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圖書出版外，張景軒在抗日戰争期間還積極參與出版相關社會活動，主要是為了推動建立新的出版業統一戰線。
1943年4月，國民政府指定商商、中國、世界、大東、啟蒙、正中、文通等七個圖書局成立"中國小教材七個聯合供應處"，作為全國中國小教材專營出版發行機構。為確定"七個聯盟"的正常運轉，政府規定，七個書局可以享受低成本配給紙、低息貸款等多項優惠政策。而其他中小型民營圖書行業，不僅印刷紙的價格比配給紙的價格高出兩三倍，而且印刷勞工的價格也遠高于"七合辦"，不享受銀行的低息貸款，再加上高額的印刷郵資和稅制， 導緻這些中小型民營出版機構的成本大大增加。同時，紙張價格的不斷上漲，使新出版業的書店、出版社面臨很大的困難。當時，重慶雖然有圖書行業協會、出版業商業協會等出版組織，但大多由大書局控制，以中小型民營圖書業為主體的新出版業是無濟于事的。為應對新出版業面臨的困難，1943年夏天，張景軒協助黃羅峰與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群益出版社等其他13家出版社的代表進行了聚餐、會談等"新出版業獎學金"活動。
1948年，沈景軒、黃羅峰、徐伯閏（從左到右）
在香港，他主持了三家書店的合并
張景軒一直希望團結以新書業為主的中小出版業。早在1928年，張景軒就發起了一項倡議，與沈松泉一起，組織了上海市新書業協會資訊交流、接觸感受和權利。雖然上海市新書業協會最終在未經官方準許的情況下解散，但張景軒團結中小型出版業的願望并未熄滅。是以，在1943年黃洛峰打算為新出版業結成統一戰線時，張景軒積極響應，充分發揮自己的網絡優勢，積極動員新書業的同僚慶祝。
"新出版業獎學金"每月召開兩次，曆經半年左右醞釀，1943年12月19日，生活書店、閱讀出版社、新智書店、峨眉出版社、上海雜志社、作家書屋、20世紀50年代出版社華中書社、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化供給學會、群義出版社、國訊書店、教育書店等13家出版機構聯合成立"新出版業聯合" "總公司"，公開推黃羅峰為董事長，張景軒為總經理，聯合辦公廳位址位于民生路華中書公司旁邊的樓上。新出版業聯合辦公廳由各出版社管理人代表，每半個月或每月召開一次代表大會，分别由黃羅峰、張景軒主持，讨論新出版業面臨的問題。
華中書業公司發行的《戲劇郵報》
新出版業聯合辦公廳成立後，首先要努力解決中小型書闆發行難的問題。在民國時期的出版業中，除了"商世界開放"等大型圖書局都有獨立的發行機構外，絕大多數中小型圖書局的發行管道不完善，成為制約中小型圖書局發展的瓶頸。為了解決新書行業發行管道的困難，1944年春天，"由于個人發行浪費人力物力的意識，大部分業内人士認為有必要設立聯合發行機構"，新出版業聯合辦公廳代表第九次會議決定開設聯合書店， 實行"出版分工、統一發行政策"，聯合書店集體廣告，聯合印刷書目，聯合銷售圖書，以集團加熱的形式解決發行管道不顯眼的問題。第一家聯營書店于1944年5月1日在重慶市林森路開業，其經理何立森（後來的鐘秋園）開業，股東21人。同年8月，張景軒、王國軒還組織成都合資書店，王偉擔任經理（後任孫明新），位址位于成都通塘街。合資書店開業後，"受到閱讀業的高度尊重，出版業更加重視"，展現了張景軒作為戰時國家統一區中小出版業領軍人物的成就。
随着聯合書店模式的成功，1944年9月9日，"新出版業聯合總署"改組為新出版業聯合書店有限公司，參會人數增至27人，張景軒被公開提拔為董事長，黃羅峰、姚鵬子等四人當選為常務理事， 選舉唐性田等三名監事，薛迪昌、盧孟生為律師，王國軒為總會計師，方學武為秘書。勝利期間，股東機關數量增長到33個，1946年春天，漢口聯合書店開業。聯合書店模式在中小型出版業的意義，正如一些學者所說，聯合書店形成了西南地區集刊的中心發行，周邊各中心，與衆多經銷所、車站、點的橫截面接觸，進而形成了龐大的後方發行網絡，可以得到證明。
張景軒（前排右四）在漢口聯營書店與同僚合影留念
除了聯合書店的設立等舉措，張景軒還多次在報紙上撰文，為中小型出版企業發聲。1944年3月27日，重慶《大公報》發表社論《物價與文化》，哀歎"行裡會有食物，書會餓死"。歎息的聲音無窮無盡，一年之内，紙張價格翻了兩番多，從1944年春節前後每筆訂單1200元，到1945年4月每筆訂單5200元，使新出版業舉步維艱。為此，1945年4月5日，張景軒、金昌友、黃羅峰、姚鵬子等人共同署名，在重慶《大公報》上發表《出版業的難處》，文中指出："目前從事出版業，能夠花得值錢。他們中的大多數要麼處于破産的邊緣，要麼将被關閉到看不見的地方。面對這些困難，張景軒等人提出了幾個解決方案："筆者的生活不給，應該要求政府以負擔得起的價格提供日用品，以減輕生活壓力"，"邀請政府模仿工農業貸款方案，經營出版業務， 組織文化貸款，通過每一項"書刊寄往何處，應給予優惠待遇"，"我一再呼籲我的财政當局，圖書業的所有營業稅仍應按照以前的方法按資本金額征收，以使蘇聯的生意困難"， 文重慶部分報社要享受廉價紙張的供應，出版業也應向嘉輝尋求幫助。"印刷業也應給予優惠待遇，避免文化食品生産無可及"。文章發表後，引起了許多出版商的共鳴。6月14日，新華日報刊登了由重慶數十家出版社起草的出版業緊急呼籲，推薦郭莫羅，以應對出版業面臨的困難。在輿論的壓力下，6月30日，國民黨中宣部邀請29家出版社等有關機構對出版業進行讨論。
1945 年 7 月的《再生》半月刊刊登了"緊急呼籲"
1945年7月11日，張景軒在新華日報第二版上發表了《出版社要去哪裡？》。探讨中小型新出版業在壓力下的發展路徑。"今天，出版業（尤其是新出版業）确實處于絕境，"張景軒在文章開頭說。抗日戰争以來的八年裡，除了武漢時代的昙花一現之外，它一直在走下坡路。"盡管發展糟糕，困難時期"，但一個真正緻力于出版的人不會乞求任何人的憐憫。一個真正緻力于出版事業的人不會在他的職業生涯中走到一半。這些表态，以及呼籲國家政府采取措施維護出版業和出版從業者的權益，都抹去了張景軒的個人地位，展現了中小出版業的上司姿态。這些公共社會活動與個性化的文藝出版一起，構成了抗日戰争期間張景軒出版活動的兩個領域。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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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價飙升，文化困難。新華社， 1945-4-30 （02）
張景軒，金長友，黃羅峰，姚鵬姿，田一文，唐性愛日。出版困難。大公報， 1945-4-5
出版業的緊急呼籲。新華社， 1945-6-14 （01）
張景軒.出版商将何去何從？新華社， 1945-7-11 （02）
最初發表于 Press 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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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郭豔紅
作者介紹
王鵬飛博士，教授。彼現任職于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英國牛津國際出版研究中心博士後，英國南京大學資訊管理學院博士後。主要從事現代文學期刊、出版文化及新媒體研究。主要作品有《海島文學期刊研究》《海排文學》（合著）等，并入選《出版科學》《百部海洋文學》小洪卷、石圖卷、蕭軍羅冰基卷等。彼亦為國家出版學位研究所學生教育督導委員會委員、中國新聞史學會編輯出版研究委員會秘書長及高校出版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
喬曉鵬，南京大學資訊管理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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