家軍是以騎兵為主，他未雨綢缪就地購買戰馬，臨時組建了一支騎兵團。
但是騎兵要經過長期訓練的，臨時抱佛腳組建的騎兵團，戰鬥力肯定不能跟馬步芳部的騎兵相比。
盡管如此，有了這支騎兵團，機動性大大提高。
是以部隊改為前鋒之後，董振堂就當仁不讓，帶領騎兵團走在隊伍的前頭。
馬步芳是甘肅臨夏人，回族，西北地區軍閥馬家軍的重要人物，早年曾經參加過西北軍。
中原大戰中，蔣介石為了夾擊馮玉祥，給予馬步芳大力支援，其軍隊迅速發展壯大，尾大不掉。
蔣介石深知此人野心極大，比馮玉祥更有威脅，在一定時候會危及中國統一。
是以蔣介石決心削弱馬步芳，消除心腹大患。
蔣介石一面在1932年委任馬步芳為青海南部邊區警備司令，一面派胡宗南的第一師進駐天水，打算收複青海。
馬步芳這個老狐狸意識到了危險，遂挑起"青藏戰争"，迫使蔣介石不得不委令馬步芳出兵打退藏軍，收複青海的計劃功虧一篑。
接着蔣介石在1933年任命孫殿英為青海柴達木屯墾督辦，孫率部經標頭西進的時候，遭到了馬步芳、馬鴻逵、馬鴻賓的阻攔，迫使蔣介石收回成命。
孫殿英後來跟馬步芳、馬鴻逵、馬鴻賓在甯夏血戰，不是他們的對手。
從此之後，馬步芳大肆擴軍，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将青海牢牢控制在手中，把這裡當成自己的獨立王國，不許别人染指。
在此情況下，通過他的地盤，肯定會有一場血戰。
但是革命就是如此，遇到硬骨頭也要啃，義無反顧。
董振堂的部隊裝備不好，但是戰鬥力爆棚，在12月30日順利攻克臨澤縣城，殲敵3000多人。
接着紅5軍一鼓作氣，再下一城，于次日即攻下高台。
董振堂趁熱打鐵，逮捕了地主惡霸王天佑、盧懷植和國民黨縣黨部書記汪兆德，召開群衆鬥争大會，公開槍決了這3人。
這些人都屬于惡霸，當地人民長期受到其壓迫，敢怒不敢言。
董振堂的舉動深得民心，群衆拍手稱快，奔走相告，當地青年紛紛要求參軍，董振堂組織他們成立了抗日義勇軍。
紅五軍士氣高漲，準備迎擊馬匪軍的進攻。
馬步芳看到有人動了自己奶酪，自然不甘心，發誓要跟紅軍決一死戰。
他調兵遣将，組織了5個騎兵旅、2個步兵旅、1個炮團及民團，多達2萬餘人，兵力是紅5軍的7倍。
1937年1月12日淩晨，氣勢洶洶的馬家軍向高台發動了瘋狂進攻。
面對敵人的包圍，董振堂起初打算突圍，并且制定了突圍計劃。
突圍之後，人地兩生，被敵人追擊，場面可能會非常被動，但至少不會全軍覆沒。
就在此時，西路軍政委黃超(原為張國焘的秘書)送來一封急信，要求紅五軍配合西路軍總部的行動，全力堅守高台，以策應兄弟部隊的戰鬥行動。
軍令如山，董振堂沒有遲疑，立即召開師長以上上司會議，果斷地做出堅守高台的決定。
接下來就是如何在重兵包圍之下，如何守城。
會議最後決定把城東門、西門、南門堵塞，修好防禦工事；北門關死後，在城牆下挖幾個洞，準備在緊急情況下突圍。
馬家軍此時已經得到了蔣介石的武裝，裝備非常精良，每個步兵旅都有10多門迫擊炮。
是以馬家軍首先用密集的炮火向城内傾瀉，城裡立刻成了一片火海。
工事都是臨時修築的，又沒有水泥鋼筋，許多工事不堪一擊，當即被摧毀，部隊傷亡很大。
但是事已至此，隻能死守以赢得轉機，
趁敵人進攻停止的時候，董振堂親自到前沿組織補修加強防禦工事。
就這樣，董軍長又帶領大家，邊修工事邊組織反沖鋒，堅持了3天。
我軍頑強阻擊下，敵人丢下了一大片屍體。
但是經過幾天的激烈戰鬥，我軍也付出很大傷亡，有的連隊隻剩下幾十個人，彈藥也消耗殆盡。
董振堂到前沿視察的時候，大家異口同聲地說“沒子彈了。”
他對大家說“沒有子彈我們也不能坐以待斃，城裡還有磚頭、石頭和木棒，總之不能讓敵人得逞。”
敵人見我軍槍聲稀疏，判定紅軍沒有了子彈，就放心大膽開始攻城。結果在登城的時候，遭遇磚塊、石頭雨，打得個鬼哭狼嚎，死傷遍地。
但他們醒悟過來之後，更加肆無忌憚，石頭和磚塊怎麼能抵擋住槍炮？
18日，眼看紅軍彈盡糧絕，原來被迫投降的民團這時看到了希望，他們再次倒戈，偷偷打開西關已經被堵住的城牆，馬家軍潮水般湧了進來。
紅軍戰士毫不畏懼，他們和馬家軍展開了激烈的巷戰。
但我軍戰士連續多日奮戰，已經筋疲力盡，再說他們的血肉之軀，難以抵擋馬家軍的子彈和屠刀。
到了20日，城内戰鬥基本停止，大部分紅軍壯烈犧牲。
這時候，董振堂還在帶領大家在頑強抵抗，他看了看身邊，隻剩30多名戰士。
眼前的慘狀讓他心如刀割，敗局已定、無力回天。
這時候匪徒的呼喊聲傳來：“紅軍快投降，投降者免死！”
董振堂輕蔑一笑，對大家說：“我們要為黨流盡最後一滴血，甯可站着死，不能跪着生!”
董振堂高喊着，帶領大家戰士向東門沖去，他登上城牆打算跳下去的時候，幾顆罪惡的子彈同時擊中了他。
董振堂栽倒在城牆下，閉上了眼睛，灰色軍服被鮮血染紅。
高台之戰，董振堂、楊克明和十三師師長葉崇傑、參謀長劉培基、二十師師長吳代朝以及前來援救五軍的騎兵師師長董俊彥、政委秦道賢等以下三千多名将士，除少數同志幸存外，都光榮戰死。
高台失守後，喪失人性的馬步芳獰笑着下令把董振堂、楊克明、葉崇傑、劉培基等幾位烈士的頭顱砍下，懸挂在高台城樓上示衆。
董振堂去世的時候，妻子賈明玉一無所知。
董振堂英勇犧牲之後，一直都沒有他們的音信。一直到抗戰勝利後，組織從董振堂的堂弟那得知了他們一家人的下落。
原來賈明玉帶着孩子們，先是一路在河北等地方流浪，之後在河南定居，堅強的賈明玉靠着手工活養活了孩子們。
兩個人一共有三個孩子，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大兒子的名字叫董光楹，他出生在1920年。
在父親參加紅軍的時候，董光楹已經11歲，他受到父親影響，他也加入了遊擊隊，在抗戰時期為國捐軀。
二兒子的名字叫董用威（原名叫做“光桢”），比哥哥小了4歲，也沒有和哥哥一樣，他選擇了從文。
董用威先後在多所大學中求學，從華北大學畢業，之後來到了人民大學中當了老師。
為了讓父親魂歸故裡，也為了給母親一個安慰，他一直在尋找父親的頭顱。
起初他聽說馬步芳将父親頭顱割下來之後，曾經帶着到南京領賞。
是以他就走遍了南京的大街小巷走訪，也面向全國懸賞尋找。
他還遍訪國民黨時期進階将領和舊政府官員，走遍了各地的檔案館，希望從中找到蛛絲馬迹。
直到2015年，他在朋友的幫助下，找到了當時擔任河西醫院院長的張琪，終于獲得了重要線索。
據張琪回憶，董振堂等烈士的首級在高台示衆三天後，并沒有送到南京，而是送到河西醫院，用酒精浸泡在玻璃容器裡。
三個月後，馬步芳派人來取走了董将軍的頭顱。
也許是因為沒有儲存好，導緻頭顱腐敗，也許是馬步芳覺得繼續儲存下去沒有了意義。
總之，馬步芳讓部下在一天晚上，将其埋在中山醫院西牆外的空地内。
負責埋頭顱的士兵，剛好是張琪的遠房親戚，是以張琪比誰都了解詳情。
得知消息，将軍91歲的次子董用威徹夜難眠，在2015年冬天跟自己的兒子董乃煌、妹妹董光苔驅車來到西甯，尋找父親的頭顱。
這時候他的母親，已經作古多年。
她老人家臨終時，還含淚對他說，一定要找到父親頭顱，把我們安葬在一起，不能讓父親在他鄉孤獨。
如今，這個願望終于得以實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