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的傳統印象中，閉門誦經、枯守戒律當是出家人的本分。但那“和尚”在梵語之中本指“博學之師”，而那比丘僧原意也是“上乞佛法，下乞飲食”的“乞士”，并非一定要“德比孔丘”才能當得起這個稱号。佛門清規原本隻有“五戒十善”，但在向來講究形式的中國卻最終進化成了由“十重戒”和“四十八輕戒”以及多達數百條的“具足戒”組成了繁複體系。不過好在佛學浩蕩，一味強調清規戒律的中國佛教流派之中于盛唐之後出現了強調“萬物皆虛幻、佛心即淨土”的曹洞宗。
出現于唐末五代的曹洞宗曆經中興、衰落，佛學之造詣曾譽滿天下，更曾遠播海外。但是在經曆太平天國的毀佛運動的重創之後，顯赫一時的禅宗門派最終歸于凋零。如果不是那個在中國家喻戶曉的民國情僧蘇曼殊的話，或許今天的世人已經很難再去了解曹洞宗，更無法相信其曾有的輝煌。
曆史上最能彰顯“曹洞宗”佛學理念的是—日本室町時代的狂僧“一休宗純”（沒錯，就是卡通片中的那位《聰明的一休》），而他的人生與500多年之後出生于日本橫濱的蘇曼殊頗有相似之處。一休宗純出生于皇室貴胄，蘇曼殊的生父蘇傑生則是粵商望族。一休宗純的母親是後小松天皇的側室嫔妃，蘇曼殊的母親卻是蘇傑生的第四房妻妾河合仙氏的妹妹。一休宗純尚未出生，他的生母便被逐出皇宮。而蘇曼殊則尚在襁褓之中便離開了母親，由蘇傑生帶回了廣東交由他的阿姨撫養。由于忌憚其皇室的血統，一休宗純五歲便被政敵勒令出家，而蘇曼殊則由于家道中落，被自己的家人排擠，十二歲便看破紅塵，剃度出家。
《聰明的一休》
重合的人生軌迹造就了一休宗純和蘇曼殊相映成趣的叛逆性格。一休宗純酗酒吃肉，還自我标榜說：“我的咽喉好像大路，菜販魚擔都通得過。”而蘇曼殊不僅早年因為偷吃鴿肉一度被逐出廣州名刹長壽廟的廟門，更在成年之後與好友鄧孟碩的書信中大談所謂的“食肉性格學”。認為“牛肉、牛乳勸君不宜多食。不觀近日少年之人，多喜牛肉、牛乳，故其性情類牛，不可不慎也。不過雖然嘴上說“不宜多食”。但是蘇曼殊的貪吃暴食卻與他的才學同樣著名，他早年留學日本，與好友柳亞子通信，結尾必是“寫于紅燒牛殭屍電腦片黃魚之畔”。而對于名貴食材，蘇曼殊更是貪得無厭，在同盟會元老費公直家中寫條幅，蘇曼殊竟然提出要吃鮑魚以潤筆，而且吃了一盤還過瘾，最終竟然連吃三盤，其結果當然是消化不良了。
除了不忌葷腥之外，蘇曼殊和一休宗純還有一個共同的愛好便是“嗜甜”。在日本關于一休宗純和麥芽糖的故事可謂是脍炙人口。而蘇曼殊更是以“糖僧”自嘲。蘇曼殊雖然自己沒有将私藏的糖炒栗子等甜食比為“毒藥”，但其過世之後好友陳獨秀還是總結說：“其實是他的自殺政策。他眼見舉世污濁，厭惡的心腸很熱烈，但又找不到其他出路，于是便亂吃亂喝起來，以求速死。”
蘇曼殊
除了追求口腹之欲外，蘇曼殊和一休宗純還同樣不戒情色。一休宗純十五歲便寫下了“吟行客袖幾時情，開落百花天地清。枕上香風寐耶寤，一場春夢不分明。”的詩句明志，随後流連于花叢之中，晚上更與盲歌女森相戀，以“盲森夜夜伴吟身，被底鴛鴦私語新。新約慈尊三會曉，本居古佛萬般春。”标榜自己夫妻生活的和諧。而在這一方面蘇曼殊似乎也不遑多讓，他短暫的一生不僅有多段情史，更時常依紅偎翠、攜妓出遊。甚至登報聲稱專為年輕女性作畫，有求畫女子，不必送潤筆費用，也不須其它禮物，隻要玉照若幹。俨然是色中餓鬼的作派。
但是據蘇曼殊的朋友卻說“曼殊出入酒肆花樓，其意不在花，也不在酒，不過湊湊熱鬧而已。”柳亞子更為其背書說：“釋衲以來，絕口婚宦事，晚居上海。好逐狹邪遊。姹女盈前，弗一破其禅定也。”由此可見，蘇曼殊是一個崇尚“柏拉圖之愛”的真雅士，他的詩詞小說雖然多與愛情有關，但是便如他“自悲身世”的愛情小說《斷鴻零雁記》一樣，蘇曼殊的感情生活最終都不過是“袈裟點點疑櫻瓣，半是脂痕半淚痕”的悲劇。
1909年蘇曼殊在東京遇到藝妓百助楓子時克制住了自己情欲，題下了“鳥舍淩波肌似雪，親持紅葉索題詩。還卿一缽無情淚，恨不相逢未剃時。”的詩句以表明自己當時的無奈。而後世學者推定，蘇曼殊并非礙于佛門清規，而是當時正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洪潮之中，不想連累佳人。因為在1918年蘇曼殊在“護國運動”結束之後，重回日本又寫下了“九年面壁成空相，持錫歸來悔晤卿。 我本負人今已矣，任他人作樂中筝。”以抒發“伊人他嫁”的悲恸。
曆史上的一休宗純心懷天下，鄙視權貴，曾将無視國民疾苦的幕府将軍足利義政及其妻子日野富子比作中國唐代荒淫無恥的唐明皇和楊貴妃，寫下了“暗世明君豔色深，峥嵘宮殿費黃金。明皇昔日成何事，空入詩人風雅吟。”的諷刺詩。蘇曼殊的詩文雖然溫軟如玉，但同樣熱衷于褒貶政治。面對袁世凱稱帝的鬧劇，1913年7月21日，蘇曼殊以個人名義在《民立報》上發表了詞鋒淩厲的《釋曼殊代十方法侶宣言》，公開質問“新造共和，固不知今真安在耶？”，号召“普國以内，同起伐罪之師。”而自己則“雖托身世外，然宗國興亡，豈無責耶？今直告爾：甘為元兇。”由此而赢得了“革命和尚”的美名。
大凡有真才學之人，往往特立獨行、眼高于頂。一休宗純一生狂傲，臨終前還寫下了“須彌南畔，誰會我禅；虛堂來也，不值半錢。”的遺偈藐視群僧。而蘇曼殊對同時代的文士也有多批評。1906年冬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組織成立了中國最早的話劇社之一—春柳社。不過蘇曼殊卻對其頗有微詞，他在自己的評論文章《燕影劇談》中寫道：“前數年東京留學者創春柳社，以提倡新劇自命，曾演《黑奴籲天錄》、《茶花女遺事》、《新蝶夢》、《血蓑衣》、《生相憐》諸劇，都屬幼稚，無甚可觀，兼時作粗劣語句，蓋多浮躁少年羼入耳。”當時的蘇曼殊可能沒有想到，自己這些不客氣的文字直指的竟然就是日後和他同為《太平洋報》主筆的李叔同。
一休宗純
李叔同出生于天津的一個官宦富商之家，其父李筱樓以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進士的身份曾一度出任吏部主事，可謂是位高權重。但在晚清複雜的政治環境中，李筱樓最終選擇了棄仕從商。李家本是大戶，加上李筱樓在官場積累的人脈，其所開設“桐達”銀鋪生意興隆，很快便在天津富甲一方，被稱為“桐達李家”。
李筱樓樂善好施，在設立義塾、赈恤貧寒之外，還心向佛法。受到其父的影響，李叔同在啟蒙的年紀便開始接觸禅宗典籍。不過和由于家道中落而被迫皈依佛門的蘇曼殊相比，李叔同雖然很早便看透了“高頭白馬萬兩金，不是親來強求親。一朝馬死黃金盡，親者如同陌路人。”的紅塵勢利，但卻沒有将佛法當做避世的港灣，而是以積極的心态去面對自己同樣并不平順的人生。
李叔同與日本妻子
1898年10月李叔同由于支援“維新變法”而被迫離開天津、南下上海。而根據李叔同之子李端的說法，李叔同此舉固然有避禍的成分，卻也有離開家族的束縛，另辟天地的意味。李叔同家學淵博，而上海也有“桐達李家”的連鎖銀鋪，是以在1901年考入了蔡元培擔任總教習的南洋公學特班之前，李叔同在上海不僅是“二十文章驚海内”的青年才俊，更是“陽春常住山家，金樽酒進胡麻。”的風流公子。
和蘇曼殊相比，李叔同早年也寫下了為數不少的情詩。其中作為香豔的莫過于他寫給好友—清末婦科聖手蔡小香的《戲贈四絕》：“輕減腰圍比柳姿，劉桢平視故遲遲。佯羞半吐丁香舌，一段濃芳是口脂。”不過李叔同畢竟是曾經在私章上刻下“南海康君是吾師”的熱血青年，在進入南洋公學就讀之後，他便果斷與過去風花雪月的生活進行了切割，甚至還寫信規勸自己的好友—江陰名士張小樓，謂之曰：“終日花叢征逐，執迷不返，将來結局，正自可慮。”
也許正是有過這一段“花叢征逐”的歲月，1905年當東渡日本的李叔同以話劇為手段，宣傳民主之際，選擇的便是法國小仲馬的名劇《茶花女》為切入點，甚至自己出演身世不幸的瑪格麗特。不過在日本被稱為《椿姬》的《茶花女》盡管引起了轟動，但在放蕩不羁的蘇曼殊眼中卻無疑是當頭棒喝，随即寫下了諸多微酸的評價也就不難了解了。
1910年李叔同學成歸國，一年之後在上海城東女學出任音樂教員的李叔同受好友柳亞子之邀，加入了文學團體“南社”，并在《太平洋報》文藝編輯，兼管副刊及廣告。此時的《太平洋報》可謂是陣容鼎盛，除了李叔同和蘇曼殊兩位書畫雙絕的後起之秀外，還有提倡女權和女子教育的同盟會元老高天梅以及資深新聞人、“詩鐘社”創始人葉楚伧。
不過李叔同和蘇曼殊雖然同僚，但卻并親近。根據《太平洋報》同人的回憶：“《太平洋報》編輯多為南社同人，他們在編輯之餘，經常出入于歌廊酒肆之間， 或使酒罵座，或題詩品伎，不脫東林複社公子哥兒的習氣 。蘇曼殊雖早已出家，卻也混迹其中，唯李叔同孤高自恃，絕不參與。”而除了生活習慣上的不同之外，李叔同和蘇曼殊在書畫藝術乃至人生觀上也頗有沖突。
後人評述李叔同和蘇曼殊的書畫，認為蘇曼殊畫山水，其取才多古寺閑僧或荒江孤舟，頗具一種蕭瑟孤僻的意味，這與他當時那種“浪漫和尚”、“怪僧”的性情極不相符。而李叔同呢？他性格清淡、穩重，但所繪之作，用筆雄健遒勁，也與其性情不符。而兩人的詩作、小說風格也迥然不同，一生研究李叔同書作的陳祥耀教授形象的說：“老人（李叔同）的舊詩詞，雖也多近绮豔，但風格很異曼殊。說水，曼殊的使我想起春波的嫩綠，老人的使我想起秋潭的空碧；說花，曼殊的使我想起帶着清明煙雨樓角的梨樹，老人的使我想起夏日清池中的蓮蕊；曼殊的較有濃烈的感情，較有動人的豐韻，較為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論文學的，也較為偏取這一種。”
有趣的是在《太平洋報》短暫的發行期中，李叔同的工作極其認真，除了《太平洋報》上自己繪作，以漫畫式創作手法釋出廣告之外，甚至“報頭廣告木戳，皆李君（李叔同）手筆”。不斷累積的工作量甚至令李叔同不得不在報紙上刊登聲明，表示：“近日屬登新式廣告者較多，撰文镂闆，需時甚久，每緻延遲，良用歉然。”而與之相比，蘇曼殊卻隻把報紙的工作當成興趣而已。其在《太平洋報》任職期間的著名畫作《汾堤吊夢圖》便是被葉楚伧“誘逼”出來的。
為了請蘇曼殊出手題畫，葉楚伧特地“借用”了李叔同在《太平洋報》報社的宿舍。根據柳亞子的《蘇曼殊研究》一書的說法，葉楚伧“不知如何趁息霜（李叔同）不在報社時，把曼殊騙到此房間内，關了門畫成此畫。”為什麼要用李叔同的宿舍，柳亞子的解釋是“蓋楚伧索曼殊畫，曼殊恒以無靜室及畫具為辭，楚伧引彼至此房間内，一切都完備，且言，如嫌外人闖入，可以關門，于是曼殊無所藉口，不能不畫了。” 對此葉楚伧也承認說“餘于《太平洋報》樓上，供養糖果，扃置一室，乃為餘畫《汾堤吊夢圖》。”
大凡書畫大家，向來視自己的創作空間為禁脔、文房四寶為美眷。對于蘇曼殊“鸠占鵲巢”的作法，李叔同作何感想，世人不得而知。但是在蘇曼殊的《汾堤吊夢圖》刊登在《太平洋報》的同一天，李叔同也放出了自己一幅用隸書筆意寫成的英文《莎士比亞墓志》。不僅以書對畫頗有上海人口中所說“别苗頭”的意味，而深究下去更是怨氣十足，因為莎士比亞在其墓志中寫道：“看在上帝的面上，請不要亂動我的墳墓，妄動者将受到詛咒，保護者将受到祝福。”
除了《汾堤吊夢圖》的這一段公案外，蘇曼殊和李叔同之間還有一段“潤色門”的糾葛。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于1912年連載于《太平洋報》之上，随即引起了轟動，更被後世推崇為鴛鴦蝴蝶派小說“民國初年第一部成功之作”，作為報紙編輯，李叔同的工作可謂盡心竭力，除了自己編排連載之外，還請來好友陳師曾為之配圖。但李叔同自己也沒有想到，他的熱忱卻日後招來了坊間他為蘇曼殊小說“代筆潤色”的傳聞。
作為蘇李二人共同的好友柳亞子對此事的态度頗為決絕，他在為李叔同撰寫的《弘一大師文鈔序》中很不客氣的寫道：“有言曼殊此書（《斷鴻零雁記》），弘一（李叔同）為之潤飾之，此語謬甚。曼殊譯拜倫詩時，乞餘杭師弟商榷，尚近事實。若《斷鴻零雁記》，則何關弘一哉！”言外之意無非是說李叔同在英文造詣上可能比蘇曼殊略高那麼一點，但是要論文言小說，卻和蘇曼殊不在同一個等級上。對于柳亞子的說法，李叔同沒有給出任何的回應，畢竟李叔同一生在書畫方面均與蘇曼殊不相伯仲，但是卻的确沒有小說傳世。有趣的是近年有學者考證李叔同曾寫過一部名為《函髻記》的仿唐傳奇小說，撇去個中真僞暫且不論。柳亞子褒蘇貶李的說法的确有些不厚道。
1912年秋，《太平洋報》報社終因經營不善而停刊。李叔同與蘇曼殊短暫的同僚生涯由此也被畫上了一個句号。此後李叔同南下杭州，出任浙江兩級師範學校音樂、圖畫教員，最終桃李滿天下，為中國培養了豐子恺、劉質平等諸多畫壇、樂壇奇才。而蘇曼殊則輾轉于安慶、上海、日本，寫就了《绛紗記》等六部愛情小說，但最終卻因不良的飲食習慣病逝于上海。
根據蘇曼殊“佛衣藏我，以塔葬我”的遺言，1924年柳亞子等蘇曼殊生前的好友将其葬于西湖孤山北麓、西泠橋南堍。并在其與南朝名妓蘇小小墓、鑒湖女俠秋瑾墓相對的墳前矗起了一座石塔。而就在蘇曼殊辭世的17天之後，李叔同選擇在杭州虎跑寺剃度為僧，法号弘一。李叔同的出家與蘇曼殊的圓寂是否有着直接的關系，世人衆說不一。有人以李叔同對好友：“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的回答：“譬患虎疫死焉，将如何？”為據引證李叔同是因為蘇曼殊的死而遁入空門的，因為在民間“虎疫”就是腸胃病“痢疾”的代稱。
客觀的說李叔同成為弘一法師之後的佛門生活似乎更像是在用行動告訴蘇曼殊該怎麼當一個和尚。李叔同自剃度之後，便潛心鑽研佛學典籍，行善惜福，甚至每次在坐藤椅之前總是先搖一下，以免藏身其中的小蟲被壓死。不過有趣的是在圓寂前持戒禮佛24年的弘一法師生前便明确表示不希望自己和蘇曼殊一樣被追認為“阿羅漢”，這份淡薄的心情恰恰對應了太虛大師為之贈偈的“以教印心，以律嚴身，内外清淨，菩提之因。”而根據弘一法師生前的遺願，他圓寂之後的舍利子一半安葬在泉州清源山，另一半則送回杭州虎跑寺。而位于虎跑後山弘一大師舍利塔恰與蘇曼殊之墓隔着西湖遙遙相對。對于這兩位書畫奇才、佛門聖賢，柳亞子總結道：“逃釋歸儒之曼殊，與逃儒歸釋之弘一。”算是為這兩位常年以來的暗暗較勁給出了一個平局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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