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令狐伯光
今天繼續寫寫中國哲學吧，中國古代哲學世界領先，近現代哲學落後是公認的。
這一切，又和科學相關，古代科學早已被實踐證明最終是失敗的，因而被現代科學所替代，這是人類認識和實踐上的重大進步。違背事實表述曆史，或者不顧事實引用古人言論，用這樣的荒唐言行拒絕現代科學，這些都不值得辯駁——實踐否定的東西，再講道理純屬蛇足。
孔子的學說，在古代出于統治需要而長期被尊崇，他的理念在一定條件下也的确有重要正面作用，這些事實我不否認。但他的理論學說在很多事情上搞錯了，中國曆史的發展也是現存文明中最遲滞的一個——有文字曆史最長，但長期沒有實質性的社會進步，在早早領先的前提下被嚴重浪費自己發展時光的西方用很短的時間反超很遠。這種遲滞，就和儒家的經世緻用等理念相當有關系。
客觀地說，孔子及儒家學說讓中國人在文明内部建構方面至今始終領先世界，也對我們現在的成功有相當重要的作用，但也同樣對中國發展遲滞有至關重要的影響。精華與糟粕同在，需要我們分辨清楚，精華的繼承，也必須在現代人的再創新的認識基礎上才可行，而不能盲目照搬古人認識。
反複糾結這個問題的，都是來自那些徘徊在哲學史閱讀之外的人們。
自明代晚期西學東漸以來，中國本土士人在接受遠來自泰西的“學問”時，由于語言隔閡，隻能根據漢語譯入語的字面義來推尋原出西語的意義，這就導緻了一系列問題。其中顯而易見者即“顧名思義”——“顧”漢語之名，“思”西語之義，學界特以“反向格義”來指稱這個問題。
“哲學”，是我們洞悉這個問題的一個最好的切入點。
所謂“哲學”，西語由“philo”（希臘文φιλο）+“sophy”（希臘文σοφία）構成。運用曆史語言學方法考查，“philo”後分化為兩個詞，一為“love”，另一為“belong”。是以“philosophy”的意思是“對智慧之愛”，或者“屬于智慧（的那類智慧）”。
進而言之，“philosophy”不過是在西方一種特殊思維模式下所産生的一套話語體系（甚至不是知識體系）。
這種話語體系的産生始于古希臘人對于宇宙本源的探究（當時的探究方式隻能是玄思），即所謂cosmology；繼而集中在對希臘語自然語的一個語言現象——系詞現象的思索上。由于這個語言現象在印歐語系普遍存在（如果沒有系詞，以古希臘語為代表的一衆語言将無法表達），這種話語模式在西友善也具有普遍性。
後以metaphysics，或者ontology來命名之。
後來，基督教出現後，出于傳教的需要，宗教家們又利用了自古希臘、古羅馬以來已經塑造成型、滲透在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這種話語體系，使得“哲學”轉為“神學”，即所謂“theology”。
文藝複興推動整體意識形态由“神學”轉向古希臘和古羅馬的那種“理性之思”，把知識發展從“神”的壓制下解救出來。再往後笛卡兒試圖通過這套話語體系，為知識确定性找到/規定一個基礎。“笛卡爾式的沉思”引發了一系列話語/思維成果，大概可以epistemology（認識論）一詞予以概括。
這種話語模式的最後的輝煌，集中展現在德國唯心主義/觀念主義（idealism）上。
近代歐洲自然科學的發展得益于這種話語模式，反過來也最終摧毀了這種模式。近代有意無意對這種話語模式起到摧毀作用的思想家有很多，有學者認為以馬克思、尼采和佛洛依德最具代表性。
接下來便是現象學的誕生和其超出一個世紀的影響。現象學的誕生以1990年胡塞爾發表《邏輯研究》為标志，而其最具影響力的代表則是海德格爾。尤其海德格爾這位西方哲學的偉大且系統的閱讀者/洞察者，意欲通過對“存在”（“存在”即中國學者對于“being”這個系詞的動名詞姑且采用的一個漢語譯名，其實也可直接譯為“是”）意義的把握，來destruction——追溯西方哲學的“初心”，最終徹底終結了這種話語模式。
是以，中國到底有沒有“哲學”——這種在西方傳統上形成和發展的話語模式？
是誰将“哲學”界定為“關于世界觀的學說”，甚至認為“哲學”是“百科萬源之祖源”，而有意無意抽取了本來應該放在“關于世界觀的學說”和“百科萬源之祖源”之前的“西方”兩字？
胡适認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着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馮友蘭認為哲學“就是對于人生的有系統的反思思想”。這種通行于現代中國的将“哲學”一般化的認識模式，是否已經不自覺地落入了“西方中心主義”的陷阱？
或者，我們可以問一問，西方有沒有“儒學”？問一問，這個世界上有沒有可以去掉“中國”兩字，一般化的“儒學”？
進而，如果能夠确認西方沒有“儒學”這個事實，能否以之為據推導出西方思維、西方文化、西方傳統不如中國的結論？
中國古代哲學，從長遠看，是有利于人類和諧立世的，最終也必将發展複興，中國古代哲學的核心思想，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強調人和自然的和諧關系，人類應當尊重自然法則，與天地共生。），陰陽轉化（宇宙中最根本的法則之一。一切事物皆處于這對立統一的動态平衡之中。），仁、義、禮、智（涵蓋做人處事之根本。）等。
現在國家的強勢複興，和倡導的一些發展和治國理念，也蘊藏着對華夏古代哲學思想發揚廣大。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對古代“和而不同”（通過建設性對話與合作，尋求共同發展，以開放包容的心态與世界交流）理念的現代诠釋，展現出中華民族的自信與擔當，為人類的和平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建設力量。中國哲學是大哲學，不是西方民族狹隘的小哲學。秉持中國哲學的智慧，我們才能更好地面對紛亂的世界，保持内心的信仰與堅定。
這是西方人所難以了解的。中國哲學強調和諧與整體，洞察萬物之間深刻的聯系。而西方哲學常常追求分析與個體的解構，使得許多人在複雜的關系中迷失方向。中華民族從不是單純的辯論，我們的智慧不在于細碎的争論，而在于把握了解宇宙自然的節律，是與生命、與自然的共鳴。和破壞不一樣，成功的建設取決于很多方面和環節。
顯然，現在越來越明朗的中華民族的複興之路，不是無根據的，他深深植根于五千年的文明史與文化積澱之中，曆經歲月的洗禮，始終承載着中華兒女的共同夢想與追求。顯然也包含哲學和文華科學的貢獻，否則無法解釋。
現代人和古代人最大的不同當然是認識上不同。這種差別，還是建立在人類至今為止總體上發展不夠快的前提下——如果夠快，我們現在早已主動改變自身形态了。但認識上的不同已經足夠說明差别了，隻知道實踐上生産力的不同，這是嚴重錯誤。
中國人現在踐行馬克思主義的成功，絕不隻是因為中國傳統，中國傳統也不能自然接受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首先是在重視認識，尤其是一般性認識的前提下才得以産生的，中國人的傳統，則是最不重視一般性認識的，而且在對待實踐和認識的态度上恰恰是相反的錯誤，這是馬克思主義能在西方産生但不可能在中國産生的根本原因。
如果沒有中國人在實踐上的徹底失敗，我們是絕不會被救亡圖存逼着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也是經曆了放棄不少中國傳統的改造的，絕不是你說的自然貼合，隻不過你不承認這一切不貼合的事實，非要把我們的成功說成是相反的情形，這如同非要給高俅帶上現代足球鼻祖的帽子不可一樣。
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的不貼合，還有現代表現。馬克思所做的最主要貢獻就是在一般性認識上取得突破，而中國人至今為止做的（尤其是學者），卻大多集中在與中國特色有關的具體實踐上面，對一般性認識的突破，我們口頭上不反對，但實際上始終敬而遠之，與馬克思的風格完全不一樣。
即使是受中國傳統制約的中國學者，也不會給出你這種靠實力亂改的提法，你這根本不是隻頑固堅持傳統錯誤的問題，而是連基本常識都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