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鐘源 薛瑞
【編者按】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是19世紀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是以“進化”為主題的哲學運動公認的知識領袖，被稱為“維多利亞時代的亞裡士多德”。他的思想和言行，曾受到北美、日本、歐洲的政要、庶民、知識領袖一緻的追捧。嚴複和章太炎都曾翻譯過斯賓塞的作品，嚴複一生學問本于斯賓塞，章太炎早期知識圖景也深受斯賓塞影響。
近日，《章太炎譯〈斯賓塞爾文集〉研究、重譯及校注》一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刊行，書中對章太炎的譯文進行了比較詳細的注釋，不僅注出古詞古義及所用典故，還從章太炎的全部著述中舉出與章氏用字、用詞的典型例子，以與譯文對照，進而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章氏譯文及其行文風格乃至隐藏在其背後的思想意識。澎湃新聞·私家曆史專訪了本書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彭春淩，談及斯賓塞對章太炎的學術影響、章太炎對斯賓塞的“再造”等問題。以下為訪談正文。
彭春淩
斯賓塞的學術影響
澎湃新聞：斯賓塞的學術影響有多大？
彭春淩：斯賓塞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以“進化”為主題的哲學運動公認的知識領袖，被稱為維多利亞時代的亞裡士多德。思想史家約翰·麥克裡蘭說，“維多利亞時代是斯賓塞的時代”。這個說法并不誇張。因為，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斯賓塞糅合生物學的“進化”（evolution）理論與哲學上的“進步”（progress）觀念，建構了對宇宙和社會進行貫穿性解釋的“進化”哲學。“進化”的哲學觀念滲透到十九世紀中期以降全球所有文明的理智結構之中。當然，斯賓塞思想的全球擴散，其原因，很大程度上還在于他所生活的維多利亞時代，正好處于英帝國的全盛時代。斯賓塞扮演了現代理性生活代言人的角色。随着英帝國文化權勢在全球的擴充，他的思想和言行，在北美、在日本、在歐洲，受到政要、庶民、知識領袖一緻的追捧。比如，日本近代哲學的創立人井上哲次郎在德國留學時，就一定要跑到英國去拜訪他早年的偶像斯賓塞。研究者認為斯賓塞是“全球第一位公共知識人”，是非常恰當的評價。
此外，斯賓塞哲學的軸心當然是“進化”。當他把進化的哲學理念貫穿到包括《第一原理》《心理學原理》《生物學原理》《社會學原理》《倫理學原理》十卷本“綜合哲學”時，這些新興學科産生的影響力也是不可估量的。斯賓塞和孔德一樣，是近代社會學的創始者。美國第一代社會學家的整個認知架構都受到斯賓塞社會學的規範和制約。雖然說，“生物學”（biology）這個詞不是斯賓塞發明的，但他的《生物學原理》卻屬于第一批、甚至可能是第一本關于生物學的系統著述。是“進化”，給予了這些學科一個新的開端。當然，作為19世紀偏向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斯賓塞思想還推動了全球的自由主義思潮和民權運動。
可以說，了解斯賓塞的思想和學術，是打開19世紀中葉以降全球思想史的一把鑰匙。然而，由于20世紀初開始，斯賓塞的影響力逐漸衰減，特别是1944年霍夫施塔德出版了著名《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批判美國的政治保守主義，以及對腐敗、貧困等社會問題毫無作為的自由放任主義，認為美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威廉·薩姆納社會哲學的主要前提就是從斯賓塞哲學衍化出來的。霍夫施塔德強烈暗示斯賓塞是美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源頭。斯賓塞逐漸被貼上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這一臭名昭著的标簽。我們今天很多人對斯賓塞的認識就來自于這個标簽。人們憎惡叢林法則，也懶得去管斯賓塞真正的思想和主張究竟是什麼。這導緻斯賓塞成為20世紀被談論得最多、但被讀得最少的思想家。
最近二三十年，歐美學界對斯賓塞的認知有所回潮，再評價之風甚嚣塵上，也出版了好些有分量的研究著作。但對中國學界來說，一百餘年來對斯賓塞的譯介和認知都是非常不足的。這也妨礙了我們對19世紀全球思想的準确了解。正因為對斯賓塞認知的不足，當我們來把握19世紀末與全球思想史深刻關聯的中國近代思想時，也往往有捉襟見肘之感。
赫伯特·斯賓塞
澎湃新聞：斯賓塞的學說為何能引起嚴複、章太炎等人的關注？
彭春淩：嚴複、章太炎那一代人關注斯賓塞，我想有兩個層面的原因。
一個是曆史的脈絡。每個人都脫離不了自己的時代，在有意無意間都會受到時代意識和思潮的熏染。就像流行歌曲一樣，耳濡之下，多少都能哼幾句，更何況，人們往往還會去追逐流行的趨勢。嚴複留學英國是1877-1879年，而當時正是斯賓塞學說在英美學界的全盛時代，1873年出版的《社會學研究》大獲成功，成為暢銷書。這本書既“在英語世界第一次為社會學提供真正的理論正當性”，又使斯賓塞赢得廣泛的社會聲譽。這本書後來也被嚴複翻譯成中文出版，即是《群學肄言》。至于章太炎關注、翻譯斯賓塞，則有一些偶然的成分。1897年，嚴複把他翻譯的《斯賓塞爾勸學篇》的第一篇《論群學不可緩》，也就是後來《群學肄言》第一篇《砭愚》陸續在《國聞彙編》上發表。主持《時務報》的汪康年看到之後非常重視，本來想請嚴複譯完登載，但兩人沒有談攏。嚴複鼓勵他到别發洋行購買斯賓塞其他作品來翻譯。曾國藩的孫子、曾紀澤的兒子曾廣铨，懂英文、在英國生活過，當時正在替《時務報》翻譯英文報紙。汪康年非常精明，安排了曾廣铨來搭檔不懂英文、漢文功底好的章太炎，兩人聯手翻譯篇幅較短的《斯賓塞爾文集》。這樣就成就了章太炎與斯賓塞的相遇。
另一個是思想本身的吸引力。一位偉大的思想家要在全球範圍内受到關注，特别是受到各地智識階級的關注，一定是因為他的思想本身很有吸引力，能夠解答人們心中的困惑、乃至重塑人們的知識架構和理性生活。斯賓塞正是這樣的思想家。他将進化的原理貫穿到從宇宙演化、生命起源、人的誕生、社會的形成、文明所有門類由來演變的脈絡之中，給予了人類感覺範圍内的所有對象一個整全的、确定性的解釋。這是非常打動各國智識階級的。嚴複就感歎，斯賓塞本于“天演”著“綜合哲學”，“舉天、地、人、形氣、心性、動植之事而一貫之，其說尤為精辟宏富”，“歐洲自有生民以來，無此作也”。這樣的評價已經達到了“前無古人”的程度。嚴複一生學問本于斯賓塞，也是公論。斯賓塞思想同樣深深吸引了章太炎，翻譯了《斯賓塞爾文集》後，他創作了《儒術真論》、《訄書》初刻本。從這些早年的代表作中，我們能看到章太炎早期整個知識圖景，包括宇宙和生物的進化，人類文明的進步，古代神權與王權、語言和文字、法律與諸制度、宗教、各種禮儀風俗的形成和演變，以及關于變法的理論和曆史實踐，都受到斯賓塞的啟迪。章太炎的文化觀是以斯賓塞學說為起點而形成的。
嚴複
澎湃新聞：斯賓塞在近代中國的漸進接受過程是怎樣的？
彭春淩：說到斯賓塞在近代中國的漸進接受過程，相比于其原著卷帙浩繁的龐大體量，漢語翻譯過來的斯賓塞作品可以說極為有限；可相對照的是，日本差不多在明治時代就實作了斯賓塞絕大部分作品的引介。然而，盡管如此，漢語學界百餘年翻譯斯賓塞著述，仍舊經曆了潮漲潮落的曆程。饒有趣味的是，其漲落的曲線，與域外評價、譯介斯賓塞之升降的曲線，雖然略有時間差，但也是大緻吻合的。
從十九世紀後半葉到二十世紀初，是斯賓塞在全球聲名鵲起的階段。中國這個時期譯介斯賓塞的管道和方式都比較多元，有三部著作奠定了斯賓塞百年漢譯史的基本格局。
顔永京1882年将《教育論：智育、德育和體育》中的首篇《什麼知識最有價值？》（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譯作《肄業要覽》，是斯賓塞漢譯史較為明确的起點。這部著作也開啟了斯賓塞《教育論》在中國持續而穩定的接受史，五四後有任鴻隽的譯本，到了1962年都還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譯本。
嚴複1903年出版的《群學肄言》，是嚴譯名著中為人所熟知的作品。這本書的出版和百年來的不斷重印，也使得斯賓塞作為社會學創始者的形象在中國深入人心。
曾廣铨、章太炎合譯的《斯賓塞爾文集》，相對而言最能呈現斯賓塞綜合哲學和政治社會思想的整體面貌。因為，它包含了兩篇長論文《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和《禮儀與風尚》（Manners and Fashion）。前者集中展現了斯賓塞進化論的宇宙哲學要點。如果隻能選一篇文章來代表斯賓塞的思想，非《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莫屬。後者則一方面運用進化哲學來解釋人類社會的曆史變遷，特别是描述了人類社會早期神權-王權一體的統治體系走向法律、宗教、禮儀幾種統治裝置相分離的曆史過程。另一方面，《禮儀與風尚》完整闡述了斯賓塞的“同等自由原理”，即強調每個人有自由去追求自己的目标，但他必須守護其他人那些同等要求的自由。這一原理貫穿了斯賓塞從《社會靜力學》到《倫理學原理》一生著述的始終，也是他作為自由主義思想家的主要邏輯所在。中國後續由馬林、李玉書合譯的《自由篇》，馬君武所譯的《女權篇》，乃至1996年商務印書館推出的《社會靜力學》相對完整的譯本，都是屬于這個政治、社會思想序列的作品。
整體來講，1903年之後，國内對斯賓塞的評價和譯介都在走下坡路。這當然受到歐美大環境的影響。簡單說來，斯賓塞所信奉的自由放任理念難以解決工業社會持續發展所累積的貧困問題，也難以打破日益堅固的階級壁壘。新一代的社會學家逐漸反思與自然秩序一體的社會觀念，更強調人為的力量可以改變社會。這使得斯賓塞學說在大衆心理層面和專業學術領域，都遭到某種遺棄。王國維深受日本新的德國哲學潮流影響，可能根本沒有讀過斯賓塞的作品，在1907年他都能很輕蔑的說斯賓塞是“第二流之作者”。斯賓塞在輿論場中的處境可想而知。
在斯氏作品的譯介上，1903年到1930年其實還續有發展，但由于既沒有大思想家，也沒有大翻譯家進入這個領域，相對來講，有些成績平平。《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出現了另一個中文譯本，即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在上海創辦的雜志《進步》連載了紫宸達旨、健鶴潤辭的《學術進化之大要（譯英國斯賓塞學術論）》。這個譯本同樣問題重重。譯者科學與哲學素養的匮乏，是這一時期斯賓塞著作整體翻譯品質不高的主要原因。1923年商務印書館《英文雜志》（The English Student）開始連載，後來又推出單行本的胡哲謀譯注《英漢對照斯賓塞爾文體論》，踏踏實實将原文譯文一一對照，注釋原作出現的人名、篇名、各種專用名詞、英語典故俗語，說明翻譯的用詞考量，提供了一條新途徑向中國知識界介紹斯賓塞。
1930年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派和歐美社會學派出現激烈紛争。新中國建立後，社會學的研究和教育機構被削弱，甚至一度被認為是資産階級的社會科學而遭取消。斯賓塞著述的譯介跌入真正的低谷。直到改革開放後才有一定的複蘇，但譯介的數量仍舊極為有限。20世紀後半期西方知識界逐漸開始以曆史化的态度來重新認知斯賓塞及19世紀的維多利亞文化。随着近代思想史研究向縱深發展，國内學界事實上也為重審中國近代思想與19世紀中葉以來全球思想史的關系做好了準備。
正如我在本書緒論中說的那樣：“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中國近代的曆史程序自有其演化的邏輯與主潮。斯賓塞著述的漢譯在事實上的遺憾和缺失，對于評判這一段中國思想史的價值，其實是無所增損的。這裡就有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差異。甚至，那些缺口、誤讀、扭曲，本身就是内在于思想史建構不可或缺的元素，曆古彌新地一直存在着。換到另一面說，斯賓塞的進化理論從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某些片段已經變為描述社會變化的一般性語言，通過各種傳播途徑，早就滲透到人們的思想意識中。即便在社會學内部，諸如人類社會進化、功能主義、社會有機體等理論仍舊被二十世紀的社會學家所普遍接受。是以，無論人們是否知悉這些話語與理論的發明者或重要闡述者“斯賓塞”的名字，是否了解他的綜合哲學，他的思想在事實上的影響力也是不容否認的。
章太炎翻譯的《斯賓塞爾文集》
澎湃新聞：章太炎不懂英文，他怎麼翻譯英文著作？您如何評價林纾、章太炎這種翻譯方式？
彭春淩：《斯賓塞爾文集》在《昌言報》上登載時，署名是“曾廣铨采譯、章炳麟筆述”。章太炎并不懂英文。這就是說，和林纾一樣，章太炎需要借助懂英文的合譯者來首先實作語際翻譯，然後再由自己完成語内的翻譯。
章太炎的合作者是曾廣铨。曾廣铨是曾國藩的孫子，他8歲時就跟随他的父親，清國第二任駐英法大使曾紀澤在倫敦學習英語。1893年，曾廣铨還被委任為駐英使館參贊。照常理來說，他的英文水準應該不差。他在翻譯《斯賓塞爾文集》之前，已經替《時務報》翻譯過“英文報譯”欄、時論、還譯過哈葛德的小說《長生術》（She）。從這些譯文來看，他的語言能力平平。目前由于曾廣铨方面的資料匮乏，難以知曉曾廣铨、章太炎究竟是通過怎樣的合作方式來進行翻譯。按照曾廣铨的履曆，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才結束在英國的任職回國，并且，《長生術》的譯稿就是他從英國寄到上海的。可以合理推測，他是譯有一份《斯賓塞爾文集》初稿的。初稿寄到上海，章太炎再加以自己的了解，重新寫出一份我們現在見到的譯文。
如将來能發現曾廣铨最初的譯稿，再對照太炎筆述過的譯文，無疑會增進我們對兩位譯者各自作用的認知。但目前，我們所能觀察的，隻有《昌言報》最終刊發的譯文。可以說，譯文從遣詞用語、到凝合成完整的思想表述顯然都籠罩着章太炎的色彩，并且與太炎同期作品的思想傾向及語言風格高度吻合。甚至，離開了章太炎自撰的著述《訄書》初刻本、《膏蘭室劄記》等，譯文的不少内容難以了解。這就是為什麼必須根據章太炎其他著述，對譯文進行詳細的注解。我在書中寫到，“譯文由太炎筆述完成。他好像臨摹圖畫時，畫出了虛線，卻用想象力來填充畫紙上的空白與縫隙。太炎翻譯斯賓塞的過程，某種程度上也是按自己意願‘再造’斯賓塞的過程；他不僅是譯者（傳播者），更是斯氏學說的對話者、消費者與生産者。”這句話大概可以概括章太炎翻譯《斯賓塞爾文集》時的狀态。
林纾、章太炎這樣的翻譯，是近代中國一個特殊時期的特殊現象。海通之後，大量傳教士的翻譯作品往往都有熟知中文的士大夫參與其間，幫助外國傳教士把譯文寫成或對譯文加以潤飾。随着中國開始培養掌握外語工具的專門人才，語際間的翻譯逐漸由中國的譯者來處理，但一般來講，這些譯員的古典文化修養不算太高，像嚴複那樣中西學皆佳的人才更是鳳毛麟角。而時代又迫切地渴求西學，到了戊戌時期，出現“上自大夫，下至凡民之俊秀者，人人莫不以講西學為要”的局面。
一方面是譯員的中國古典文化修養欠佳，另一方面是“中土士大夫欲通西學，而以習其言國文字為畏途”，因而出現了這種看似互補其短、實則纰漏百出的取巧做法。但換到另一個角度看，這樣的翻譯方式也誕生了如林纾、章太炎譯作般的文化奇觀。林譯小說自不必言，作為近代文學中的暢銷書，它早就是文學史關心的話題。如果站在觀察中國傳統文明朝向近代觀念世界轉型的角度，章太炎譯《斯賓塞爾文集》可以說是中國思想史上一部獨一無二的作品。其價值，必會随着時間的推移而愈發彰顯。
章太炎
澎湃新聞：在您的考證中，1898年章太炎翻譯《斯賓塞爾文集》所用的底本是1868年斯氏《論文集》第一卷，這意味着，在斯賓塞晚年思想發生改變并影響于他修訂的、過往作品的時期，章太炎接受的卻是斯賓塞早年的思想。您如何了解這種曆史錯位？斯賓塞的思想在哪些層面上影響了章太炎？
彭春淩：曾廣铨、章太炎的譯作《斯賓塞爾文集》對應的，其實是斯賓塞《論文集：科學的，政治的和推斷的》（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該《論文集》有1858年、1868年和1891年三個版本，加上《斯賓塞爾文集》所包含的兩篇長論文《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和《禮儀與風尚》各自在1857年與1854年《威斯敏斯特評論》（The Westminster Review）上的原刊本。可以說《斯賓塞爾文集》所涉及的論文一共有四個版本。
據我考證，章太炎翻譯《斯賓塞爾文集》所用的底本是1868年斯氏《論文集》第一卷，而從内容上講，在1868年斯氏《論文集》第一卷和1858年《論文集》第一卷上，這兩篇論文幾乎沒有太大差别。當然，1858年《論文集》的版本在兩篇論文原刊本基礎上是有所調整的。相對而言，我們現在更熟悉的斯賓塞《論文集》是他1891年修訂的版本。1891年版《論文集》也是此前大多數研究者研讨章太炎譯《斯賓塞爾文集》時會使用的原作對照本。
以《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為例，我們會發現1868年版和1891年版《論文集》主要差别展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1868年版《論文集》内容上源自1858年版。1857年斯賓塞寫作、發表《論進步》，1858年将之編入《論文集》時，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尚未問世。分析生物進化的原因時，斯賓塞《論進步》所持的是拉馬克主義“獲得性狀遺傳”（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的理念。1859年《物種起源》出版後，達爾文倡導的、生物進化原因在“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的觀點，影響力越來越大。斯賓塞1891年修訂《論文集》時，以注釋的方式對“自然選擇”理念作了回應。章太炎翻譯《斯賓塞爾文集》是在1898年。雖然說，此前此後，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諸家論說通過各個管道傳到了中國，然而，對近代中國的種群進化學說産生最大影響的是拉馬克主義，而非達爾文主義。這其中的邏輯和原由，我們可以從《斯賓塞爾文集》原作底本出發，找到部分的線索。
第二，從1858年到1891年的三十餘年間，自由競争的工業資本主義逐漸走向壟斷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發展所催化的貧富分化和階級鴻溝愈加激化英美社會的内部沖突。并且，英帝國在全球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的權勢也從鼎盛漸次面臨危機重重的困局。從《論進步》1858年版與1891年版的差異就可見出斯賓塞心态的變化。他早年堅信歐洲人是人類進化的進階階段，在體質、思維、情感能力、文明程度上均優越于其他下等人種。然而随着歐洲虛僞的尚武主義與殖民主義愈益凸顯，對于歐洲人道德上勝過土著人，斯賓塞越來越失去了信心，兩者道德上的平等性甚至使他樂觀的進步哲學有脫軌的危險。1858年、1868年版《論進步》展現了斯賓塞強烈的民族優越感，由于心境的變化，相關文字在1891年版中是被删掉的。同時，這三十餘年間，英、美、日本等各國知識界對斯賓塞的認知也在進行調整。斯賓塞19世紀70-80年代在英、美、日本廣受贊譽與推崇，然而，19世紀90年代之後，他的學說受到相當多的挑戰和抨擊。
換言之，章太炎所譯《斯賓塞爾文集》展現的斯賓塞思想，和章太炎1898年之後遭遇到的外部環境（主要是日本語境）中對斯賓塞的評價是有很大落差的。是以我說，在斯賓塞晚年思想發生改變并影響于他修訂過往作品的時期，在斯賓塞學說的價值備受争議的時期，章太炎最初接受的卻是斯賓塞早年思想的影響。這種曆史錯位造成的思想張力，特别值得留意。
至于說斯賓塞的思想在哪些層面上影響了章太炎，真的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幾乎需要一本專著來予以解答。簡單地講，此前姜義華、王天根等研究者通過比較曾廣铨、章太炎合譯的《斯賓塞爾文集》與章太炎早期代表作《儒術真論》（1899年）、《訄書》初刻本（1900年）得出的印象和結論是準确的。即，章太炎早期整個知識圖景和文化觀，都是以斯賓塞學說為起點而形成的。當然，從宇宙誕生、種群進化到社會文明的演變，在每一個具體層面上，斯賓塞究竟如何影響章太炎，這些學說和19世紀40年代海通以來中國引介的西學有什麼關系，還需要做進一步的詳細分析。這裡沒有辦法展開。
我還想補充的是，章太炎1899年、1902年、1906年幾次旅日，大量攝取的西學，相當部分屬于斯賓塞的後學或是反思斯賓塞的作品。這就意味着，要了解太炎從《訄書》初刻本到《訄書》重訂本，再到《民報》時期思想的整個演變脈絡，其實也必須從《斯賓塞爾文集》出發。換言之，以“進化”為主軸，以“俱分進化”為進境，才可能對章太炎的思想曆程進行整體的考量和重估。
澎湃新聞：嚴複對章太炎翻譯的《斯賓塞爾文集》有“讀譯書者，非讀西書，乃讀中土是以意自撰之書而已”等諸多惡評；而章太炎研究者對《斯賓塞爾文集》評價極高，認為章太炎通過翻譯而受啟發，在斯氏新學基礎上建構了他早期的知識圖景。您如何評價《斯賓塞爾文集》？與嚴複等人翻譯的斯賓塞相比，孰優孰劣？
彭春淩：這兩個問題我想放在一起回答。若以“信、達、雅”為翻譯成功與否的标準，毫無疑問，嚴複精通英文和英國文化，他翻譯的斯賓塞《群學肄言》，“信”與“達”的品質超過太炎譯《斯賓塞爾文集》。當然，這并不是說嚴複的譯文就完全遵循了原作的文意，而沒有挾帶私貨。不少的嚴複研究者都指出過，嚴複譯文同樣滲透了大量譯者自身的思想和意圖。如他往往用國家民族“群”的視野來替換斯賓塞原作中的個人主義傾向。但嚴複的“篡改”和章太炎的“篡改”不是一個層面上的問題。如果說嚴複是明知原意而有意“篡改”、或藉助中國文化中的相似元素為中國讀者了解斯賓塞提供橋梁與管道，那麼章太炎則是因不知原意，而天馬行空、肆意發揮的任性“篡改”。除了嚴複之外，近代的其他斯賓塞譯作，包括1911年《進步》雜志所載紫宸達旨、健鶴潤辭的《論進步》另外一個譯本，在品質上并不比太炎譯《斯賓塞爾文集》高明多少。
對于《斯賓塞爾文集》，這部從翻譯上看“失敗”的作品，我們必須重建立立了解它的坐标，也要思考打開它的方式。
定位和了解《斯賓塞爾文集》，恰當的坐标是整部中國思想史。我在書中指出：對于章太炎、嚴複這一代曾經完全浸淫在傳統漢字文化所指涉的意義世界的知識人來講，當他們突然要用經籍中的漢字元号來全面轉換英語所指涉的那個近代觀念世界時，語言就來到了兩個意義世界的“臨界處”。特别是，如《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這樣的作品，用進化的觀念統攝了從宇宙誕生，地球演化，生命出現，到人的起源，社會形成，文明所有的門類——制度、科學、藝術等等由來演變的脈絡。漢語筆述者章太炎幾乎必須調動傳統文獻中與此相關的重要記述，來整合出一套家族相似、但符号的所指卻不盡然相同的叙述。在斯賓塞作品的參照下，傳統文獻與語彙，無形中就從宇宙到社會森羅萬象的層次上，被一個類似“進化”的思想架構，進行了觀念世界的重新歸類。而這種新的“物之序”，事實上正是章太炎以及中國知識界正在更革過程中的、新思想時空的反映，也是中國傳統文明來到了某種臨界處，行将發生轉變的前沿。在這個意義上，曾廣铨、章太炎譯《斯賓塞爾文集》，可說是中國思想史上獨一無二的作品。
至于如何“打開”這部譯作。我認為，觀察章太炎的身份，重心應該從斯賓塞學說的翻譯者轉移到斯氏思想的對話者、消費者和生産者。如此一來，全球史視域，具體指從18世紀末期英國派遣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到20世紀初期革命黨人章太炎流亡日本，位于大西洋與太平洋沿岸的英、中、日三地及它們所輻射的三種語言圈交叉和互動的曆史，就成為解析章太炎譯《斯賓塞爾文集》必要的方法論視域。
全球史的審視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從中英日三種語言形成的知識連鎖，時間上從18世紀末馬夏爾尼訪華到19世紀末來解釋這個問題，能否詳細展開談談？這種全球史的審視能為研究者帶來哪些新思考？
彭春淩：作為跨語際實踐的結果，《斯賓塞爾文集》原文與譯文的差異，能展現在十九世紀中後期，同時被“進步”的現代經驗所裹挾的英、中兩國的代表性知識人，跨越四十年的觀念碰撞和心态牴牾。一個是如日中天、囊括世界上近四分之一人口和四分之一土地的日不落帝國；一個是被船堅炮利打開國門，屢遭割地賠款羞辱的老大帝國。這種落差，也導緻試圖以普周遊史的姿态，整體解釋宇宙、自然、萬物演變的進化學說，在進入中國之初，就天然伴随着某種負面的、帶有悲情色彩的倫理判斷。
而作為全球知識生産的一個環節，《斯賓塞爾文集》位于自18世紀末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以來英國認知中國，與鴉片戰後中國通過接觸英國來認知世界，這兩條接觸線的交彙點上。具體說來，《論進步》及《禮儀與風尚》所描述的中國，展現了馬戛爾尼、阿美士德兩次英使團通路中國後，英國社會對中國整體的負面印象，特别是專制統治、法律嚴酷、禮儀繁複壓抑等。而鴉片戰後，通過傳教士及新興出版機構、新學堂，開眼看世界的先覺者，駐外使節，留學生等途徑，西方從自然科學到社會人文的新知，已經被引介到中國。并且，中國知識界了解某些問題時擁有特殊的關懷和視角。它們建構了曾廣铨、章太炎二人此前對西學的認知和姿态，并作用到《斯賓塞爾文集》的譯文中。原作某些相關内容也是以而被增殖、扭曲、或焦點發生轉移。此外，戊戌時期《時務報》“東文報譯”的日譯新詞及其傳播的世界知識，也影響《斯賓塞爾文集》的漢譯。章太炎1902年東渡日本後，更經受了日譯斯賓塞著作或反思斯賓塞浪潮的洗禮。是以，我們必須在18世紀末到20世紀初大西洋與太平洋沿岸的英、中、日三地及它們所輻射的三種語言圈交叉和互動的曆史中，來審視《斯賓塞爾文集》以及它所産生的知識效應。
當然，《斯賓塞爾文集》展現的是斯賓塞的思想，斯賓塞乃是19世紀中葉以降全球以“進化”為中心的哲學運動和思想潮流的中心人物。而融合科學革命與生物進化學說的“進化”觀念奠定了今天我們對宇宙與人的知識的基礎，推動了人類精神世界朝向近代的轉軌。這一觀念在全球大流行的同時，也與全球各個民族國家的固有宗教、倫理、社會政治思想産生深刻碰撞與交融。如何從一本書、走進一個人、再走向近代思想的核心命題，并觀察它所勾連起來的中、英、日三個語言圈，英、美、日、中四國在近一個世紀的思想關聯和碰撞，是我下面一本專著的主題。
全球史是最近二三十年引人矚目的史學潮流。它強調在整體性的視野中，通過聯系、比較和影響的脈絡，來觀察全球性現象或全球化運動。糖、茶葉、棉花這些經濟作物和産品的流通早就是全球性的現象，經濟史的全球史研究也較早為學界熟悉。相較而言，哪怕到了19世紀，思想史的全球化程度仍舊是滞後的，各國思想史上的重要轉折還主要由各國自身的文化特性所決定。然而，到了19世紀中葉，随着印刷工業和大衆印刷媒體的興起，火車、海輪的逐漸普及縮短了全球各地的空間距離，知識精英由于各種原因開始頻繁跨國流動。
在思想上，人類也開始變成命運共同體。比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梁啟超、章太炎、魯迅等聚集日本東京，東京成為發動中國近代新思潮的核心地域。這在以往的時代是難以想象的。正因如此，從全球史角度來審視中國近代思想史，就成為必然的趨勢和要求。它還不同于以往的中日思想關系研究等雙邊思路，而是更強調在人類思想現代化的命題中整體考量諸多問題。這一新的史學潮流對于近代思想史各個領域的沖擊，它所拓展的新的研究空間，都必将是革命性的。它意味着需要重建思想史研究的文獻基礎，重審人員、思潮的脈絡，審慎爬梳跨越不同語言的思想流動和觀念變異，掌握和研判各國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政治經濟局面、人事關系網絡對于思潮觀念的影響……可以說，我們才剛剛踏上旅程，未來的工作充滿挑戰和希望。
《章太炎譯〈斯賓塞爾文集〉研究、重譯及校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
澎湃新聞：章太炎通過翻譯“再造”了斯賓塞，而您的研究要回到其所處曆史環境，剝離這種“再造”。這種研究不僅要了解斯賓塞的英文原著，還要熟悉章太炎及其所處時代背景。您是如何形成這種翻譯史的研究理路的？在研究過程中，最大的難點是什麼？
彭春淩：學術研究是沒有捷徑可走的。所謂的研究理路往往都屬于事後的總結。曆史不會重複，是以，從一個具體研究中得出的方法，雖然可供參考借鑒，但要亦步亦趨地按圖索骥，往往難以奏效。
我的研究，最初也是從正常性的必要工作起步。我在《後記》裡記錄過這個過程：在閱讀曾廣铨、章太合譯的《斯賓塞爾文集》時，為了解譯作要表達的内容，自然而然去核查原作。然而核查原作的結果，卻讓我更加茫然，不算各種重印本，《斯賓塞爾文集》所包含的兩篇長論文有内容修改的版本就有四種；并且，經過對照，發現此前學者所使用的原作，都并非曾廣铨、章太炎翻譯所據的原作底本。不解決底本問題，後續所有從翻譯出發所進行的研究，都難以“理直氣壯”地展開。但底本問題又豈是局限于版本就能透徹解析的：斯賓塞其人其學，其思想演變的曆程、作品每一次重要修改的動機，斯賓塞著作在全球的傳播，在中國的譯介，章太炎譯《斯賓塞爾文集》于斯氏著述的譯介史、于太炎本人思想、于中國近代思想各自的價值，《斯賓塞爾文集》原作譯作的意義間距何在，如何解讀……差不多需要了解整部曆史，才能說清楚一條縫隙的來龍去脈、縱深幾何；反過來講，通過一條縫隙，才易順勢而為，擁有一個鑿開整部曆史的角度。這一系列的思考和研究，圍繞《斯賓塞爾文集》所涉及的翻譯史、版本考證、全球史審視，以及通過重譯，校訂、注釋原作譯作來全面解碼其含義的部分，就構成了眼前的這本書。至于十九世紀中期以降，斯賓塞著作的全球傳播，所關涉的英、日、中幾個語言圈的思想演變及其和章太炎思想的關系，則會在接下來的另一本著作中予以呈現。
查明原作的底本是我這個研究最初的樸素動機，随着研究的深入，新問題開始一個一個湧現。我在章太炎以及近代中日思想關系領域已經摸索多年。此前研究的積累和新發現的資料與問題，不斷互相激蕩。随着一篇篇論文的書寫，一個個問題的解決，以章太炎為軸心，從斯賓塞出發，中、英、日三個語言圈關聯的全球思想史圖景就越來越清晰。
對于學者來說，雖然下一個學術的增長點在哪裡難以預估。但是永遠懷抱好奇心，去觸摸、釋讀原始文獻，時刻保持戒慎恐懼的緊張感，是從事這一份需要冒險的工作必備的條件。至于勤奮敬業，更不用講，做好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需要全力以赴的。何況學術研究，還往往要人如癡如狂。
說到研究工作最大的難點，事非經過不知難啊。不知道哪個難點更大，隻感覺一個困難接着一個困難，一個挑戰接着一個挑戰。學術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嘛。19世紀中葉以降中文、英文、日文三種原始文獻的解讀，難。涉及到衆多大思想家，了解他們的生平、著作和思想，以及關于他們的研究史，難。在紛繁的多國史料中摸索出曆史的線索，寫成邏輯緊緻、讀來有味的文章，一稿、二稿、三稿……在自我否定裡不斷重新出發，難。但說來說去，也不過是戴震講過的“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學問中人都有體會。面對困難，隻能是迎難而上。學者需要不斷直面自身的局限性，終生進行學習。不會就學，不懂就問。我的師友們從事各個領域的專門研究，都非常厲害，當我遇到自己實在解決不了的問題時，會請求他們的幫助。有的老師和朋友應該都被我問煩了，但還是耐心地幫我找答案。在此也向他們表達我的歉意和感謝。
澎湃新聞：您認為，翻譯史研究有着怎樣的前景和意義？
彭春淩：我從事的主要還是思想史的研究；書中涉及到翻譯史，也是為了解決思想史問題所做的必要的基礎工作。翻譯史，針對的應該是圍繞翻譯行為方方面面的研究，屬于史學門類中一個專門的行當。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我還專門請教了在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任教的葉嘉老師。據她介紹，翻譯史研究的問題意識相當廣泛，有單一譯者的曆史研究、單一文獻的譯介研究、期刊翻譯的研究、語料庫為基礎的筆譯和口譯研究等。我看了一些翻譯系碩士論文的題目，有的和思想史有交集，比如《社會改造的可能：鄭振铎早期文學翻譯研究（1917-1927）》、《自由主義與憂國情懷：〈天下〉月刊對中國文化的譯介（1935-1941）》；有的離思想史就比較遠，比如《科學論文摘要的機器翻譯：基于Applied optics的詞彙定制個案研究》、《電腦輔助翻譯的多元進路研究：以香港譯員訓練為例》等。這麼看來，思想史和翻譯史有交集，但也有旨趣的差别。
西學東漸，中外思想文化的碰撞，是中國近代思想發生和演變的大背景。從新語彙的創制到新觀念的産生，可以說，中國近代思想史背後有一整部翻譯史。對于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從業者來說，我想，不管做不做關于翻譯史的具體研究、或文章裡處不處理關于翻譯的問題，在做研究的時候胸中是不是裝着這部翻譯史，會影響到研究的眼界和格局。
責任編輯：韓少華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