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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l 《美術大觀》2024年第7期作者 l 施錡分享 l 書藝公社（ID：shufaorg）
諸多學者認為，明代書畫大家文徵明是影響日本江戶時代“唐樣的書法”的關鍵人物。但文徵明書風“正脈”形象的傳入，卻存在種種認識上的偏差和錯位。本文參考大量中日文獻，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梳理和辨析，認為文徵明書風“正脈”并非直接傳入，而是在中國和日本人士的互動中逐漸被塑造和傳播，最後得以定型的，這反映了曆史上中國文化走向世界過程中的複雜性，值得深入關注與研究。
江戶時代傳入日本的中國書法被稱為“唐樣的書法”，此時日本學習的對象主要是元、明的文人書風。在《大和漢辭典》中，提出“唐樣”有四個範疇：第一是中國風；第二是模仿中國書風的書體，一般流行于江戶中期；第三是漢字書體中有楷、篆、隸書等書體；第四是鐮倉時代從宋代傳入的中國禅宗寺院的建築樣式。《日本國語大辭典》則将其限定于“江戶時期流行的明風的書體”[1]。諸多日本學者認為，吳門詩書畫大家文徵明（1470—1559）是對“唐樣的書法”影響至深的人物。如大槻幹郎的《獨湛禅師的書畫相關》提到，文徵明是開啟18世紀日本的文人趣味的人物。[2]日本《書道全集》中論及江戶時代的書道史，也提到這一時期學習文徵明、祝允明的新鮮的明代書風，展現出江戶時代革新的傾向。[3]學者馬亞楠曾撰寫過《文徵明書藝對日本的影響：以細井廣澤為中心》，論述江戶中期儒學者、書家、篆刻家細井廣澤（1658—1736）大力推廣文徵明書風的情況。[4]但從江戶時期日本書壇的作品來看，并沒有直接地展現文徵明書風的流行，而是雜糅宋、元、明多位書家的風格。文徵明對日本書法的影響是如何産生的，究竟影響到何種程度，本文将以此為中心進行研究。
一、黃檗僧的先導關于文徵明的書風，《續書史會要》載：“文徵明名璧，後以字行，号衡山，文信國之後，長洲人，官翰林待诏。小楷、行、草深得智永筆法，大書仿涪翁尤佳。評者雲，如風舞瓊花，泉鳴竹澗，刻有大小《停雲帖》行于世，蓋雙鈎之極精者，詩畫皆入能品。”[5]關于文徵明書風傳播日本的情況，已有多位中日學者作過闡述。一般認為，自17世紀中葉前後黃檗宗僧人東渡日本帶入墨迹、法帖及篆刻，就已經将明代書風傳入日本，而此前的日本主要承續的是晉唐宋以降的書風，此後經由黃檗僧團、唐通事、日本人士共同的發揚，使文徵明書風成為“唐樣的書法”的基礎。然而黃檗宗的僧人究竟将明代何種地域或派别的書風傳入日本是值得推敲的，大多數著述都語焉不詳。與其說東渡日本的隐元隆琦禅師（1592—1673）的書風是來自吳門書家，不如說受明末黃道周（1585—1646）、張瑞圖（1570—1641）、先師費隐通容（1593—1661）等的影響更為明顯。如19世紀中葉的武田實庵在《書學鑒要》中提道：“本邦之書，自黃檗山之僧歸化後一變，分為和樣、唐樣二途，黃檗之書為明末體，與此前所傳書風相比不分軒轾，歸化僧之書乃真唐山風。”[6]學者解小青也認為隐元的連綿草書受到黃、張二家的影響，展現出明末的風尚趣味。[7]徐小虎認為黃檗宗萬福寺的晚明風格行草書對日本的書壇造成了沖擊。[8]馬旭明認為隐元在東渡前有吳門書家之風，東渡後有明人書風及自身的精進。[9]王昕宇則認為有董其昌書風。[10]劉作勝在《黃檗禅林墨迹研究：以隐元為中心》一文中認為隐元赴日前（1651—1654）受文徵明書法影響較強[11]，但無論從作品還是文獻出發都未能提出直接的證據。從隐元的作品來看，與文徵明書風并非直接的傳承關系，隐元也從未提及吳門書家，他應對懷素（725—785，一作737—799）有過研習，曾作《閱懷素帖》，有句“信筆龍蛇走，縱橫宇宙中”“終身描不盡，弗意卻相逢。手底未開眼，曷能契此翁”。[12]此外黃檗山萬福寺藏有張瑞圖《七絕四幅》，祥麟院藏有其《唐詩大幅》，黃檗宗的弘福寺也有其所書的大字幅。[13]隐元與張瑞圖、黃道周均有交往，有詩偈《次二水張先生》、《次石齋黃老先生殉節韻》四首、《懷黃石先生》二首。[14]但錦織亮介在《唐寺的寺寶》一文中卻談到，隐元的行草書的基礎來自文徵明，[15]使人感到頗為牽強（圖1～圖3）。[16]
圖1ˉ 源流（與隐元）ˉ 紙本墨書ˉ29cm×397.6cmˉ費隐通容ˉ 明崇祯十年（1637）ˉ 京都萬福寺藏
圖2ˉ 源流（與木庵）ˉ 紙本墨書ˉ30cm×167.8cmˉ隐元隆琦ˉ 清順治八年（1651）ˉ 京都萬福寺藏
圖3ˉ 八十自祝偈ˉ 紙本墨書ˉ31.2cm×57.3cmˉ 隐元隆琦ˉ 江戶時代寬文十一年（1671）ˉ 京都萬福寺藏
筆者以為，隐元與吳門書家的聯系是間接的，他可能受到由吳門引領的明代書風的影響，而非直接的研習。在記載松隐堂留存的隐元私人藏品的《黃檗開山塔院什物數》中，記載“四家字帖”（蘇轼、黃庭堅、蔡襄、米芾），此帖來自費隐通容。還有“祝枝山秋興八詠乙軸”[17]，記載黃檗山萬福寺所藏物品的《黃檗什物賬》中記載隐元名下有“董其昌字一幅”[18]。此外日本的《墨美》雜志，在1973年的第9期和第10期[19]曾出版過兩次《黃檗僧帶來的明朝書法》專輯。其中輯錄了17世紀黃檗禅師們攜來的《書畫禅冊葉》，現藏于宇治黃檗山萬福寺的塔頭萬壽院，木庵曾為此撰寫目錄“奕葉傳芳”。日本佛教藝術院曾在大正十年（1921）出版《文化聚芳：明末清初南畫扇面類》[20]，扉頁介紹據日本黃檗山萬福寺的說法，隐元禅師于1654年東渡日本之際，由與禅師交遊密切的文人贈予2冊書畫，即《書畫禅冊集》和《便面書畫卷》，然而事實上冊頁的題記卻沒有提到過隐元。從時代的分布來看，大緻可以判斷此應是一套17世紀第二個十年制作的冊頁，而文徵明等名家之作則為補入的赝本（圖4）。在大阪的黃檗宗寺院祥雲山慶瑞寺中，也藏有一件與之類似的文徵明的赝品《秋夜讀書圖》[21]，疑為同一時期制作後傳來的赝品。
圖4ˉ《文化聚芳》第28 圖ˉ 山水扇面ˉ 文徵明（傳）ˉ 明代ˉ 京都萬福寺藏
隐元有詩偈《閱四家帖（蘇東坡黃山谷蔡君谟米元章）》：“諸君風雅足堪誇，雪影枝頭弄爪牙。一片毫光澄四海，半空驟雨走龍蛇。”[22]學者蔡春旭在《盡技之制：吳門書家的雜書卷冊》中談到，吳中書家興學宋人書，宋四家的書風成為雜書卷冊中的常格，這種雜書的創作展現了其時書家的職業性，也使書法從“閱讀性”向“觀賞性”轉移。[23]對“四家字帖”的鑒賞可以看作是吳門學宋四家風氣的延續。此外在“黃檗三筆”中，木庵性瑫禅師（1611—1684）的書風與文徵明并不十分相近（圖5），即非如一禅師（1616—1671）的書風與文徵明有相通之處，筆者曾注意到，即非小字書法的收筆尖峭，撇捺較為開張，有一些文徵明筆法的特點。[24]如王世貞（1526—1590）所論：“待诏小楷師二王，精工之甚，惟少尖耳，亦有作率更者。少年草師懷素，行書仿蘇黃米及《聖教》，晚歲收《聖教》損益之，加以蒼老，遂自成家。”[25]莫是龍（1537—1587）也曾論：“文太史具體《黃庭》，而起筆尖微。”[26]文氏亦受二王、懷素和宋四家的影響，從中隐約可見，吳門與松江書風可能對黃檗僧人書法整體上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但黃檗僧人并沒有特意在日本推行文徵明的書風。
圖5ˉ 隐元·木庵·即非像ˉ 紙本設色ˉ78.3cm×32.1cmˉ 喜多道矩筆ˉ 木庵性瑫贊ˉ 江戶時代（17世紀）ˉ 神戶市立博物館藏
由以上可見，從傳入日本的隐元、木庵和即非“黃檗三筆”等書風來看，雖然有吳門書風的影響，但并沒有直接師承或私淑的證據，是以一般談論的文徵明對黃檗書風的影響實際是一種廣泛意義上的影響。不過吳門書家中流行的字帖、法帖、畫作，雖然真僞摻雜，但由黃檗僧人帶入江戶的日本，開啟了文徵明書風特質在江戶時代的傳播。
二、唐通事的選擇日本的江戶時代，長崎是德川幕府的直轄之地。所謂唐通事，是幕府—譜代大名（老中）—旗本大名（長崎奉行）—長崎町年寄之下的最基層官員。他們不僅是語言翻譯人員，也負責貿易、外交事務，此外還管理唐船和住在長崎的華人。[27]這些唐通事雖然并非中國書法史上的名家，但他們與在地的日本人士有最直接和深入的交流，涉及的社會階層廣泛，事務雜多，是以在中國書法對日傳播方面有着很大的影響力，是日本接受中國書法形式和觀念的重要途徑。17世紀上半葉東渡日本的唐通事家族非常注重子嗣的教育，唐通事二代往往同時長于中、日文化，以博學和詩文才能著稱的有林公琰之子林道榮（1640—1708）、劉一水之子劉宣義、高大誦之子高玄岱等。其中林道榮與高玄岱并稱“長崎二妙”，并與北島雪山共同研修書法。[28]江戶中後期儒學者賴春水曾言，林道榮學即非，高玄岱學獨立。[29]實際上這些唐通事二代學習書法不止一個途徑，還主要學習此時傳入日本的刻帖、書畫，以及東渡日本的禅師、文人和商人。林道榮從即非處繼承了風格與筆法（圖6）[30]，具有文徵明的一些特點。但更重要的是林道榮對日本人士講授“六書學”，此“六書學”究竟為何需要深究。林道榮注重字學，他撰寫的《國小卮言》是文字學的著作，此外還書寫過《四體千字文》。目前中國本土的四體千字文，知名的有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明代陸士仁《四體書千字文》，由篆、隸、草、楷四體書寫，自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始書，至萬曆四十四年（1616）完成，曆時三年。此外肖燕翼考出陸士仁也曾造僞文徵明的《四體千字文》，以及浙江省博物館所藏文徵明、祝允明合書《四體千字文》，天津市藝術博物館所藏文徵明《行書千字文》。[31]陸士仁隻是一個側面，創作及選取造僞的千字文正證明其時書法字學的興盛，文徵明本人也是明代創作千字文的高峰，據統計，他共創作24件《千字文》，書體包括篆、隸、行、草各體。[32]類似的千字文書法的大量湧現是在17世紀上半葉，可能随着商人和黃檗僧人傳入日本，如《先哲叢談續編》載林道榮擅長篆、隸、行、草諸體，得文徵明和董其昌之真迹[33]，石見喜英也認為林道榮“與北島雪山講習六書學”，并非指《說文解字》中的六書“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假借”，而是指大篆、小篆、八分、隸書、行書、草書[34]，《說文》中六書的傳播更多地通過獨立性易和高玄岱[35]。如前述蔡春旭所論，林道榮的書法創作正是吳門雜書唱和的展現，貢獻在于多種書體，尤其是篆隸書體的海外傳播。
圖6ˉ 諸詩集建聖福寺ˉ 林道榮書ˉ 牛込忠左衛門等ˉ 江戶時代（18 世紀）ˉ 聖福寺藏
相比林道榮，高玄岱顯示出更有文人氣息的一面。《先哲叢談》卷五《高天漪》中提到祇園南海《篆隸歌》：“崎陽于華隻一葦，臨池之技皆精勤，先有林榮後高岱。”認為林道榮高于高玄岱，是因為他兼長各種書體：“春台曰，林道榮者，長崎舌人也。與高玄岱俱以善草書知名。然林不及高，筆法無變化故也。但林兼諸體，高非草字不能作。此則高不及林處也。人特稱林者，以此也已。”[36]這段話顯示出另一層意思，雖然高玄岱不兼通諸體，但他的草書精于林道榮。高玄岱跟随獨立性易（1596—1672）學書，而獨立正是江戶時期文徵明書風傳入日本說中最為沖突的人物，将在下文詳細讨論（圖7）。[37]
圖7ˉ 七言律詩ˉ紙本墨書ˉ122cm×52.6cmˉ 高玄岱ˉ 江戶時代元祿十二年（1699）ˉ 私人收藏
雖然此處贊揚林道榮兼通各體，但從草書角度來看，實際高玄岱是優于林道榮的。以獨立為師，目前高玄岱留存的作品中，篆書和楷書較少，大多是隸書和草書，但也并非完全沒有篆書和楷書，《獨立易禅師碑銘》《白雉帖》《日光山八景和韻》等題詞都是玄岱的篆體，《碑銘》的本文，以及《白雉帖》的本文15項中的6、7、8、10四項是楷書的遺品。從行草書來看，高玄岱的書風和獨立性易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可以說承續了獨立的書風：“予自十三四歲臨摹先師筆法，至今三十有餘年，而未得其什一。”[38]《近世叢語》卷四中寫道：“林道榮遒勁縱橫，有高世之韻；次高天漪風神潇灑，有飄舉之氣。”[39]而莫是龍評文徵明：“晚年行法飄飄欲仙。”[40]可見高玄岱雖然沒有直接向文徵明學習，但整體的書風與文徵明有相似之處。由以上可見，林道榮遍習《千字文》中雜書體，高玄岱行草書的風神，也都與文徵明一系流傳的書風有間接的契合，對日本而言則是全新的體驗。雖然林道榮被認為“得文徵明和董其昌之真迹”，但他們也都沒有刻意推崇文徵明書風。
三、從獨立性易、北島雪山到細井廣澤确立文徵明書風在江戶時代的地位的日本書家，是“唐樣書法之祖”——日本書家北島雪山（1637—1698）。北島雪山的青年時期在長崎學習書法，他的第一位老師是黃檗僧人雪機。此後跟随即非學習。即非在明曆三年（1657）四十二歲時來到長崎，當時已經尤善書名，雪山二十二歲時，向其請教了書法。高野和人認為，通過即非，雪山學到了中國正脈的趙孟頫和文徵明的用筆。江戶後期的書家佐久間東川在《東川筆記》中提到，古代日本的書寫方法從弘法大師歸朝之後，傳給嵯峨天皇的用筆是單鈎的方法，而即非向雪山傳授了“二天一脈之法”，包括雙鈎、單鈎、大字懸腕等，也就是趙孟頫和文徵明的用筆法，并認為雪山沒有跟随張瑞圖“南路的惡脈”[41]。雪山的第三位老師是作為黃檗僧人的獨立性易，他也是唯一在中國文獻，即《佩文齋書畫譜》中有記載的書家：“戴笠字曼公，杭州人，博學能詩，兼工篆隸，崇祯中從番禺人乘桴入海後，不知所終。”[42]獨立被認為是17世紀東渡日本的中國人士中書法最高明者。獨立名為性易，初名戴笠，字曼公，常被稱為戴曼公，号為天外一閑人。他是杭州仁和人，明末清初時渡來日本，擔任隐元的書記。獨立長于詩書、篆刻和醫術，雪山師事獨立大緻是二十三歲到三十歲之間。[43]值得注意的是，在獨立的書風傳承問題上，日本方面的看法已經與現實有了偏差。載錄多認為獨立書法學王寵（1494—1533）。江戶至明治時期的儒學者東條琴台（1795—1878）的《先哲叢談續編》卷一“戴曼公”條：“曼公書法，出于長洲王寵履吉正鋒逼古，古獲其片紙隻字，珍而重之，猶文董之遺墨，不啻洪壁。”《先哲叢談後編》卷八“源東江”條：“以其有墨癖。受運筆法高頤齋。頤齋玄岱子，以書名于時。其筆法自明王履吉，三傳而至玄岱，頤齋能受其術。”意為獨立學王寵，高玄岱學獨立，其子頤齋學玄岱，是以是“三傳”。[44]這種認識一直延續到了現代，《書道全集》介紹獨立時也将其作為學習王寵的明人，評論其草書遒麗而文雅。[45]但實際上獨立自己的論述與日本的評價大相徑庭。他在《書論·六義原本》中論道：“篆隸非秦漢不可法，真草非晉唐不足以學，今并失其法、所學之原，無可慨哉。其宋元蘇黃米蔡揭趙諸君子，明世祝希哲、王雅宜、邢子願，雖曰席上之珍，風貌藐矣。況今日之董、文，尤不足以誇前。”[46]并未承認對董其昌、文徵明有所師法，并認為今不及古。從獨立對書法的具體主張來看，第一是中鋒用筆，第二是不妄出鋒，第三是追究字源。他在《書論·六義原本》中曰：“（楷書）始作式于秦道士王次仲，資法邈隸，起筆正平，不自露鋒，辄筆綽有餘妍，而不飛止，莊嚴端肅，六義自具，時名‘穎書’，非今傾欹、兀突、芒露之書。”“徐锴昔譏曰：鐘王者，六書之罪人也。蘇黃者，書法之罪人也。一以變乖六義，一以用仄筆單鈎，争兩擊之。勉強後學，當師中鋒，以盡古法也。”“此篆隸真行草書，種種名帖，予悉手摹心仿，得今日草率亂書，不知自醜，惟不竊法他人肖貌，直白剖出心形，豈堪雲書、豈堪雲法哉。”[47]由妙心寺的萬拙知善禅師贈予獨立的詩句中也有“臨池絕學重抉起，隸篆草真字字分”[48]。由此論述可見，獨立學習的是秦漢的篆隸與晉唐的真草，并不刻意取法宋元明以下諸家，與隐元、木庵和即非“黃檗三筆”的書風大相徑庭。為何日本方面認為獨立學王寵呢？筆者以為有三個原因。第一，如溫志拔所論，獨立的小楷與王寵同樣取法晉唐，隐含隸意，質樸圓潤，有相似之處。[49]二者的行草書也有類似現象，雖然筆法不盡相同，但都顯得清雅飄逸，顯示出風格上的相近。第二，來自中國明代中後期的文人書論。如《四友齋叢說》卷二十七：“姑蘇劉廷美、徐天全、李範庵、祝枝山，南都金山農、徐九峰，皆以書名家，然非正脈。至衡山出……乃自知趙集賢後，及書家之大成衡山也。衡山之後，書法當以王雅宜為第一。蓋其書本于大令，兼之人品高曠，故神韻超逸，迥出諸人之上。”[50]王寵的書風與獨立有内在相似性，又是文徵明正脈後裔。第三，獨立在其《自叙》中說：“向《說文解字》九千三百九十三字中，一一求緻其源，則文外無剩義，義外無剩文，心、聲、言、用，一理悠歸，始可雲同文之學也。”主張學習六書學，這與明人的篆隸行草等雜書體傳入日本造成的印象是類似的。同時他也學習懷素《千字文》，認為“藏鋒拙怪”，智永《千字文》，認為“渾樸雅重，不失為王家種”。[51]這一取法與陶宗儀所論的文徵明“行書深得智永法”卻是一緻的。雖然獨立一直宣稱習古，但他對《千字文》的重視和篆隸雜書的創作，無疑是明中期吳門書風影響的産物（圖8、圖9）。
圖8ˉ 詩帖ˉ 紙本墨筆ˉ84.1cm×29.6cm ˉ 王寵ˉ 明代ˉ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9ˉ 獨立性易像ˉ 紙本着色ˉ102cm×50cmˉ 喜多元規筆ˉ 獨立性易自贊ˉ寬文七年（1667）着贊ˉ 長崎市立博物館藏
《先哲叢談續編》又載：“曼公以其法傳之于北島雪山及高天漪，雪山傳之于細井廣澤，天漪傳之男頤齋，頤齋傳之于沢田東江。而後廣澤、東江雖有異論，至其執管五法，把筆三腕，撥镫等說，皆淵源于曼公之所授受。且用水筆麝墨，我土先是無嘗知之者，又流漫于公之所教示雲。”[52]此後廣澤的書法流傳至門人弟子，成為“唐樣的書法”的主流。[53]意為獨立将執筆法，如“執管五法，把筆三腕，撥镫等”傳到日本并發揚光大。然而事實又有所出入。細井廣澤曾談道：“獨立，隐元之書記，原來俗人。俄爾來日。由是疏于法儀，尤無二王法，不用撥镫法。故雪山先生與其為方外友，不問書法事。”[54]由此可見所謂傳授“撥镫法”一說，很可能隻是後世生成的印象。在筆法方面，獨立在《書法原本》中反對日本方面“兩指撮筆，斜管輕挑”，主張“手緊捉管，全不動指”。[55]日本方面更注重執筆用指，獨立則主張以腕力、臂力和肩力來運筆，并且講究“藏鋒”，這與文徵明的書風有所差異。莫是龍曾論：“（文徵明）起筆尖微，病在指腕，雖端嚴不廢，未見巍峨磊落之姿。”[56]（圖10）但這種明顯的偏差在後世竟被混為一談（圖11）[57]，獨立也就有了教授撥镫法，以及延續王寵書風，即文徵明一系的印象。
圖10ˉ 倪瓒像題跋ˉ 文徵明ˉ1542 年ˉ 上海博物館藏
圖11ˉ 獨立禅師橫卷詩書（局部）ˉ 獨立性易ˉ 江戶時代ˉ 私人收藏
獨立甚至認為文徵明《停雲館帖》及董其昌等明人刻帖皆不值得學習：“求師法者，隻有西安曆代石刻……即近出文氏《停雲館》，亦莫全神。其他《戲鴻堂》《蒹葭館》《寶鼎齋》種種名帖，皆出吳人射利，訛以臨訛，不足法。臨池之正命者，即董玄宰手仿前人筆意，總是渠侬半邊鼻孔，瞎卻時人眼睛，書學熄矣、無能為矣。”[58]但賴春水卻說：“獨立的書法學自懷素《千金帖》（即《停雲館帖》中的《千字文》）。”[59]将獨立學晉唐與《停雲館帖》聯系起來。而獨立在《書論·書法原本》中說：“今人略知點筆，猶不成字，遽自矜誇，以欺日本之無知也。”“以其今日本尚武之地，所作書法，正是昔人馬上草露布、書急就之遺意，非六書之正度。”[60]道出了認為日本不懂書法正脈，崇拜書法水準尚淺的中國人的現象。從以上材料來看，獨立的書法可能受到明代吳門風氣潛移默化的影響，具有文人氣息和崇古思想，但和黃檗僧人一樣，他并沒有将文徵明及吳門書派專門向日本推介。實際上，傳授雪山“撥镫法”的是渡日人士俞立德。他可能是一位遺民，于1661年來日。“（俞立德）杭州人，字君成，傳花源筆法，号南湖。寬文初年頻來長崎，客雪山父家前後三。”“（雪山）名立三，初号花隐，又号蘭隐，後雪山，又雪叁。肥後州人，甫二歲從父遊長崎。父以居倚為業，故唐山人每歲來其家，先生穎悟過人，故來客皆奇之。立德時愛之，授以文衡山先生嫡嫡相傳之筆法，南湖贈之君子，存之圖書，立德不來之前，從南湖戴曼公學，後得文衡山先生筆法而棄舊學。”《二老略傳》的“明衡山文先生正傳筆法統脈”中載，文徵明将筆法傳給文彭、文嘉、文啟美、餘梁、任德元、俞立德、雪山、細井廣澤、長子九臯、長子大澤，以及大多數門人。[61]值得注意的是“棄舊學”已經道出了獨立并未傳授給雪山文徵明的筆法，是到了俞立德渡日後才明确地傳授雪山文徵明的筆法。從雪山的書藝來看（圖12），如吳瑤瑤所論，有文氏清瘦之風，但筆法精到與雄健相去甚遠，可能是因為俞立德的間接傳授。[62]
圖12ˉ 獨樂園記（局部）ˉ 紙本墨書ˉ28.8cm ×569cmˉ北島雪山ˉ 江戶時代元祿二年（1689）ˉ 長崎市立博物館藏[63]
真正将文徵明推向日本書壇的，是雪山的弟子細井廣澤（1658—1735），他跟随雪山學習文徵明筆法并追溯二王，著有《紫薇字樣》《撥镫真铨》《觀鵝百譚》等。他曾經多次模仿文徵明的作品，根據吳瑤瑤整理，有文徵明的《四體千字文》《樂志論》《行書蘭亭序》《赤壁賦》《古詩十九首》，[64]與文徵明書風最為接近。此外，在《西湖十景》中（圖13）[65]，他采用篆、隸、行、草各體，在日本延續了吳門雜書之風。享保十一年（1726）細井廣澤在《觀鸢百譚》中對文徵明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第十三 文衡山祝枝山優劣”中提到，明初雖出現諸多名家，但沒有正脈。文徵明的出現是繼趙孟頫之後書家之集大成者。第“五十一 衡山鑒識吳人承恩”中提到文徵明精于鑒識，吳中的書畫藏家們常請求他作鑒定。他宅心仁厚，為窮困的造僞者題款。其後贊揚了文徵明道德高尚的家風。在“第一百 衡山德行世系壽量”中提到文徵明的文章德行、書畫壽齡，在明朝近三百年間家聲不墜。[66]由此可見，此時文徵明在日本已是“書風正脈”“精于鑒識”“品德高尚”的三重形象。
圖13ˉ 西湖十景（局部）ˉ 紙本墨書ˉ28.5cm×313.6cmˉ 細井廣澤ˉ 江戶時代享保七年（1722）ˉ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馬亞楠認為，細井廣澤選擇文徵明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師承雪山，接受文徵明筆法；仰慕文徵明人品高尚；上承二王正統；與江戶時在時間上代接近；精通各種書體。[67]筆者以為，文徵明筆法是遲至俞立德渡日才明确傳入日本的，而此前自黃檗僧人至獨立性易，都是被賦予了文徵明書風的形象。選擇文徵明，是因為文徵明象征着明朝正統書家的形象，在《明史·文徵明傳》中被載為道德高尚、“主風雅數十年”之文人[68]，與張瑞圖等明清鼎革之際的人士相比，在日本知識界也更深入人心，被譽為“正脈”。
結語至江戶時代中期，對文徵明的推崇還有兩個間接原因，第一是江戶時代大量法帖的傳入，第二是遺民或貿易商人的引介。1993年東京國立博物館出版的《唐樣的書》中提到，中國書法的中心人物，宋代是米芾、張即之，元代是趙孟頫，明代是文徵明、董其昌等。通過江戶時代各年間的書籍目錄可見人們翻刻和刊行了法帖。在寬文（1661—1673）、元祿（1688—1704）和享保（1716—1736）年間還沒有那麼多，但到了寶曆年間（1751—1764），明代的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等七十種法帖出現。在日本刊行的法帖中，這些書法究竟有多接近真迹值得懷疑，可見随着時代的進展，對法帖的需求大大增加。[69]吳瑤瑤在其論文中綜合各家學者的研究，從法帖的輸入來看，在元祿年間日本方面開始關注明代書法，寶曆至明和年間（1751—1771）趙孟頫、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四家占壓倒性多數，此後這種情況得以延續。從寶曆年間（1751—1764）刊刻的法帖數量來看，有趙孟頫19種，祝允明7種，文徵明51種，董其昌11種。至18世紀中期出現了黃庭堅、米芾、祝允明、文徵明的大量赝品書作。[70]可見當細井廣澤将文徵明譽為“正脈”之後，文徵明法帖的輸入顯著增加的現象。明清之際進入日本的遺民和貿易商人對文徵明的繼承和褒揚，也是文徵明被認為是書法正宗的原因。以明末清初渡日的朱舜水（1600—1682）為例，《朱舜水集》卷十五中《十宮圖序》載：“吾鄉仇實父，着色點染，繪事之最工也；中翰文徵仲待诏鴻都門，小楷之最工者。曾貌《十宮圖》，而待诏以宮詞百首分隸之，賞鑒家稱為二絕。近者賀、能、越三州太守菅公得之甚喜，以示餘，屬餘志之。餘反複把玩，未嘗不歎其技藝之工緻也，而惜乎其未全也。”[71]當時仇英的畫和文徵明的小楷流入日本，為日本方面所珍藏，或未必為真迹，但仍得到朱舜水的贊賞。另一位東渡日本的人士陳元赟被認為繼承了王羲之和趙孟頫的書風，但在他現存的作品中有德川家所藏的《草書千字文》，東條琴台所輯的《近代著述目錄後編》中有《篆隸千字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文徵明和吳門雜書的特質。前述的俞立德與陳元赟和黃檗僧團都有所來往，也是一位遺民書家。[72]總而言之，從明代書法傳入日本江戶時代的整體面貌和過程來看，在雪山跟随俞立德學習之前，文徵明的書風并沒有被刻意地推崇和研習，而是通過各種身份的中國與日本人士建立起一系列的形象，包括執筆法、雜書體、承續二王、文人書風等因素，最終在細井廣澤筆下成為“唐樣書法”的“正脈”。由此也能感受到在中日交流的過程中，日本方面對傳入的中國文化有重新塑造的現象，江戶時代初期幕府崇尚儒學，文徵明身為正統華夏的書家，契合了知識階層的品位。日本的大名和知識人士仰慕中國文化，與黃檗僧團、東渡遺民、唐通事、貿易商人多有交遊，朱舜水就是因為德學深厚，而破例取得了外國人長期居留長崎的資格，并受到德川光圀的禮聘。[73]他們需要的是明代文人趣味之“正脈”，而非“惡脈”。而文徵明的道德文章，正适應了日本人士眼中理想文人的面貌，這也是文徵明書風被認為影響深遠的重要原因。是以，日本江戶時代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共同仰慕的文徵明“正脈”書風，作為日本書壇的基礎，這是中國文化海外傳播值得深思的複雜形态。
注釋：
[1]東京國立博物館編：《唐様の書》，東京國立博物館， 1996，第118頁。[2]浜松市博物館編：《浜松にもたらされた黃檗文化：浜松市博物館特別展初山寶林寺開創350年記念》，浜松市博物館，2014，第84頁。[3]《書道全集 第22巻 （日本 第9（江戸 第1））》，平凡社，1959，第11頁。[4]馬亞楠：《文徵明書藝對日本的影響：以細井廣澤為中心》，《文藝生活（藝術中國）》2017年第1期。[5]朱謀垔：《續書史會要》，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14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834頁。[6]吳瑤瑤：《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唐樣”書法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蘇州大學，2022，第61頁。[7]解小青：《明末清初黃檗禅墨與日本唐樣書道》，《中國書法》2022年第6期，第48頁。[8]徐小虎：《南畫的形成：中國文人畫東傳日本初期研究》，劉智遠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第55頁。[9]馬旭明：《黃檗派高僧隐元書法及其用印》，《中國書法》2018年第10期，第127頁。[10]王昕宇：《明末黃檗宗及書風傳入日本的原因探析》，《藝苑》2019年第3期，第89頁。[11]劉作勝：《黃檗禅林書の研究：隠元を中心に》，載《九州産業大學學術リポジトリ》，九州産業大學芸術學會，2007，第6頁。[12]平久保章編：《隠元全集：新纂校訂》，開明書院，1979，第1164、1502、1527頁。[13]淺野楳堂：《漱芳閣書畫銘心録》，載坂崎坦編《日本畫談大観 上編》，目白書院，1917，第439頁。[14]平久保章編：《隠元全集：新纂校訂》，第2659頁。[15]長崎曆史文化博物館：《長崎の黃檗：隠元禅師と唐寺をめぐる物語》，載《長崎の文化展》，同實行委員會，2021，第13頁。[16]東京國立博物館編：《唐様の書》，東京國立博物館，1996，第1、2、5頁圖。[17]藤元裕二：《黃檗山萬福寺所蔵「黃檗開山塔院什物數」の翻刻と解題》，載黃檗文化研究所編《黃檗文華》，2007，第253頁。[18]同上書，第182頁。[19]《黃檗僧帯來の明書-1-ノート》，《墨美》（通号 234）；《黃檗僧帯來の明書-2-ノート》，《墨美》（通号 235）。[20]中野彌吾編：《文華聚芳 明末清初南畫扇面類》，仏教芸術院，1921。按：《書畫禅冊葉》中的畫家分别為陳範、董策、伍梅、魏之璜（1568—1647）、劉珏（1410—1472）、沈昭（3面）、明韬文、麗宇、李一白（2面，另一面輯錄的李一伯，書法亦為李一白）、文伯仁（1502—1575）、徐智、錢貢（16—17世紀初）、陳價夫（1557—1614，2面）、周士昌、青丘山人（款印為“馬一卿”）、吳之鐩、蔣乾（1525—不詳，3面）、魏之克（魏之璜之弟）、遊斯道、陳遵（作品見于1573—1619）、文徵明、馬守真（1548—1604）、胡宗仁、吳會、遊其燿、王極、陳範、胡治、闵文逸、孫枝（16—17世紀初）、陳玄、杜子明、趙左（活動于17世紀初）。[21]大槻幹郎．「祥雲山慶瑞寺: 龍渓禅師三百三十年忌記念」，祥雲山慶瑞寺，2000，図．35.[22]平久保章編：《隠元全集：新纂校訂》，第2909頁。[23]蔡春旭：《盡技之制：吳門書家的雜書卷冊》，《美術研究》2019年第1期，第53、56頁。[24]施錡：《黃檗宗即非如一禅師頂相題贊書法分期研究》，《書法》2023年第2期，第144—145頁。[25]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四，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1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483—484頁。[26]倪濤編：《六藝之一錄》卷二百八十六，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36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225頁。[27]李鬥石：《閩籍唐通事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第21、23—24頁。[28]大槻幹郎 [ほか]編著：《黃檗文化人名辭典》，思文閣出版，1988，第310頁。[29]賴春水：《霞關掌錄》，載關儀一郎編《続日本儒林叢書》第4冊，東洋圖書刊行會，1933，日本國立國會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第31頁，https://dl.ndl.go.jp/pid/1913218 （參照 2023-03-28）。[30]長崎曆史文化博物館：《長崎の黃檗：隠元禅師と唐寺をめぐる物語》，第152頁圖。[31]肖燕翼：《陸士仁僞作文徵明書法的鑒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3期，第49頁。[32]周道振：《文徵明書畫簡表》，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第16、21、27、62、67、68、73、77、93、109、110、115、116、117、119、121、122、123、126、145、151頁。[33]東條耕子蔵 ほか：《先哲叢談後編，先哲叢談続編.1》2， 國史研究會，1916，日本國立國會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第232頁，https://dl.ndl.go.jp/pid/986497 （參照 2023-03-03）。[34]石村喜英：《深見玄岱の研究:日中文化交流上における玄岱伝と黃檗獨立禅師伝》，雄山閣，1973，第281頁。[35]賈光佐：《千古文心同文共學：獨立性易的書學思想及其對日本近世書法的影響》，《黃檗學特刊》2023年增刊，第38—39頁。[36]《先哲叢談》，小柳司気太校，春陽堂書店，1936，日本國立國會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第120—121頁，httpsdl.ndl.go.jppid1207431（參照 2023-03-25）。[37]東京國立博物館編：《唐様の書》，第17頁圖。[38]石村喜英：《深見玄岱の研究:日中文化交流上における玄岱伝と黃檗獨立禅師伝》，雄山閣，1973，第131頁。[39]角田簡大：《近世叢語 8巻》2，加賀屋善蔵 [ほか]，1828，日本國立國會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第19頁，httpsdl.ndl.go.jppid2602915（參照 2023-07-25）。[40]倪濤編：《六藝之一錄》卷二百八十六，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36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225頁。[41]高野和人：《北嶋雪山の生涯: 肥後の書家·陽明學者（青潮文庫）》，青潮社，1971，第36頁。[42]孫嶽頒等編：《佩文齋書畫譜》卷四十四，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0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760頁。[43]高野和人：《北嶋雪山の生涯: 肥後の書家·陽明學者（青潮文庫）》，第38頁。[44]東條耕子蔵 著 ほか.《先哲叢談後編，先哲叢談続編. 1》2，第70，115—116頁。[45]《書道全集 第22巻 （日本 第9（江戸 第1））》，第31頁。[46]徐興慶編著：《天閑老人獨立性易全集》上冊，中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第103頁。[47]同上書，第101—102頁。[48]同上書，第200頁。[49]溫志拔：《黃檗禅僧獨立性易的書學與日本書法》，《福建技術師範學院學報》2021年第4期，第374頁。[50]何良俊：《四有齋叢說》，中華書局，1959，第252頁。[51]徐興慶編著：《天閑老人獨立性易全集》上冊，第102頁。[52]東條耕子蔵ほか：《先哲叢談後編，先哲叢談続編. 1》2，第116頁。[53]《書道全集 第22巻 （日本 第9（江戸 第1）》，第31頁。[54]高野和人：《北嶋雪山の生涯:肥後の書家·陽明學者（青潮文庫）》，第161頁。[55]徐興慶編著：《天閑老人獨立性易全集》上冊，第104頁。[56]倪濤編：《六藝之一錄》卷二百八十六，《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36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225頁。[57]甫田鵄川：《獨立禪師橫卷詩書》，奈良縣生駒市高山町六三九九，1997，第21—21頁。[58]徐興慶編著：《天閑老人獨立性易全集》上冊，第103頁。[59]賴春水：《霞關掌錄》，第31頁。[60]徐興慶編著：《天閑老人獨立性易全集》上冊，第107頁。[61]大和延年：《二老略伝》，甫喜山景雄，1884，第5頁。[62]吳瑤瑤：《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唐樣”書法研究》，第68頁。[63]東京國立博物館編：《唐様の書》，第21頁圖。[64]吳瑤瑤：《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唐樣”書法研究》，第92—93頁。[65]東京國立博物館編：《唐様の書》，第25頁圖。[66]細井廣澤：《觀鵞百譚》，載國書刊行會編《日本書畫苑》１，國書刊行會，1914—1915，第292—293、353—354、361頁。[67]馬亞楠：《文徵明書藝對日本的影響：以細井廣澤為中心》，《文藝生活（藝術中國）》2017年第1期，第138頁。[68]張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中華書局，2013，第7360—7363頁。[69]東京國立博物館編：《唐様の書》，第121頁。[70]吳瑤瑤：《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唐樣”書法研究》，第39、57頁。[71]朱舜水：《朱舜水集》，朱之謙整理，中華書局，1981，下冊，第471頁。[72]小松原濤：《陳元贇の研究》，雄山閣，1962，第313、259頁。[73]潘朝陽：《朱舜水的民族氣節及其海上漂泊》，《台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2012年6月第9卷第1期，第1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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