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是仁義還是愚蠢？宋襄公是一個仁義的人，同時他的仁義也成就了他愚蠢的名聲，一直到今天很多人還是這樣看。
公元前638年，宋、楚兩軍戰于泓水。當楚軍開始渡河時，宋襄公手下的大臣司馬子反建議他趁楚軍半渡一舉擊潰楚軍。宋襄公不許，說：“正人君子，不應趁人之危。”
楚軍渡河上岸，陣腳未穩之際，司馬子反又建議宋襄公出擊。宋襄公說：“不鼓不成列”，要等他們列好陣堂堂正正的和他們打上一仗，這才是君子所為。
結果，最後宋國戰敗，宋襄公也因為身中毒箭，幾個月之後喪命。
宋襄公
《淮南子》中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是以按照古禮，宋襄公是“仁義”的。
春秋時代，軍隊的兵主要是當時的貴族子弟，各國的軍隊也不是很多，打仗，更像是貴族之間的“遊戲”，不管是布陣，交戰都遵守一套固定的規則。
那個時候的戰争，看重的不是“戰術”，而是禮義。春秋時的戰争都是車戰，雙方約好時間、地點。到了之後，列陣，擂鼓，雙方驅車沖擊對方，然後分出勝負。
那個時候，不光是貴族子弟，就連國君也往往親自出戰。比如晉惠公就因為上陣而被虜，宗室也一樣，晉悼公的弟弟十五六歲就入伍出戰，因為年紀太小，以緻于擾亂行伍。
春秋的時候打仗，在現在人看來，難免有些兒戲，左傳裡記錄晉國和楚國打仗，敗了，晉軍逃跑，楚國的士兵就在後面追，追了一會兒，晉國的戰車陷進坑裡跑不動了，追趕的楚軍就停止追趕，和晉軍說你們把車前的大橫木拆了試試，拆了，車能動了，可車還在陷坑裡，楚軍接着給出主意，你們把大旗也拆了試試，結果車從坑裡出來了，晉軍接着跑，楚軍接着追。
晉國人一邊跑，一邊還回頭說：“我們還是不如你們大國打仗多，逃跑的經驗也多。”
宋襄公遵循的正是古代戰争的“禮”，是以司馬遷說“宋襄公在位的時候，修行仁義，想做諸侯的盟主.......襄公在泓水打了敗仗之後，有的君子認為值得稱贊。大家悲歎中原地區的國家缺少禮義，是以表彰他，因為宋襄公還是有禮讓精神的啊。”
宋襄公後來被視為“愚蠢”，主要有兩點理由。
一個理由是說他是假“仁義”，蘇轼就說他不修德性，一心就是想着疲弊其民怎麼幫他登上諸侯霸主的位子。說他所謂的“不鼓不成列”等等都是為了沽名釣譽，欺名盜世。結果沒玩好，現了眼。蘇澈也差不多是這個觀點。
另外一個理由就是，“兵者，詭道也”的觀念越來越占上風，打仗，以能赢能勝為原則，宋襄公講究點“戰術”的話，他是能赢的。能赢的仗被他口裡的“仁義”弄的輸掉了，人也死了。他不是蠢又是什麼呢？
《左傳》裡記載戰争，除了各種繁文缛節之外，殺戮并不很多。戰争不以殺傷多少為能事。從春秋後期吳楚和吳越開啟了滅國之戰開始，到了戰國，春秋還有的那點子“貴族精神”“戰争禮義”早就被抛到九霄雲外，戰争的目的在于攻滅對方，各國都極力獎勵斬殺，人頭可以換來爵位，俘虜被大批坑殺密集的出現在史籍裡。
我覺得後世的人覺得宋襄公愚蠢，是受了刺激，比如吳越之戰，吳王沒有殺了越王勾踐，結果勾踐卧薪嘗膽，反而滅了吳國，而他靠的是一切為了勝利。
後世的戰争，越來越多的是本族與外族的戰争，是侵略和反侵略的戰争，和春秋時候的戰争不是一個性質。比如宋和遼，如果還遵守春秋的古戰禮，那不是愚蠢是什麼呢？本來就是仇人之間的你死我活，當然是要以勝利為目的。這其實與仁義不仁義無關，是由戰争的性質決定的。
如果我們把宋襄公放到他所處的那個時代評價他，他并不算蠢，也不是隻有他一個才那麼做，齊魯長勺之戰，其實齊桓公的做法和宋襄公差不多，魯軍按兵不動，齊軍并沒有趁機沖殺，而是退了回去，結果一而再，三而竭。這時候魯軍才出擊，取得戰争勝利。
時代變了，戰争的性質變了，如果這個時候再像宋襄公那樣對待戰争，就真的是蠢了。
話又說回來，任何的時代，都還是有那個時代所要遵守的規則，比如現在，保護平民，不虐待戰俘，禁止使用化學武器等也是大家要遵守的國際法的規則，違反了，就是不“仁義”，就會被國際社會譴責。
這和戰争中講究戰略戰術并不沖突。到任何時候，“仁義”都不應該被視為愚蠢。人還是正直的好。
如果有些人要嘲笑那些遵守規則，公平競争的人是宋襄公式的“愚蠢”，而把那些不遵守規則，靠耍不正當手段獲得成功的人尊為榜樣和楷模，那我就真不知道說什麼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