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的華裔社群,經曆了多次排華運動的沖擊,日子過得真不容易。1965年和1998年的兩次大劫難尤其讓人刻骨銘心,财産被搶、性命不保,很多人被迫在留下和離開之間做出抉擇。這篇文章就來聊聊這些曆史背景下,印尼華裔的選擇是咋回事,咋影響了他們的生活和未來。
先說1965年的那場風波。這事兒得從“9·30事件”開始講,那是1965年9月30日晚上,印尼軍方内部一幫人不滿蘇加諾政府,搞了個政變,結果沒成。蘇哈托趁機上位,成了大赢家。他上台後,為了穩住自己的位置,找了個替罪羊——華裔。蘇哈托到處放風,說政變背後有中國撐腰,華裔跟印尼共産黨是一夥兒的。這話不管真假,反正他就是要個理由,把老百姓的火氣引出去。于是乎,宣傳機器開足馬力,報紙電台天天嚷嚷反華,硬是把華裔跟“共産主義威脅”綁一塊兒了。
結果就是一場大亂子。雅加達、泗水、棉蘭這些地方,街頭一下子炸了鍋。老百姓被煽動得眼都紅了,沖着華裔社群就去了。商店被砸得稀巴爛,工廠被燒成空殼子,連中國大使館都挨了石頭。據統計,1965到1966年間,數千家華裔商鋪被毀,财産損失沒法細算,受傷和失蹤的人更是數不清。光在西加裡曼丹,就有幾千華裔被當地人趕走,死了不少。那時候,華裔日子過得提心吊膽,出門怕被盯上,家裡門窗鎖得死死的,晚上睡覺都不踏實。
中國政府一看這情況,坐不住了。從1965年底到1966年,組織了好幾批撤僑行動,派船到印尼港口接人。光是1966年,就有幾萬人被接回國,海南、廣東的農場忙着安置這些人。資料上說,那幾年總共撤了十多萬華裔回中國。留下來的,要麼是覺得印尼是家,走不了,要麼是沒條件走,隻能硬扛。
1998年,這又是另一場大劫難。那年亞洲金融危機,泰铢崩了,印尼盧比也扛不住,匯率一天比一天低,到1998年初貶了70%以上。銀行倒閉,企業還不起債,工廠關門,失業率蹭蹭漲,老百姓連飯都吃不上。蘇哈托那時候掌權30多年,面對這爛攤子沒啥招兒,手下人又玩起了老套路——拿華裔開刀。政府沒明确制止暴力,有些官員還在背後推波助瀾。
到了5月,雅加達、泗水這些大城市徹底亂了。暴徒專門盯着華裔的店下手,雅加達上千家商鋪被搶被砸,超市貨物被哄搶一空,電器店的電視冰箱被拖走。棉蘭的華裔工廠被燒毀,勞工跑的跑散的散,連消防隊都趕不上趟。5月13到15日,雅加達唐人街成重災區,官方說死了500多人,民間統計遠超這數。更慘的是,至少168名華裔婦女被侮辱,資料是事後統計出來的。中國外交部5月14日發聲,要求蘇哈托政府保護華裔安全,可他忙着應付抗議,根本沒搭理。直到5月21日,蘇哈托頂不住壓力下台,新政府才派軍隊上街收拾局面。官方後來承認,這場亂子死了1200多人,大部分是華裔,财産損失沒法細算。
這兩次大亂子,華裔的選擇就擺在眼前了:走還是留?走的人不少,尤其是1965年那次,撤僑船一趟趟跑,好多人回了中國。還有些人去了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美國這些地方,覺得那兒安全,能喘口氣。1998年後,也有不少華裔跑出去,怕再來一次誰也扛不住。資料上不好精确統計,但光看華人社群的人口變化,就能感覺出來,跑出去的真不少。
留下來的人呢?為啥不走?這得從根兒上說。華裔在印尼不是一天兩天,幾百年前就有人從福建、廣東漂洋過海來這兒謀生。到20世紀,好多家庭已經是第三代第四代了,房子蓋在這兒,孩子生在這兒,生意也在這兒開起來了。日子過得跟當地人差不多,熱帶氣候習慣了,印尼語說得溜,逢年過節還跟鄰居一起吃沙爹喝椰汁。雖說血脈上跟中國有聯系,可生活早就染上了印尼味兒,連舞獅表演的鼓點都帶上了爪哇調調。跑出去,等于扔下幾代人攢下的東西,重新開始,誰舍得?
1998年後,印尼政局變了樣。蘇哈托倒台,新政府不像以前那麼拿華裔當出氣筒。1999年,哈比比上台,廢了些歧視性法規,比如不讓用中文名字的規定。2000年,瓦希德當總統,直接宣布春節可以公開過,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2003年,春節還成了法定假日,街上挂燈籠放鞭炮,熱鬧得跟中國似的。政策一松,華裔日子好過多了。雅加達唐人街修了新商場,泗水的華人學校重開,連三寶壟這種小地方都搞起了文化節。經濟上,華裔也緩過勁來,到2010年,印尼GDP裡有三分之一是華裔貢獻的,商場裡賣的衣服零食,好多是華裔牌子。
當然,留下來的也不是沒風險。1965年和1998年的教訓太深,很多人家都有後手,準備随時跑路。有的在國外買房,有的給孩子辦外國護照,心裡總留個底。畢竟,誰也不知道啥時候風向又變。保守的穆斯林團體對華裔還是有偏見,時不時冒出點小摩擦。像2016年雅加達省長選舉,華裔候選人鐘萬學被攻擊,宗教和種族問題又被拿出來炒,搞得挺緊張。
那走出去的人呢?也不是都混得風生水起。比如去了新加坡的,有些人帶着手藝過去,像金銀絲工藝這種老本行,慢慢打開市場。2015年巴黎時裝周上,就有印尼華裔的作品,标簽上寫着“印尼傳統工藝”,挺牛的。可也有不少人到了新地方,語言不通,文化不熟,生意做不起來,隻能打零工,日子過得緊巴巴。回國的那批,1966年被接回去的,很多人分到海南廣東的農場,種橡膠養豬,條件艱苦,跟想象中的“祖國溫暖懷抱”差遠了。好多人後悔,但也沒法回頭。
留下和離開,各有各的苦。留下的,守着根基,日子慢慢好起來,可老得防着點啥。走出去的,有的闖出名堂,有的混得不如意。兩邊的人,都有個共同點——不想讓文化丢了。留下的搞學校教中文,走出去的開工坊傳手藝。像三寶壟的曙光書院,從地下室教幾個學生,到2010年後公開辦學,2018年學生還拿了“漢語橋”季軍。出去的,像在新加坡開工坊的,收徒弟教工藝,作品賣到歐美,硬是把印尼味兒帶出去了。
這選擇背後,其實是生存的招兒。1965年那次,華裔被當共産主義替罪羊,1998年是被經濟危機連累,兩次都是被人拿來撒氣。蘇哈托這家夥,每次都用這招轉移視線,手夠黑的。可華裔也不是光挨打不還手,留下來的适應環境,走出去的另謀出路。資料上看,印尼華裔現在也就占人口1-2%,大概幾百萬,可經濟影響力不小,文化上也慢慢站住腳。
說到底,華裔的選擇不是啥高大上的理想,就是實打實的活下去。留下的,熬過了最難的時候,日子有了起色。走出去的,有的混得好,有的還在掙紮。兩撥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把根留住,把文化傳下去。曆史這東西,不好說誰對誰錯,日子得過下去才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