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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奇人张静江的革命情怀:不但自己,还说服兄长和舅舅支持革命

作者:文山史海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孙中山和张静江会面于欧洲后返回东京建立同盟会。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议定提出同盟会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此十六字为该会纲领。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总部设于东京,国内和海外设立分会和支部。同盟会虽有纲领、有机构、有支部,但热情呼唤“开创中华共和国”,这个建国的名称,应该归功于革命青年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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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口号

同盟会成立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当时的留日学生集会纪念明朝灭亡242周年,翌年,因俄国不肯从东北撤兵,上海、北京的学生集会抗议。东京留日学生尤为激昂,组织拒俄义勇队,回国请愿。当时,革命青年邹容以通俗而犀利的文笔写下《革命军》一书,他第一次提出了开创“中华共和国”的革命口号。章炳麟(号太炎)在《苏报》上发表文章尤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而颇受孙中山赞赏。张静江因长期侨居法国,受民主启蒙思想较早,是极力赞成“创建中华共和”这个口号的活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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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

当时国内外革命热情的不断高涨,孙中山创建同盟会十六字纲领给人们以鼓舞和召唤。张静江记得孙中山的第一次讲演,讲题便是:《中国应建设共和国》。在孙中山的召唤下,张静江从法国匆匆赶往新加坡,那时已是1907年春。为了极早赶回国内,加入推翻清政府的行动,张静江于1907年7月17日抵香港,以便尽早赴上海。那时的张静江已在国外及时获悉了浙江绍兴革命党人徐锡麟枪杀了安徽巡抚恩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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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江

张静江在致吴稚晖的信中称徐之行动为“中国第一次有思想之暗杀”。当时这行动,均有国外各革命组织在国外报道。而由张静江创办的法国报纸上,首先载入此条消息。这些对革命有利的宣传印刷物,随着清政府对海关的严查,进入国内也日益发生了困难。

但张静江那时写信给同盟会的信中斗志昂扬地说:“弟等抵申后,必极力设法,使其不绝源流。”当时清朝政府也正加紧镇压、封查和烧毁报馆。张静江抵上海这个大都市后,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建立起新闻媒介的组织,以大量出版各类报刊,配合东京同盟会党报《民报》,以大力宣传孙文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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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华

此时,国内正遭遇黎明前最黑暗的历史现实,如革命志士陈天华和姚洪业为革命投海而死。湖南长沙的革命志士禹之谟被清廷政府绞死于靖州东门外。

当时还正值“丙午萍醴浏之役”壮烈失败之时,领导这次起义的革命志士龚春台、姜守旦、蔡绍南、刘道一等人皆慷慨成仁。其他的主要同志被清廷捕杀有九十多人、加上阵亡在战场上的和被清吏滥杀的将超过一万多人,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就如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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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一

革命志士的牺牲,革命起义的失败,无不刺痛海外革命志士张静江的一颗对革命的执着之心。为了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张静江在辛亥革命成功前夕几年中,经常马不停蹄,匆忙往来于国内外革命联络点。那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国外活动地域较广泛,亦较秘密,需要有一个联络中心。

张静江建议把这个联络中心设在他创建的巴黎通运公司内。孙中山考虑到巴黎通运公司在国内上海也有公司,在美国纽约、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均有分支机构,正好可以利用通运公司为革命打掩护作联络点,就采纳了张静江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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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

为了使革命的联络运转得更为有效,张静江同时把上海通运公司任总经理的长兄张弁群,上海中国银行董事、他的舅父庞青城均介绍给孙中山,并使他们先后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会员。他还建议孙中山日后凡在上海活动时,为安全起见,可住在庞青城家里,可随时得到照顾。

当时张静江舅父在上海的别墅,正坐落在公共租界戈登路7号(今江宁路366号)。庞青城当时还雇佣白俄保镖看守家门,孙中山亦感安全。在那一段时间,孙中山由海外回到上海,就曾住在张静江舅父在上海的别墅里。当时的宋教仁、廖仲恺等也经常在那里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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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江舅舅庞青城

孙中山与张静江感情至深,除了笔者上述几节已有所阐述外,还有一个维系他们之间的感情的因素是:张静江长期在法国巴黎,他在巴黎首先接受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幕后推动者——“共济会”思想的影响。

从张静江1906~1907年间写给吴稚晖、李石曾的一些书信中,即可看出法国的文明思想及民主、自由思想对他早有熏陶。而孙中山早年也曾加入过法国的“共济会”,也在思想上接受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之主张,与法国“共济会”有志同道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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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曾

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演说时就曾提出:“法兰西民主政体已经成立,⋯⋯中国革命之后,这种政体最为适宜。”又如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的纲领中包括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这纲领的所谓“四纲”显然是以“创建民国”即民权主义作为核心。该会发布的军政府宣言中也曾指出:“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

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以此可见法国大革命思想对当时中国的辛亥革命有何等强烈的影响。法国当时的内阁总理克里孟梭,法属印度中国联邦总督杜美,以及许多法国同志,均支持和同情孙中山创建“中华共和”的政治体制,亦决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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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孟梭

张静江在法国的经营生涯,表面上是为赚钱,而实际上也是在为孙中山输送法国大革命留下的革命种子。他把这类法国民主革命的种子,移植到中国当时这片落后的土地上来。10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为当时中国这块“风雨如晦”的苦难大地,输送着“创立中华共和国”的民主养料。那时的张静江可谓为此输送“养料”的革命搬运工矣!当然,法国大革命思想对当时辛亥革命有影响但也并非是全部的影响。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的无数次革命确离不开外因的影响,但毕竟是内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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