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图书出版外，张景轩在抗日战争期间还积极参与出版相关社会活动，主要是为了推动建立新的出版业统一战线。
1943年4月，国民政府指定商商、中国、世界、大东、启蒙、正中、文通等七个图书局成立"中小学教材七个联合供应处"，作为全国中小学教材专营出版发行机构。为确保"七个联盟"的正常运转，政府规定，七个书局可以享受低成本配给纸、低息贷款等多项优惠政策。而其他中小型民营图书行业，不仅印刷纸的价格比配给纸的价格高出两三倍，而且印刷工人的价格也远高于"七合办"，不享受银行的低息贷款，再加上高额的印刷邮资和税制， 导致这些中小型民营出版机构的成本大大增加。同时，纸张价格的不断上涨，使新出版业的书店、出版社面临很大的困难。当时，重庆虽然有图书行业协会、出版业商业协会等出版组织，但大多由大书局控制，以中小型民营图书业为主体的新出版业是无济于事的。为应对新出版业面临的困难，1943年夏天，张景轩协助黄罗峰与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群益出版社等其他13家出版社的代表进行了聚餐、会谈等"新出版业奖学金"活动。
1948年，沈景轩、黄罗峰、徐伯闰（从左到右）
在香港，他主持了三家书店的合并
张景轩一直希望团结以新书业为主的中小出版业。早在1928年，张景轩就发起了一项倡议，与沈松泉一起，组织了上海市新书业协会信息交流、接触感受和权利。虽然上海市新书业协会最终在未经官方批准的情况下解散，但张景轩团结中小型出版业的愿望并未熄灭。因此，在1943年黄洛峰打算为新出版业结成统一战线时，张景轩积极响应，充分发挥自己的网络优势，积极动员新书业的同事庆祝。
"新出版业奖学金"每月召开两次，历经半年左右酝酿，1943年12月19日，生活书店、阅读出版社、新智书店、峨眉出版社、上海杂志社、作家书屋、20世纪50年代出版社华中书社、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化供给学会、群义出版社、国讯书店、教育书店等13家出版机构联合成立"新出版业联合" "总公司"，公开推黄罗峰为董事长，张景轩为总经理，联合办公厅地址位于民生路华中书公司旁边的楼上。新出版业联合办公厅由各出版社管理人代表，每半个月或每月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分别由黄罗峰、张景轩主持，讨论新出版业面临的问题。
华中书业公司发行的《戏剧邮报》
新出版业联合办公厅成立后，首先要努力解决中小型书板发行难的问题。在民国时期的出版业中，除了"商世界开放"等大型图书局都有独立的发行机构外，绝大多数中小型图书局的发行渠道不完善，成为制约中小型图书局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新书行业发行渠道的困难，1944年春天，"由于个人发行浪费人力物力的意识，大部分业内人士认为有必要设立联合发行机构"，新出版业联合办公厅代表第九次会议决定开设联合书店， 实行"出版分工、统一发行政策"，联合书店集体广告，联合印刷书目，联合销售图书，以集团加热的形式解决发行渠道不显眼的问题。第一家联营书店于1944年5月1日在重庆市林森路开业，其经理何立森（后来的钟秋园）开业，股东21人。同年8月，张景轩、王国轩还组织成都合资书店，王伟担任经理（后任孙明新），地址位于成都通塘街。合资书店开业后，"受到阅读业的高度尊重，出版业更加重视"，展现了张景轩作为战时国家统一区中小出版业领军人物的成就。
随着联合书店模式的成功，1944年9月9日，"新出版业联合总署"改组为新出版业联合书店有限公司，参会人数增至27人，张景轩被公开提拔为董事长，黄罗峰、姚鹏子等四人当选为常务理事， 选举唐性田等三名监事，薛迪昌、卢孟生为律师，王国轩为总会计师，方学武为秘书。胜利期间，股东单位数量增长到33个，1946年春天，汉口联合书店开业。联合书店模式在中小型出版业的意义，正如一些学者所说，联合书店形成了西南地区集刊的中心发行，周边各中心，与众多经销所、车站、点的横截面接触，从而形成了庞大的后方发行网络，可以得到证实。
张景轩（前排右四）在汉口联营书店与同事合影留念
除了联合书店的设立等举措，张景轩还多次在报纸上撰文，为中小型出版企业发声。1944年3月27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物价与文化》，哀叹"行里会有食物，书会饿死"。叹息的声音无穷无尽，一年之内，纸张价格翻了两番多，从1944年春节前后每笔订单1200元，到1945年4月每笔订单5200元，使新出版业举步维艰。为此，1945年4月5日，张景轩、金昌友、黄罗峰、姚鹏子等人共同署名，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出版业的难处》，文中指出："目前从事出版业，能够花得值钱。他们中的大多数要么处于破产的边缘，要么将被关闭到看不见的地方。面对这些困难，张景轩等人提出了几个解决方案："笔者的生活不给，应该要求政府以负担得起的价格提供日用品，以减轻生活压力"，"邀请政府模仿工农业贷款方案，经营出版业务， 组织文化贷款，通过每一项"书刊寄往何处，应给予优惠待遇"，"我一再呼吁我的财政当局，图书业的所有营业税仍应按照以前的方法按资本金额征收，以使苏联的生意困难"， 文重庆部分报社要享受廉价纸张的供应，出版业也应向嘉辉寻求帮助。"印刷业也应给予优惠待遇，避免文化食品生产无可及"。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许多出版商的共鸣。6月14日，新华日报刊登了由重庆数十家出版社起草的出版业紧急呼吁，推荐郭莫罗，以应对出版业面临的困难。在舆论的压力下，6月30日，国民党中宣部邀请29家出版社等有关机构对出版业进行讨论。
1945 年 7 月的《再生》半月刊刊登了"紧急呼吁"
1945年7月11日，张景轩在新华日报第二版上发表了《出版社要去哪里？》。探讨中小型新出版业在压力下的发展路径。"今天，出版业（尤其是新出版业）确实处于绝境，"张景轩在文章开头说。抗日战争以来的八年里，除了武汉时代的昙花一现之外，它一直在走下坡路。"尽管发展糟糕，困难时期"，但一个真正致力于出版的人不会乞求任何人的怜悯。一个真正致力于出版事业的人不会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走到一半。这些表态，以及呼吁国家政府采取措施维护出版业和出版从业者的权益，都抹去了张景轩的个人地位，展现了中小出版业的领导姿态。这些公共社会活动与个性化的文艺出版一起，构成了抗日战争期间张景轩出版活动的两个领域。
引用：
沈松泉.张景轩先生、宋英源、袁锡生、刘晓民，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人研究资料集4.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09：479
重庆出版业报编委.重庆出版纪录片系列1 出版业名人、学者、前辈回忆录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8.12：234
见张景轩《新出版业联营书店第五次股东大会报告》，引自《生活书店历史草案》编委会。生活书店历史手稿。北京：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2013.1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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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政协文化史研究委员会主编。成都文史资料汇编 抗日战争卷（上图）救援图。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7.05：399
见张景轩《新出版业联营书店第五次股东大会报告》，引自《生活史书店》编委会。生活书店历史手稿。北京：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2013.12：283
模型使用。《白区之战：雷丁出版社》（1934-1948）。北京：生活，阅读，新知三联书店，2001：357
陈艳艳.关于新出版业协会（M）中国江苏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南京市文化历史信息研究委员会。摘自江苏文化历史资料丛书17.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6：35
价格和文化。 。 。大公报， 1944-3-27
纸价飙升，文化困难。新华社， 1945-4-30 （02）
张景轩，金长友，黄罗峰，姚鹏姿，田一文，唐性爱日。出版困难。大公报， 1945-4-5
出版业的紧急呼吁。新华社， 1945-6-14 （01）
张景轩.出版商将何去何从？新华社， 1945-7-11 （02）
最初发表于 Press 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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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艳红
作者介绍
王鹏飞博士，教授。彼现任职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英国牛津国际出版研究中心博士后，英国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现代文学期刊、出版文化及新媒体研究。主要作品有《海岛文学期刊研究》《海排文学》（合著）等，并入选《出版科学》《百部海洋文学》小洪卷、石图卷、萧军罗冰基卷等。彼亦为国家出版学位研究生教育督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秘书长及高校出版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乔晓鹏，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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