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有不平，但有兩樣東西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一是時間。沒有人能青春永駐，紅顔終将變成白發。曆史上有多少帝王妄想長生不老，結果不是被自己的癡心逼死，就是被長生不老的金丹毒死。
二是死亡，沒有人能夠逃過死亡的天羅地網。人人都能洞徹必死的事實，但不是人人都能夠平靜面對死亡。
臨終前的态度展現了一個人的境界。
莊子臨死時要求弟子随便将自己扔到荒郊野外，因為在他看來，在荒郊野外被鳥獸吃掉，與披金鑲玉地埋在地下被蟲子吃掉，結局是一樣的，人生于自然而終于大化，世間生死榮辱沒有差別。
王陽明臨終前說“我心光明，夫複何言”，代表着一個哲人光風霁月的境界。
魏晉名士領袖嵇康，在刑場上悠然彈起一曲廣陵散，平靜而優雅地迎接屠刀，是道家“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的态度。
但同為牛人，李斯與陸機的臨終遺言，卻那麼絕望。
秦國封建制度的締造者李斯，在與兒子一起被腰斬的時候，不禁感歎：“吾欲與若複牽黃犬，但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 。他對兒子說，我和你牽着黃狗在東門外打獵的日子再也沒有了。
此時李斯的眼裡，榮華富貴如一縷煙雲傾刻而散，人生從此再無意義，而最有意義的事則是東門外牽着黃狗自由自在的生活。李斯想再回到從前，但他再也回不去了。
西晉大才子陸機被殺時同樣感歎，再也無法聽到家鄉的鶴鳴了。
李斯的“黃犬之歎”與陸機的“華亭鶴唳”，都展現了一個血淋淋的事實，仕途是一條流血之路，要麼你讓别人腦袋搬家，要麼别人讓你身首異處；
李斯的“黃犬之歎”與陸機的“華亭鶴唳”，還揭示了一個道理，就是哲學家老子說的“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李斯本平民布衣，在秦國滅六國的風雲際會中，成為秦國文化及典章制度的締造者，成為法家思想傑出的實踐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位極人臣，這或許已經超出了李斯的想象範圍。
李斯的崛起從“老鼠之歎”而起。他做倉庫管理者時發現，糧庫裡的老鼠又肥又胖，有人來了也不害怕；而廁所裡的老鼠則又臭又瘦，有人來時則倉皇而逃。同樣是老鼠，地位差距巨大。李斯認識到，人就像老鼠，活的好壞關鍵看處于什麼樣的環境之中。此後李斯奮起從荀子學習禮法之治，終成秦相，實作了人生理想。
李斯在功成之日也曾想過範蠡的泛舟五湖，想過文種的兔死狗烹，他也曾想過收手，但他做不到。
在一場美輪美奂的夜宴之後，李斯說，我本來是上蔡的一介平民，現在位極人臣，可謂富貴之極。物極則衰啊，但我真的停不下來了。
頭腦清醒的李斯當然知道“物壯則老盛極必衰”的道理，但他在滾滾紅塵濁浪的推動下，在無限的欲望糾纏下，已經無法回頭。最終恰如李斯所說，熏天的權勢富貴一刻轟然倒塌身死族滅。
李斯的悲劇就在于，該收手時未收手，一往無前最終無路可走。
唐朝的詩人們對李斯的悲劇頗有共鳴，連一心向往功名，夢想“大鵬一日同風起”、自信能讓海晏河清的李白，對此也深有感慨。李白在《行路難》中寫到：
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殒身。
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
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
華亭鶴唳讵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
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
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李白在經曆了無比輝煌的三年生活後，被唐玄宗“放金還山”趕出了長安。李白用陸機難以自保、李斯停不下來的故事安慰自己，也實屬無奈。李白認識到，那個秋風起時憶起江南鲈魚美味，毅然辭職回到家鄉的張翰，才是看得開、放得下的智者，是以人生的意義在于生時一杯酒，勝過千秋萬古名。
李白其實并非洞徹天機之人，在各種努力都失敗後隐居廬山，又抵抗不住功業理想的誘惑，加入永王幕府，寫下了一系列足可以證明是反詩的《永王東巡歌》，一時風光無二。但永王兵敗被殺，李白自然成了叛逆。幸虧有人奔走營救，李白才改為流放夜郎，否則大概李白也要如李斯一樣有黃犬之歎了。
道理誰都懂，但怎麼做是另外一回事，這就是人的悖論。
命運坎坷的詩豪劉禹錫，因為參與王叔文的改革且大嘴巴永不服輸的性格，在“巴山蜀水凄涼地”，被“二十三年棄置身”，官場的險惡讓他對李斯的命運感慨尤深，他在《題欹器圖》中寫道：
秦國功成思稅駕，晉臣名遂歎危機。
無因上蔡牽黃犬，願作丹徒一布衣。
劉禹錫在多年官場蟄伏中，終于明白，人生如同一個欹器，水注入一半時，欹器方正不倒，而一旦水滿則傾覆。
李斯的悲劇就是如此。
人生就是如此，月圓則缺，花盛則落。
圓滿的人生是急流時勇退，盛極時收手，不重蹈李斯“黃犬之歎”與陸機“華亭鶴唳”的覆轍。
還是曹雪芹說得透徹，“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
極熱之時，冷下來；
極盛之際，退下去。
放棄也是一種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