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西北大地朔风凛冽，千里冰封。
一辆河北邢台牌照的越野车从京藏高速西宁收费站驶出，直奔西宁市中山医院而去，汽车并没有开进医院，而是在医院西墙外一棵大杨树下停了下来。
车上走下四个外地男子，风尘仆仆。
大概过了十分钟之后，又一辆本地的汽车驶来，车上走下来两个人，大家一起走到大杨树北面几米远的地方。
其中一个本地人用拐杖指着一处长满枯败野草的土坡对白须的外地老者说：
“你爸爸的头颅，就埋在这个地方。”
闻听此言，外地老者扑通一下跪倒在地，老泪纵横：
“父亲，我今年都91岁了，可找到您了。”
这个白须老者是谁，他的父亲又是谁？
死者原乡邢台距离西宁1400多公里，死者是如何来到西宁的，他是怎么死的，为什么只剩下了头颅，他的头颅如何被埋在地下？
死者名叫董振堂，是西北军的一名将领。
让我们回到烽火连天的年代，追寻死者的人生轨迹，去探寻答案。
1931年12月14日，在南京疗养的西北军26路军司令孙连仲接到一个来自江西的电报：26路军第七十四旅和第七十三旅“叛变”，17000人投敌，带头人是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
孙连仲看了电报，当即瘫坐在椅子上。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看到了这份电报也大骂“娘希匹”，把鼻子都气歪了。
26路军原来是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孙连仲也是西北军将领。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战败后，26路军被蒋介石改编。
此后蒋介石不惜血本给26路军更新装备，鸟枪换炮。
之所以如此，蒋介石有自己的小算盘，那就是利用他们去江西“剿匪”，消灭红军。
前三次围剿，国军都遭遇惨败，损兵折将。
蒋介石打算休整部队，养精蓄锐，来年再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
谁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26路军起义，蒋介石和孙连仲能不气急败坏？
26路军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起义，因为西北军将领冯玉祥一直很同情共产党，与共产党人有很深的交情。在早年就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西北军中有不少苏联顾问，中共党员遍布。
冯玉祥虽然在1930年下野，但是有很多共产党员就此潜伏下来，西北军很多将领都是共产党员。
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是共产党员，25师73旅任上尉参谋刘振亚、高级将领王超、袁血卒、李肃等都是共产党员。
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第74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人，也先后被我党争取。
偏巧这时候，26路军老大孙连仲、27师师长高树勋都离开部队，去南京疗养了。
再加上26路军属于西北军，来到江西打仗水土不服，疟疾流行，死亡时有发生，军心浮动。
如此天赐良机，不起义还待何时？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等发动了宁都起义，率部投奔红军。
毛泽东、朱德闻讯大喜，亲自去迎接起义部队。
为什么说大喜，因为当时江西根据地红军的全部兵力不过3万人，赵博生等人带过来的部队就有17000人。
不仅如此，他们还带来了20000件武器。
宁都起义，大大壮大了红军力量，对根据地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毛泽东、朱德能不高兴吗？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2">宁都起义的主要发动者，他们后来的命运如何？</h1>
赵博生，河北省黄骅县人，起义后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为保障红军主力于黄狮渡歼灭敌人，1933年1月赵博生奉命率四个团在长员庙吸引和牵制三倍于已的蒋军，1月8日不幸头部中弹，当即倒地，壮烈牺牲，时年36岁。
季振同，河北沧县人，起义后部队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担任红五军团总指挥。
1932年8月，由于当时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季振同被错定为"反革命分子"而被捕。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季振同被错杀于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年仅33岁。
黄中岳，又名黄本初，河南省罗山县人，起义后他被任命为红五军团第15军军长。
1932年3月初率部参加赣州战役，指挥所部掩护攻城部队作战。同年8月被错定为反革命分子，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被错杀于江西瑞金，年仅30岁。
我们要这里要说的，是宁都起义的另一个领导人董振堂将军。
1932年开始担任红军第5军团军团长，被毛泽东称之为——“坚决革命的同志”。
董振堂将军，字绍仲，1895年12月21日出生于直隶冀州李家庄（今河北省新河县）。
董振堂出生于武术世家，祖父曾经拜名师习武，参加过义和团。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董振堂祖父率领义和团战士在廊坊痛击侵略军，血洒疆场。
父亲也是一个拳师，曾经在保定打败过俄国大力士。
虎父无犬子，董振堂弟兄两个从小习武，武艺高强。
弟兄两个都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老大董升堂是二十九军109旅旅长赵登禹的大刀队的两个团长之一。
1933年长城抗战时，他一把大刀杀得日军胆战心惊。
1950年董升堂在北京参加解放军，后任中央军委总参军训部高级研究室研究员，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
董振堂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民国时期士兵大多是文盲，像他这样的人才非常稀缺，所以参军后马上得到冯玉祥重用。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时候，董振堂已经是团长了，这时候他还不到30岁。
董振堂上过军校，又有军事才华，冯玉祥制定作战计划经常咨询他。
1926年，31岁的董振堂担任了国民军第14师第12旅旅长。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下野，残部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
董振堂担任改编后的26路军第25师73旅旅长。
蒋介石曾经在孙连仲的带领下，观看过董振堂操练，只见他的官兵号令严明、军容整齐，士气高昂，遂对他大加赞赏。
老蒋曾经对高树勋说：“我想挖走你们孙长官麾下姓董的爱将，就怕他不答应。”
可惜的是，董振堂这个穷人出身的将领，最终选择了为穷苦人打江山的共产党，蒋介石知道后也只能扼腕叹息了。
起义后，毛泽东对董振堂的带兵有方和善于用兵有所耳闻，所以红军组建第五军团后，就把指挥权交给了季振同和董振堂。
季振同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
当时红军只有3万人，起义部队人数是红军的一半还多，换了一般人肯定不敢放手任用起义将领。
但是毛泽东还是对他们委以重任，足见他气度不凡，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
同时也说明董振堂确实是个人才，毛泽东能慧眼识珠。
1932年军团总指挥季振同被当成反革命分子错杀后，董振堂随即升任第五军团总指挥。
从1932年7月到1934年9月，董振堂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他的第五军团参加了赣州战役、漳州战役以及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等几乎所有战役。
赣州战役中，董振堂和自己的学弟，同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抗战时有天下第一儒将之称的罗卓英狭路相逢。
罗卓英是陈诚的爱将，他的11师是国民党王牌军18军中的劲旅。
但是董振堂毫不怯场，他在战斗打响后，带头脱去上衣，带着红五军团指战员们手持大刀，杀入敌阵，向敌人猛砍猛杀，敌人被他们的气势吓倒，抱头鼠窜。
最后红五军团圆满完成任务，掩护攻城红军撤出战斗。
红五军团在这次战斗中担任的任务是掩护，在此战中他们表现凶狠，一战成名，受到了毛泽东的好评。
从此之后，董振堂的部队就跟掩护结下不解之缘。
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失利后，开始长征，红五军一直殿后，担任掩护任务，获得了"铁流后卫"的美誉。
在作战中，担任前锋和后卫的部队都是风险最大的。尤其是担任掩护任务，是把生的机会让给大部队，等待他们的往往是一场又一场恶战，没有霸气和拼命精神，真的难以胜任。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红军到达陕北，董振堂的五军团殿后的任务完成了，但是他们面临的任务依旧艰巨。
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电令渡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
西路军的主要使命是占领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络。
苏联是中共的主要盟友，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革命，如果根据地跟苏联相连，中共就会占据西部半壁江山，国民党的统治岌岌可危，革命成功速度就会大大加快。
西路军西去的主要敌人是西北三马，马家军不是蒋氏嫡系，装备也不能跟嫡系军队相比。
但为什么我们要说他们的任务依旧艰巨？
首先西路军兵力少，表面上看，西路军有3个军，但都不满编。
董振堂的红5军（前红五军团改成），所辖2师4个团，总兵力才4000人。
孙玉清的第9军，所辖2师6个团，总兵力6500余人。
程世才的30军，所辖2师6个团，总兵力7000余人。
全军总兵力只有两万人，但并非都是战斗人员。
光是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占40%左右人数，非战斗人员将近9000人，能打仗的只有12000人左右。
其次，武器弹药少。
12000名战斗人员，还不能人手一枪，只有6700支枪。
而且他们携带的弹药非常有限，平均每支枪配备的子弹只有15发。
其中董振堂的第5军，枪支弹药最少，3000余人，只有1000余支枪，平均每支枪只有5发子弹。
这样的装备，别说是打仗，就是演习也无法完成任务。
他们面对的敌人马家军，以骑兵为主，机动性非常强，在西北高原上如鱼得水，可以随心所欲、纵横驰骋。
当地百姓也有一部分人支持马家军。
也就是说，马家军天时地利人和基本都占了。
跟凶残到极点的马家军决战，结果可想而知。
古浪一役中，第9军虽然歼敌5000余人，但自身伤亡2000余人，参谋长陈伯稚、一个师长、一个师政委以及大部分排以上干部牺牲，军长孙玉清被撤职。
红30军全军覆没，李先念率少数人员突围进至新疆，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缴械。
董振堂率领的红5军，打得也非常艰苦。
1937年初的高台攻防战是其中最惊心动魄、悲壮惨烈的一幕。
1937年1月1日，红五军大部指战员在军长董振堂的率领下攻占高台县城。
他们立足未稳，就在1月12日遭到六倍于己的敌人的包围，在与敌人进行了九天八夜的殊死战斗后，弹尽援绝，红五军2000多位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
一开始，董振堂率领的红5军为西路军后卫。
12月，西路军占领兰州以西的永昌、山丹后，红5军变成了前锋。
董振堂明白马家军是以骑兵为主，他未雨绸缪就地购买战马，临时组建了一支骑兵团。
但是骑兵要经过长期训练的，临时抱佛脚组建的骑兵团，战斗力肯定不能跟马步芳部的骑兵相比。
尽管如此，有了这支骑兵团，机动性大大提高。
所以部队改为前锋之后，董振堂就当仁不让，带领骑兵团走在队伍的前头。
马步芳是甘肃临夏人，回族，西北地区军阀马家军的重要人物，早年曾经参加过西北军。
中原大战中，蒋介石为了夹击冯玉祥，给予马步芳大力支持，其军队迅速发展壮大，尾大不掉。
蒋介石深知此人野心极大，比冯玉祥更有威胁，在一定时候会危及中国统一。
因此蒋介石决心削弱马步芳，消除心腹大患。
蒋介石一面在1932年委任马步芳为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一面派胡宗南的第一师进驻天水，打算收复青海。
马步芳这个老狐狸意识到了危险，遂挑起"青藏战争"，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委令马步芳出兵打退藏军，收复青海的计划功亏一篑。
接着蒋介石在1933年任命孙殿英为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孙率部经包头西进的时候，遭到了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的阻拦，迫使蒋介石收回成命。
孙殿英后来跟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在宁夏血战，不是他们的对手。
从此之后，马步芳大肆扩军，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将青海牢牢控制在手中，把这里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不许别人染指。
在此情况下，通过他的地盘，肯定会有一场血战。
但是革命就是如此，遇到硬骨头也要啃，义无反顾。
董振堂的部队装备不好，但是战斗力爆棚，在12月30日顺利攻克临泽县城，歼敌3000多人。
接着红5军一鼓作气，再下一城，于次日即攻下高台。
董振堂趁热打铁，逮捕了地主恶霸王天佑、卢怀植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汪兆德，召开群众斗争大会，公开枪决了这3人。
这些人都属于恶霸，当地人民长期受到其压迫，敢怒不敢言。
董振堂的举动深得民心，群众拍手称快，奔走相告，当地青年纷纷要求参军，董振堂组织他们成立了抗日义勇军。
红五军士气高涨，准备迎击马匪军的进攻。
马步芳看到有人动了自己奶酪，自然不甘心，发誓要跟红军决一死战。
他调兵遣将，组织了5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1个炮团及民团，多达2万余人，兵力是红5军的7倍。
1937年1月12日凌晨，气势汹汹的马家军向高台发动了疯狂进攻。
面对敌人的包围，董振堂起初打算突围，并且制定了突围计划。
突围之后，人地两生，被敌人追击，场面可能会非常被动，但至少不会全军覆没。
就在此时，西路军政委黄超(原为张国焘的秘书)送来一封急信，要求红五军配合西路军总部的行动，全力坚守高台，以策应兄弟部队的战斗行动。
军令如山，董振堂没有迟疑，立即召开师长以上领导会议，果断地做出坚守高台的决定。
接下来就是如何在重兵包围之下，如何守城。
会议最后决定把城东门、西门、南门堵塞，修好防御工事；北门关死后，在城墙下挖几个洞，准备在紧急情况下突围。
马家军此时已经得到了蒋介石的武装，装备非常精良，每个步兵旅都有10多门迫击炮。
所以马家军首先用密集的炮火向城内倾泻，城里立刻成了一片火海。
工事都是临时修筑的，又没有水泥钢筋，许多工事不堪一击，当即被摧毁，部队伤亡很大。
但是事已至此，只能死守以赢得转机，
趁敌人进攻停止的时候，董振堂亲自到前沿组织补修加固防御工事。
就这样，董军长又带领大家，边修工事边组织反冲锋，坚持了3天。
我军顽强阻击下，敌人丢下了一大片尸体。
但是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我军也付出很大伤亡，有的连队只剩下几十个人，弹药也消耗殆尽。
董振堂到前沿视察的时候，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没子弹了。”
他对大家说“没有子弹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城里还有砖头、石头和木棒，总之不能让敌人得逞。”
敌人见我军枪声稀疏，判定红军没有了子弹，就放心大胆开始攻城。结果在登城的时候，遭遇砖块、石头雨，打得个鬼哭狼嚎，死伤遍地。
但他们醒悟过来之后，更加肆无忌惮，石头和砖块怎么能抵挡住枪炮？
18日，眼看红军弹尽粮绝，原来被迫投降的民团这时看到了希望，他们再次倒戈，偷偷打开西关已经被堵住的城墙，马家军潮水般涌了进来。
红军战士毫不畏惧，他们和马家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但我军战士连续多日奋战，已经筋疲力尽，再说他们的血肉之躯，难以抵挡马家军的子弹和屠刀。
到了20日，城内战斗基本停止，大部分红军壮烈牺牲。
这时候，董振堂还在带领大家在顽强抵抗，他看了看身边，只剩30多名战士。
眼前的惨状让他心如刀割，败局已定、无力回天。
这时候匪徒的呼喊声传来：“红军快投降，投降者免死！”
董振堂轻蔑一笑，对大家说：“我们要为党流尽最后一滴血，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生!”
董振堂高喊着，带领大家战士向东门冲去，他登上城墙打算跳下去的时候，几颗罪恶的子弹同时击中了他。
董振堂栽倒在城墙下，闭上了眼睛，灰色军服被鲜血染红。
高台之战，董振堂、杨克明和十三师师长叶崇杰、参谋长刘培基、二十师师长吴代朝以及前来援救五军的骑兵师师长董俊彦、政委秦道贤等以下三千多名将士，除少数同志幸存外，都光荣战死。
高台失守后，丧失人性的马步芳狞笑着下令把董振堂、杨克明、叶崇杰、刘培基等几位烈士的头颅砍下，悬挂在高台城楼上示众。
董振堂去世的时候，妻子贾明玉一无所知。
董振堂英勇牺牲之后，一直都没有他们的音信。一直到抗战胜利后，组织从董振堂的堂弟那得知了他们一家人的下落。
原来贾明玉带着孩子们，先是一路在河北等地方流浪，之后在河南定居，坚强的贾明玉靠着手工活养活了孩子们。
两个人一共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的名字叫董光楹，他出生在1920年。
在父亲参加红军的时候，董光楹已经11岁，他受到父亲影响，他也加入了游击队，在抗战时期为国捐躯。
二儿子的名字叫董用威（原名叫做“光桢”），比哥哥小了4岁，也没有和哥哥一样，他选择了从文。
董用威先后在多所大学中求学，从华北大学毕业，之后来到了人民大学中当了老师。
为了让父亲魂归故里，也为了给母亲一个安慰，他一直在寻找父亲的头颅。
起初他听说马步芳将父亲头颅割下来之后，曾经带着到南京领赏。
所以他就走遍了南京的大街小巷走访，也面向全国悬赏寻找。
他还遍访国民党时期高级将领和旧政府官员，走遍了各地的档案馆，希望从中找到蛛丝马迹。
直到2015年，他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当时担任河西医院院长的张琪，终于获得了重要线索。
据张琪回忆，董振堂等烈士的首级在高台示众三天后，并没有送到南京，而是送到河西医院，用酒精浸泡在玻璃容器里。
三个月后，马步芳派人来取走了董将军的头颅。
也许是因为没有保存好，导致头颅腐败，也许是马步芳觉得继续保存下去没有了意义。
总之，马步芳让部下在一天晚上，将其埋在中山医院西墙外的空地内。
负责埋头颅的士兵，刚好是张琪的远房亲戚，所以张琪比谁都了解详情。
得知消息，将军91岁的次子董用威彻夜难眠，在2015年冬天跟自己的儿子董乃煌、妹妹董光苔驱车来到西宁，寻找父亲的头颅。
这时候他的母亲，已经作古多年。
她老人家临终时，还含泪对他说，一定要找到父亲头颅，把我们安葬在一起，不能让父亲在他乡孤独。
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