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日，崔健滿60歲了，也在這個月，他正式出版了六年以來第一張新專輯。曾經他說“淩晨3點前睡覺是浪費生命，中午12點前起床是透支生命”。現在，崔健承認，自己睡得更晚，算是把生命利用得更為充分，“每天深夜把自己清空一下，重新組裝一遍，感覺很好。”時間對他不是問題，他也不為産量煩惱，有很多東西比“産量”更重要。新專輯《飛狗》與上一張專輯《光凍》間隔6年，《光凍》則離上上張唱片《給你一點顔色》整整隔了十年。事實是，對中國搖滾樂而言，崔健好像一面旗幟，又好像他的網球帽上永遠都在的那顆紅星，被預設為中國搖滾史高高在上的第一個章節，供所有人仰望，之後評頭論足。所有人都會唱《一無所有》，但不一定在意崔健有幾年沒發新歌，也不一定關心他有多麼想表達自己對新時代的感想，為了追求完美的表達，又是多麼掙紮。無論他在哪裡唱，下面總有一大群喜歡戴紅領巾、甩紅旗的中年男人，還有至少三代剛喜歡上搖滾樂的年輕人，如今其中一些，是那些中年男人的孩子甚至孫子。無法把崔健的音樂與幾代人對搖滾樂和自由的純真向往差別開來，哪怕時代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把自由的面目吹得時而猙獰時而恐懼。
對這張新專輯，崔健有着極為形而上的糾結與煩擾。他在專輯的序言中寫道：“2021年到底是不是一個出唱片的好時機？”他不求答案，這問題成了“壓垮他的平衡的最後一根稻草”。他腦子裡最清晰的念頭是，他要追求完美，追求最大程度接近他的“超我”。做一張完整的唱片，這種似乎已經過時的媒介，崔健說，“太重要了，我喜歡把握每個細節的快感”。他說自己做的是張“扭曲現時”的唱片，做到最後，做完了八首歌，就“徹底之後美好的空虛了”（《藍色骨頭》的一句）。恐怕也滿足了他和自己較勁的精神需求。專輯發行日期一拖再拖，因為他總覺得沒做到完美。他把每張新專輯看成新的孩子，謝絕複制已有的成功，而要創造全新的生命。“有了老大，還要生老二，一定不能夠是複制老大，他要不一樣。我也不願意說老大的粉絲就老了，喜歡老大的人就過時了，恰恰相反，老大和老二都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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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專輯裡的歌兩三年前就完成了。不像過去，這張專輯裡所有的歌是在一兩個月裡一口氣寫完的，“有點像一個劇本，像一個大作品，而不是分散的小作品”。當時他就想出這張專輯。然而一旦進入制作，崔健一如既往“工匠式的需求”很容易讓時間快速流走。每完成一件大作品，對崔健而言總有很長的過程。比如電影《藍色骨頭》的拍攝，從《藍色骨頭》這首歌在2005年誕生，劇本有了雛形，到《藍色骨頭》電影上映，用了足足9年，其中大部分的時間，他在跟技術問題作鬥争。是持續寫新歌不斷拿出來，還是把一張專輯裡的歌做得100%沒有瑕疵，崔健選擇後者。
“持續地寫歌，我發現解決不了問題。不如把當下做得特别棒，特别經典。所謂經典，不是說要給别人看的經典，而是不給自己留下退路，不給瑕疵任何機會，一定要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完成一個作品。”
問題是自己的問題，較勁也是和自己較勁，初衷都是尋求自身的進步。“如果寫流水歌，一年出一張能完成理想的作品，我也會這麼做。”
他想請美國最好的王牌混音師，人家沒有時間，已經排到了一年以後。到最後實在等不了，隻能自己幹。“自己幹，沒有太多的竅門，你隻能通過犯錯誤才能發現。做混音時，翻來覆去，換各種各樣的環境去找問題。”國外的制作團隊很專業，隻要花錢，并且市場允許，就可以計劃出來，但在國内，專業的音樂工匠太少，報價又太高，花越多的錢可能做越錯的事。面對現在的音樂市場，有段時間他感到失望，有點煩躁。
新專輯裡有一首歌叫《時間的B面》，歌詞這麼寫——“向前搖是A/和時代一起變遷/向後擺是 B/咱倆一起淪陷。”
他在歌詞裡反複提到“底線”一詞。《時間的B面》裡“把自己挂在底線上”，《飛狗》裡“居高臨下看見/自由的底線”。聽崔健歌的人，這時候很難不想到1998年那首《時代的晚上》——“情況太複雜/現實太殘酷了/誰知道忍受的極限到了會是什麼樣的結果”。對崔健來說，大搖大擺離開社會不可能。他想和時代平行存在，也就難免飛在底線上方。
時代在變化，時間卻直線前進，崔健明白，從沒有回頭路可走。
2021年3月，崔健在一場綜藝節目上第一次唱新專輯同名新歌《飛狗》。綜藝節目如往常一樣，給出觀衆從選秀狂歡中早已習慣的reaction鏡頭，伴着一句“如此的飛、跌跌撞撞”，觀衆看到1986年尚未出生的新生代明星跟着節奏晃動身體、時而尖叫，時而對着空氣假裝打鼓。這畫面裡的異化，恐怕是時代的A面與B面之間不可避免的沖撞。有的老歌迷多少感到有點脾胃不适，仿佛被新時代掏空了最後剩下的那點理想主義，真的像第一句歌詞裡寫的，“坐在電腦前像一條狗”。而彈幕裡，有的年輕人則根據自己的經驗，判定這是“土味搖滾”，與年輕人無法産生真正的共鳴。
對這部分年輕人的诟病，崔健隻有一句話要說：“我隻能說對不起，我跟你的孫子、孫女能成朋友。你瞧，這就太牛逼了。”其實他喜歡年輕人，甚至認為跟年輕人交流得比跟同齡人好得多。拍攝過程中，他與一群年輕人一起擠在電梯，他覺得非常自在，很接地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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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狗》，如果讓人不由自主想到《紅旗下的蛋》裡那首以“我飛不起來了”結尾的《飛了》，那麼崔健想說，他也像年輕人一樣，飛進了資訊的黑洞，進到了離心的旋渦，但真正的方向，卻是一直想飛回地面。“往上飛總是為了回來，回到地面上。”
崔健不怕别人批評，已經習慣了。他甚至坦言：“我自從《解決》（1991年發行的第二張唱片）以後，就沒有市場評價高的專輯了。就連《紅旗下的蛋》，當年的評價也不高。”
“在有的人眼裡，藝術就是掙錢的機器，所有的價值都是市場給的，在我眼裡這些人很痛苦，他們有錢，沒有自由。錢是應該幫助人自由的一個工具，而并不是給你壓力的工具。他們沒有自由的表達，甚至在跟自己的敵人合作，跟自己最讨厭的人合作，來換取所謂攀比的優勢。真正的批評是對被批評者有好處的，而不是那種惡意的、帶有目的性的诋毀。
“現在是一個節點，”崔健說，“或者是大難臨頭，或者是大時代到來的前夜，大家都應該站出來，所謂站出來，意思是應該正常地表達，能夠兩腳落地自由地表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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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表達，在這個資訊黑洞時代，困難重重，最大的幹擾，崔健認為，是各種形式的欺詐，以至于人與人很難達到信任。2001年與周國平的對話中，他說過：“中國人之間的感情，信任是用仗義來代替的，這個人實在、實誠、哥們兒、仗義。這和信任是兩回事。”
崔健相信的東西有繪畫、電影、詩歌，當然還有音樂。對文字他自認為不能太好的把握，感到障礙與生疏，文字世界仿佛是一個圍城，一個龐然大物，與其争鬥，勝算無機。到最後，誠實變成了較勁。他總會提起支援他生活和音樂的萬物三元論法——人、自然與社會是三元論，社會、智慧、情感又是三元論。任何兩樣東西的結合都會削弱另一樣。如果說本我、自我與超我是最基本的三元論，那麼崔健總把音樂當作表達的生理饑渴與技術完美主義的結合，其中被削弱的，一定是“自我”——那個習慣與外界攀比的自己。這理論讓崔健非常心安。他找到了自己的底線——“獨立性是自我平衡的一個很重要的工具，一定要獨立考慮，不要聽任何人的。”
“隻有音樂響起的時候，”崔健說，“時間才能循環。在音樂裡邊的時間我覺得是真誠的，是誠實的人的朋友。”
崔健從未“一無所有”。恰恰相反，他長在軍隊大院裡，父母都是從事文藝行業的職業人士，從無教條主義。某種意義上說，他有着接近幸福的童年，“從沒有人強迫我做這個那個。”他自然而然跟随父母的步伐學習音樂，自由自在大概是童年給他的底線，他對此沒有懷疑的可能。而他也不是“假行僧”，沒有想要躲在什麼形象背後，不給人看這個那個。崔健在二十幾歲的創作爆發，恐怕是因為在中國搖滾樂初始的焦灼、感傷、不安之中，他的表達路徑最為直接。崔健實在太坦誠，在之後35年的音樂生涯裡，對自己偶爾出于市場需求，不得不虛僞一下，也會大大方方承認。從一開始，他就不是那個被神化的反叛偶像，反而更像傳統意義上接地氣的人民藝術家，有與聽衆建立精神聯系的過人天賦。崔健與“崔健”兩字的符号化意義并不等同，而“崔健”兩字的符号化意義混淆于時代浪潮的同時，崔健一點也沒有改變，為此他總要為自己辯解幾句，因為他沒有少檢討過這個問題。
他質疑自己能不能自圓其說，“是不是你心裡的那個你還活着。”
他知道自己的用意不會很快被領悟，“我表達的是我看到和想到的東西，不一定是我經曆的。希望以非常誠實的方式表達，但總有一些無論如何都不希望看到以誠實的方式成功的人，這些人你說服不了，也指望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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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樂器都會吹的劉元在中國爵士音樂圈是鼻祖一般的人物，他和崔健是十七八歲就認識的同僚加朋友，熟悉到實在無法對對方做出評價。劉元一直在崔健的樂隊擔任樂手，兩個60歲的人在一起，竟然經常還要吵架。怎麼處理一段音樂，或者讨論随便哪個社會議題，都能硬杠起來。“我們可能還是帶點年輕時代的情緒，”劉元說，“也就是說像小孩兒一樣。”劉元自認愛好閑散的生活，喜歡下下棋、喝喝茶，在他眼裡“一直都非常積極向上”的崔健總要對他進行人生教育，說：“你這麼下去不行，不能這麼放松，應該一直堅持工作，活到老學到老。”
“崔健比我理性，他也不願意那麼理性，但他可能比較求真。如果我要評價他，就是求真兩個字。”
曾經啟蒙是新鮮的，崔健說：“但新鮮勁過了之後，它的後勁足不足呢？那種延續性是不是在每個人身上都有？這需要質疑。因為我們曾經有太多的機會，大家可以通過搞藝術來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況，然後一發不可收拾，進入攀比的層面。創新的初衷被完全忘了。我覺得一個有啟蒙幻想的人，應該有全方位的覺醒，覺醒意識在每一個作品裡都應該有呈現。我的創作一直是這樣延續下來，市場可能一下子不怎麼成功，但市場是可以反複地被喚醒的。”
劉元眼裡，“老崔對音樂的認真，不是一般的認真，”這麼多年，在劉元眼裡，一切從來沒有變過。他們還是像在文藝機關院裡長大的兩個熱愛音樂的孩子，現在他們最喜歡的是像爵士樂手在台上freestyle的表達裡用生命積累的工匠精神。在每次即興演出當中，崔健說，“可以把自己融進去，在這個過程裡找到他的原創性。”
崔健喜歡演出，這幾年馬不停蹄地演出，從音樂節到大劇場到爵士俱樂部，他都有自己的表演方法。演出對他完全不是消耗，而是極大的放松，有時候他害怕回到北京，怕被瑣事煩擾，怕被創作中的死磕卷進失望情緒。他最享受的依然是在演出後跟一群人吃飯喝酒。他習慣空腹演出，“越餓越有勁兒，渾身有種輕裝上陣的感覺，對嗓子發揮也好”。完了，吃什麼都高興，什麼都可以聊，上到天文地理，下到社會文化，聊着聊着，又要跟劉元吵起來，兩個人提到吵架，情不自禁要哈哈大笑。
60歲的崔健，與1986年站在北京工體舞台上25歲的崔健，完完全全是同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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