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世界對另一個世界的朗照”

　　今年恰逢梁斌誕辰110周年。對于梁斌，我們的認識還是存在盲區的，文學界把他單純地當成一個文人，一個作家，這實際上遮蓋了他人生更重要的角色，那就是作為一個革命者、實幹家的梁斌。

　　提起梁斌，大家耳熟能詳的是他影響巨大的紅色經典三部曲《紅旗譜》《播火記》《烽煙圖》，但他留世的、具有代表性的一千多幅繪畫書法作品及其長篇回憶錄《一個小說家的自述》也是其一生創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共同構成了梁斌作為一個藝術家的整體面貌和審美追求，其主要貢獻就表現為對人民主體性美學的開拓和探索。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郭沫若在《紅旗譜》初版之際就為其題詞“紅旗高舉乾坤赤，生面别開宇宙新”，并題寫了書名；茅盾也贊譽其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裡程碑式的作品”。

　　人民性美學興起

　　人民性美學是以人民為主體，把人民作為了解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的審美理論，與之相對應的則是西方審美現代性的個體性美學，它是與将西化視為現代化的唯一形式的、文明單數化文化相一緻的美學。這種源于西方的個體主體概念肇始于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歐洲啟蒙運動，經由笛卡爾、盧梭等一批思想家的推動與發展，至康德哲學，完全确立起主體性的個體概念。英國哲學家特裡·伊格爾頓指出，“在曆史發展的過程中，新興資産階級再次把自己定義為普遍的主體”。

　　人民性美學是作為對這種個體性美學的反撥而出現的，當專注于個體書寫的文學發展到一種張愛玲在《童言無忌》中所說“肚臍眼展覽”似的私人寫作時，一種立足于大衆、以人民為曆史主體和審美主體、表達人民的意願和情感的寫作就會興盛起來，與個體性寫作抗衡，以呼應總體的需要和曆史的要求。20世紀中國處于一個“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急劇變革時代，正是在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中孕育、誕生了這種信仰人民至上、以人民為出發點和歸宿的人民主體性美學。

　　人民性美學首先是一種從自我走向他者的文學，自我從與他者的關聯中擷取生存的價值和意義，正如魯迅所說“無盡的遠方，無數的人民，都與我有關”（《這也是生活》），不從自我幽閉中走出，就不能發現能夠實作自己人生價值的廣闊空間。人民性美學也是在民族國家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挺身而出的擔當者、奮鬥者的精神，正如邵雍詩雲：“請觀風急天黑夜，誰是當門定腳人？！”（《崇德閣下答諸公不語禅》），這是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仁人志士精神與勞苦大衆的犧牲奉獻精神相結合之後，形成的前所未有的宏大氣象，不明乎此，就進入不了人民性美學的精神境界。人民性美學還是個體性與整體性的統一，既不能過分強調個體而傷及整體，也不能過分強化整體而傷及個體，《紅旗譜》表現的主題是中國為什麼要革命的宏大主題，但其表現方式卻是自主性的，來自他自己獨特的革命經曆和人生體驗，他的革命書寫是主體性的而非迎合性的，這決定了《紅旗譜》的文格，也是其成功的關鍵。　　

　　為革命史書寫提供了一個新典範

　　作為一個13歲（1927年）就參加了共青團的革命青年，梁斌親眼目睹和親身參加了共産黨所上司的“反割頭稅運動”“保定二師學潮”和震驚全國的高蠡暴動，這些經曆成為紮在他心上的刺，一天不把《紅旗譜》寫出來就會寝食不安，是以他不是以一個職業作家的心态來寫《紅旗譜》，這部小說對他來說不是可有可無，而是性命攸關的，是他投身革命的最高形式的展現。

　　梁斌在抗戰時期曾擔任“新世紀劇社”社長，他們在演出時就已經注意到了文藝的大衆化問題：“我們演出的對象是農民；戰士是農民，幹部大部分是農民，我們就為農民演戲。……就地取材，以農民的生活、鬥争、民俗，提煉出廣大人民群衆喜聞樂見的表演體系。語言不用京白，不‘撇京腔’，也不用土腔土調，采取一種折中的辦法，提煉出一種特有的舞台語言。”《紅旗譜》的語言、風格、結構、形式等與梁斌作為革命文化宣傳者的基層工作需要密不可分。

　　梁斌在“保定二師學潮”運動失敗後的1933年流亡到了北平，參加了北平左聯，他在《大公報》等報刊上發表了雜文、詩歌、小說等一系列作品，可以說他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帶有蘇化色彩的左翼文學精神的參加者和傳承者，其啟後性意義則表現在他一反對群眾的疏離審視、居高臨下姿态，低下身去以仰視的态度塑造出了敢于鬥争、敢于反抗的被壓迫人民的崇高形象，将追求公平、正義的民族德性與共産黨所上司的人民革命合而為一，既為中國革命找到了深厚的土壤，又為民間的抗争找到了未來的方向，是以它為其後的當代文學中的革命史書寫提供了一個新的典範，其小說形式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既是傳統的，又是現代的，他為當代文學提供了一條打通古今、繼往開來、氣勢宏大的新路徑，是以郭沫若對其才有“别開生面”之譽，這也正是他對現代文學所作的一個突出貢獻。

　　與其同時的革命曆史題材小說一般缺乏這麼一種沖破啟蒙時代設定的中西新舊間隔的連續性和自覺性，多是就事論事之作，而《紅旗譜》則在現實功利視野之外，為現代中國人尋求公正和正義的不屈追求找到了來自傳統的精神源頭。有論者認為《紅旗譜》開篇朱老鞏被馮老蘭、嚴老尚氣得吐血而亡是死得莫名其妙，說“如果這樣的事就能把朱老鞏氣死，那他的祖上應該早就被氣死了”。這說明論者并沒有能夠真正了解朱老鞏之死的深層寓意與曆史語境。（社會科學報社融媒體“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見社會科學報及官方網站）（社會科學報社融媒體“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見社會科學報及官方網站）（社會科學報社融媒體“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見社會科學報及官方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