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1年11月贛南會議後到1934年10月長征開啟，毛主席在三年間經受了無數的考驗，度過了一段極為艱難和孤寂的低谷。
這些傷害不僅僅是來自于敵人，還來自于内部鬥争，這種内部鬥争是極為殘酷的，不僅是職務被撤除、工作不能開展，甚至他差一些連長征都不能參加，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春風得意的“國際路線”</h1>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蓄意策動陰謀，将南滿鐵路的一端路軌炸毀，進而向東北進攻，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發生了。
此前自1927年國共關系破裂後，國内的主要形勢是國共雙方對峙，蔣介石多次發動大規模“圍剿”均以失敗告終，而中國共産黨先後組織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平江起義等武裝行動，又建立起井岡山、贛南閩西、湘鄂西等十多塊“工農武裝割據”的革命根據地。
短短幾年内中國共産黨取得的這些勝利和重大突破離不開黨和人民，當然也離不開一個重要而偉大的人——毛主席。
日軍侵占中國的速度遠比人們想象地快，長春淪陷、吉林淪陷、齊齊哈爾淪陷……當中日民族沖突已經嚴重到上升為國内主要沖突時，國内的形勢開始發生質的變化。
然而，盡管毛主席、朱德等堅決主張抗日，但當時手握中央上司權的是從蘇聯回來的王明，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無法正确的估量全國局勢出現的重大變化，及時調整政策。
王明仍認為國内最大的沖突是鬥争與反鬥争，日軍侵華主要是與蘇聯相關，将日本侵占東北視為“反蘇戰争的導火索”，在9月20日發表的宣言中脫離實際的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号。
王明是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中異軍突起的，他先是向瞿秋白發起攻擊，而後搬出作為共産國際代表的恩師米夫，後借批李三立路線提出比李三立路線更“左”的綱領。
王明随米夫去蘇聯後，博古（秦邦憲）代任臨時中央總負責人，1933年，剛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的李德來到中國後，随張聞天（洛甫）、陳雲轉移到蘇區，共産國際指派李德為軍事顧問。
與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後春風得意的“國際路線”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革命根據地的創立者毛主席。
1931年11月，江西瑞金，中共中央代表團召開了中國共産黨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即是“贛南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總結過去中央蘇區的工作。
毛主席以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身份出席，會上，毛主席遭受到嚴重的批判。
他們把一塊塊“狹小經驗和短小目光”、“農民落後的思想”、“ 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的石頭砸向毛主席。
最後提出：“要集中一切火力反對右傾”，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将毛主席排除于中央蘇區紅軍的上司地位以外，而錯誤的“左”傾思想大行其道。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風景這邊獨好</h1>
自贛南會議之後，毛主席的處境就變得極為艱難了，而這種艱難而孤寂，整整維持了漫長的三年。
内部鬥争的殘酷是極端的，職位被撤、開會批判、甚至一段時間内沒有任何工作，哪怕是沉默也會被诽謗為韬光養晦，但毛主席在遭受嚴重打擊的情況下，沒有停止前進的腳步。
他服從于黨的上司和指揮，沒有消極的意氣用事，并争取在有限的範圍内多做一些工作。
在贛南會議上遭受嚴厲批判之際，毛主席出任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即便中央蘇區的努力在贛南會議上被大批特批，他依然堅持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肯定了中央蘇區對于全國蘇維埃地區的帶領和鼓舞作用，肯定了中央蘇區的發展成果，并承認中央蘇區再過去存在錯誤和缺點，接下來必須糾正。
不久，甯都起義爆發，率部投奔紅軍的季振同曾說：“我參加紅軍，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劉伯堅。”
在季振同被“左”傾錯誤影響下判處槍決時，處于逆境的毛主席仍挺身挽救，“由死刑減為監禁十年”，可惜長征前夕33歲的季振仍然沒有逃過悲劇的結局。
甯都起義發生的第二天，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秘密從上海到達瑞金，周詢問了毛關于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問題。
毛并不同意打贛州而主張打漳州，然臨時博古和共産國際代表堅持攻打大城市的原議不變，中革軍委還是指令攻取贛州。
幾日後，毛主席主持會議談九一八事變後的國内形勢，認為國内将引發抗日高潮，形勢必然發生變化，然中央代表團給他的批評卻是：如果不堅定“武裝保衛蘇聯”，“就是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批評來勢兇猛，毛主席默不作聲，一言不發，局勢更為艱難了。
最終紅軍攻城失敗，就在攻打贛州的中途，還有人還談：“打開贛州再和毛主席算賬！”
1962年，朱德外出考察時故地重遊，寫下了《經閩西感懷》，并在注釋中說明：“這首詩第一句以下各句，都是毛主席當時的訓示精神”，“但這以正确主張，未被采納”：
不聽仙人指，尋求武夷巅。越過仙霞嶺，早登天台山。
贛閩成一片，直到杭州灣。出擊求鞏固，滅敵在此間。
這三年，毛主席一次次的成為了少數者，一次次的正确意見得不到采納，一次次的預示了失敗還要親眼見證失敗。不少人讀毛主席這期間所作的詩，認為他始終是以樂觀來面對、認為這一切于當時的他而言都是遮望眼的浮雲，這未免更像是由結果來推導過程，所謂開了“上帝視角”。
其實這期間他的詩與心是同步的，毛主席在會昌的兩個多月裡，中央蘇區南線取得了相對穩定的局勢，與北線的接連嚴重受挫行成鮮明對比。
會昌城外有座岚山，一日他帶幾個戰士上山遠眺，便寫下《清平樂·會昌》，留下了萬人傳誦的名句：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
1958年毛主席對這首詞“踏遍青山人未老”一句做了個批注，：“一九三四年，形勢危急，準備長征，心情又是郁悶的。
這一首《清平樂》，如前面那首《菩薩蠻》一樣，表露了同一心境。”許多人讀起來充滿樂觀精神的一首詩，怎麼會是郁悶之下寫的呢？
細讀此詩，“東方欲曉”其實便是黎明之前的黯淡，“風景這邊獨好”卻也隻有這邊較好，而另一邊的形勢依舊不容樂觀，毛主席心系整個中國戰場。
他知道自己還有能力為中國革命事業出力，卻隻能受排擠、遭批判，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國革命的道路并不會這麼容易。
但他還是相信，東方是會天亮的。寫完這首詩，毛主席匆匆離開會昌前往瑞金，他知道紅軍即将轉移突圍西征，卻不知道自己并不在轉移名單上。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萬水千山隻等閑</h1>
李德到中央蘇區後，成了共産國際來得“欽差大臣”，伍修權為他擔任翻譯，伍修權回憶說：“當初他們還打算連毛主席同志也不帶走，當時已将他排斥出中央上司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調查研究。後來，因為他是中華蘇維埃主席，在軍隊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許一起長征。”
曆史證明，如果當時毛主席被留下而沒有長征，中國革命的曆史或許将是另一番模樣了。
最初，博古和李德期盼着讓毛主席去蘇聯“養病”，博古派人到蘇聯向王明報告：“毛大事有錯，小是沒有錯的”、“毛、周想到蘇聯養病”。
不想共産國際沒有弄清他們的意思，認為此時正是反“圍剿”的關鍵時期，“蘇區離不開毛主席，是以不同意毛主席同志去蘇聯養病”。
偷雞不成蝕把米的博古、李德仍不死心，又心生一計，既然共産國際不讓毛主席走，那就以共産國際的名義指令毛主席留守中央蘇區根據地，不讓他參加長征，以此來把毛主席甩脫。
毛主席當時并不知道這個消息，他先是在于都部署轉移地方的工作，回瑞金後又去替王稼祥的轉移一事找博古談，當毛主席幫王稼祥争取到轉移資格時，尚不知道自己被排除在轉移名單上。陰謀是怎樣敗露的呢？
見其他中央上司的警備員都去領轉移物資，毛主席的警備員也去到轉移物資領取處，他才發現毛主席根本不在轉移名單上，趕快回來進行彙報。
事情一發，絕大多數人都對此進行了批評，一緻認為毛主席與其他中央上司一樣應該随軍轉移。
博古和李德意識到，中央蘇區是毛主席一手建立的，一旦不把他控制在掌心。很可能他還能在幹出大成績，這才同意毛主席轉移，并為自己的這些心思而沾沾自喜，覺得自己高瞻遠矚。
毛主席這才參加紅一方面軍的長征之路，在通過國民黨軍設定的第一道封鎖線後，毛主席感慨：“從現在起，我們就要走出中央蘇區啦！”
對于經受了無數考驗的中國革命和毛主席本人而言，舉世矚目、空前絕後的長征的開始，也意味着一道封鎖線被突破了，這才有了“萬水千山隻等閑”。
文/史海觀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