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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奇人張靜江的革命情懷:不但自己,還說服兄長和舅舅支援革命

作者:文山史海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孫中山和張靜江會面于歐洲後傳回東京建立同盟會。孫中山與黃興、宋教仁議定提出同盟會的口号是:“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此十六字為該會綱領。推舉孫中山為總理。總部設于東京,國内和海外設立分會和支部。同盟會雖有綱領、有機構、有支部,但熱情呼喚“開創中華共和國”,這個建國的名稱,應該歸功于革命青年鄒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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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會口号

同盟會成立前,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當時的留日學生集會紀念明朝滅亡242周年,翌年,因俄國不肯從東北撤兵,上海、北京的學生集會抗議。東京留日學生尤為激昂,組織拒俄義勇隊,回國請願。當時,革命青年鄒容以通俗而犀利的文筆寫下《革命軍》一書,他第一次提出了開創“中華共和國”的革命口号。章炳麟(号太炎)在《蘇報》上發表文章尤以《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而頗受孫中山贊賞。張靜江因長期僑居法國,受民主啟蒙思想較早,是極力贊成“建立中華共和”這個口号的活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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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

當時國内外革命熱情的不斷高漲,孫中山建立同盟會十六字綱領給人們以鼓舞和召喚。張靜江記得孫中山的第一次講演,講題便是:《中國應建設共和國》。在孫中山的召喚下,張靜江從法國匆匆趕往新加坡,那時已是1907年春。為了極早趕回國内,加入推翻清政府的行動,張靜江于1907年7月17日抵香港,以便盡早赴上海。那時的張靜江已在國外及時獲悉了浙江紹興革命黨人徐錫麟槍殺了安徽巡撫恩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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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靜江

張靜江在緻吳稚晖的信中稱徐之行動為“中國第一次有思想之暗殺”。當時這行動,均有國外各革命組織在國外報道。而由張靜江創辦的法國報紙上,首先載入此條消息。這些對革命有利的宣傳印刷物,随着清政府對海關的嚴查,進入國内也日益發生了困難。

但張靜江那時寫信給同盟會的信中鬥志昂揚地說:“弟等抵申後,必極力設法,使其不絕源流。”當時清朝政府也正加緊鎮壓、封查和燒毀報館。張靜江抵上海這個大都市後,第一件事就是重建立立起新聞媒介的組織,以大量出版各類報刊,配合東京同盟會黨報《民報》,以大力宣傳孫文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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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天華

此時,國内正遭遇黎明前最黑暗的曆史現實,如革命志士陳天華和姚洪業為革命投海而死。湖南長沙的革命志士禹之谟被清廷政府絞死于靖州東門外。

當時還正值“丙午萍醴浏之役”壯烈失敗之時,上司這次起義的革命志士龔春台、姜守旦、蔡紹南、劉道一等人皆慷慨成仁。其他的主要同志被清廷捕殺有九十多人、加上陣亡在戰場上的和被清吏濫殺的将超過一萬多人,一場轟轟烈烈的起義就如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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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道一

革命志士的犧牲,革命起義的失敗,無不刺痛海外革命志士張靜江的一顆對革命的執着之心。為了建立一個中華共和國,張靜江在辛亥革命成功前夕幾年中,經常馬不停蹄,匆忙往來于國内外革命聯絡點。那時孫中山上司的同盟會在國外活動地域較廣泛,亦較秘密,需要有一個聯絡中心。

張靜江建議把這個聯絡中心設在他建立的巴黎通運公司内。孫中山考慮到巴黎通運公司在國内上海也有公司,在美國紐約、法國巴黎、英國倫敦均有分支機構,正好可以利用通運公司為革命打掩護作聯絡點,就采納了張靜江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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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

為了使革命的聯絡運轉得更為有效,張靜江同時把上海通運公司任總經理的長兄張弁群,上海中國銀行董事、他的舅父龐青城均介紹給孫中山,并使他們先後加入同盟會,成為同盟會會員。他還建議孫中山日後凡在上海活動時,為安全起見,可住在龐青城家裡,可随時得到照顧。

當時張靜江舅父在上海的别墅,正坐落在公共租界戈登路7号(今江甯路366号)。龐青城當時還雇傭白俄保镖看守家門,孫中山亦感安全。在那一段時間,孫中山由海外回到上海,就曾住在張靜江舅父在上海的别墅裡。當時的宋教仁、廖仲恺等也經常在那裡集會。

民國奇人張靜江的革命情懷:不但自己,還說服兄長和舅舅支援革命

張靜江舅舅龐青城

孫中山與張靜江感情至深,除了筆者上述幾節已有所闡述外,還有一個維系他們之間的感情的因素是:張靜江長期在法國巴黎,他在巴黎首先接受了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幕後推動者——“共濟會”思想的影響。

從張靜江1906~1907年間寫給吳稚晖、李石曾的一些書信中,即可看出法國的文明思想及民主、自由思想對他早有熏陶。而孫中山早年也曾加入過法國的“共濟會”,也在思想上接受了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時期的自由、平等、博愛之主張,與法國“共濟會”有志同道合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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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曾

1906年,孫中山在《民報》創刊周年紀念會上演說時就曾提出:“法蘭西民主政體已經成立,⋯⋯中國革命之後,這種政體最為适宜。”又如孫中山建立的同盟會的綱領中包括的“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這綱領的所謂“四綱”顯然是以“建立民國”即民權主義作為核心。該會釋出的軍政府宣言中也曾指出:“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

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以此可見法國大革命思想對當時中國的辛亥革命有何等強烈的影響。法國當時的内閣總理克裡孟梭,法屬印度中國聯邦總督杜美,以及許多法國同志,均支援和同情孫中山建立“中華共和”的政治體制,亦決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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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裡孟梭

張靜江在法國的經營生涯,表面上是為賺錢,而實際上也是在為孫中山輸送法國大革命留下的革命種子。他把這類法國民主革命的種子,移植到中國當時這片落後的土地上來。10世紀末20世紀初的法國為當時中國這塊“風雨如晦”的苦難大地,輸送着“創立中華共和國”的民主養料。那時的張靜江可謂為此輸送“養料”的革命搬運工矣!當然,法國大革命思想對當時辛亥革命有影響但也并非是全部的影響。因為在中國曆史上的無數次革命确離不開外因的影響,但畢竟是内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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