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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召開的中國共産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高品質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内部現代化和外部全球化的互相促進。然而，面對當下外部環境随時發生重大變化的現狀，如何實作高品質發展，達成下一階段現代化的目标，已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中國式現代化并非“現代烏托邦”
中國式現代化具有五個鮮明特征：一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二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三是物質文明和公德心相協調的現代化，四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五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這五個構成了一個“五位一體”的全方位、立體式的現代化定義，也是現代化程序中的最高标準。其中，除了第一個特征具有“中國特色”外，其餘四個特征可以說是普遍性價值觀，是各個國家在現代化程序中共同追求的目标。
“中國式現代化”雖源自政策層面的定義，但它絕非對現代“烏托邦”的重構。相反，這些價值正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追求的目标和價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實作。也就是說，中國式現代化這五個特征是對中國實踐和實踐所追求目标的政策表述。
然而，要實作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大目标還須付出巨大的努力。首先，從全球視角看，如果将西方及其他發達經濟體視為已實作現代化的代表，那麼這些國家的總人口大約在10億，而中國的人口則已超過14億。這一規模差異決定了實作中國式現代化的艱巨性。
其次，就中國式現代化其他四個特征的表述而言，中國并不滿足于迄今已經實作現代化國家所展現出來的特征。特别是在人口規模巨大的背景下，人們就足以體會到中國式現代化的難度，而要避免發達國家各方面并不協調的現代化，實作全面協調的現代化則更加困難。
實作中國式現代化的環境急劇變化
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從現實的環境中來實作，而今天的中國面臨複雜多變的内外環境。
從内部發展水準來看，必須堅持科技創新對高品質發展的支撐作用。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實作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大轉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但是還須實作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跨越。
雖然“現代化”是一個複合概念，涉及方方面面，包括物質層面、制度層面和社會（人）層面，但從近代以來的經驗看，現代化主要是由科技進步所引發的其他方面的變化。科技變化促進經濟、政治和社會的變化，而科技變化本身也需要内在和外在的動力。也就是說，科技和其他方面的現代化是相輔相成的。
科技進步最直接的表現便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就經濟名額而言，中國和發達國家依然有很大的距離。雖然一些社會群體和一些地區已經達到發達經濟體的水準，但因為發展的不平衡，總體來看，我們國家還處于中等收入經濟水準。
人均GDP（國内生産總值）雖然已經從20世紀80年代的不到300美元發展到今天的約13000美元（截至2023年），但與發達經濟體的50000~60000美元還有很大的差距。就中等收入群體來說，雖然中國這一群體數量已經達到了4億，絕對規模很大，但隻占總人口的30%左右，而發達經濟體的這一比例一般為60%～70%，至少是50%以上。
就外部環境來看，國家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内部的現代化和外部的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兩者互相依賴、互相強化。但是，今天這種情況不再存在。
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盛行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尤其是美國把中國界定為唯一一個有能力和意志在全球範圍内對美國構成競争的國家，這也反映在其對華政策上夥同其盟友對中國的高科技實行“卡脖子”和“系統脫鈎”。
雖然在歐盟考慮到其企業的利益而使用“去風險”的概念之後，美國也使用了“去風險”這一概念，但對美國來說，無論是“脫鈎”還是“去風險”，其最終目标都是統一的，即遏制中國的科技發展，維持其絕對霸權地位。
同時，美國也在塑造中國的周邊環境，對中國構成越來越大的地緣政治壓力。比較而言，中國失去了此前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體的外部條件。
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标該如何實作？
中國面臨的核心挑戰在于：在複雜多變的内外部條件下，如何有效推動高品質發展，下一階段實作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标。
實作高品質的經濟發展由很多要素共同促成，但是從世界經濟史的經驗來看，無論是率先完成工業化的西方國家，還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發達經濟體行列的後發國家和地區，抑或長期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技術更新和基于技術更新之上的産業更新是其從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經濟體的關鍵與核心。
尤其對于中國這樣規模龐大的經濟體而言，技術的更新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若無法在技術層面實作突破，高品質的經濟發展便無從談起。
長期以來，國際學術界對于“國家成功與失敗”的探讨屢見不鮮，其中不少研究聚焦于制度因素。然而，這些研究，尤其是西方的相關研究，往往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态色彩，傾向于用簡化的制度架構來解釋發展的複雜現象。
實際上，科技進步與制度變遷之間存在着密切的互相作用。制度要素和科技的變化的确有關聯，即制度要素既可以推進科技的發展，也可以對科技進步構成阻力。但實際上，制度屬于上層建築，經濟是基礎，而科技更是經濟的核心。近代以來，社會政治的巨大變遷都是一波又一波的工業革命啟動和造就的。也就是說，從科技變革的角度更能透視一個社會進步的動力機制。
近年來，筆者的研究團隊深入探讨了中國實作高品質發展的路徑，并緻力于将其提升為發達經濟體的戰略研究。通過對歐美、亞洲的日本及“亞洲四小龍”（南韓、新加坡、中國台灣、中國香港）等發達經濟體，以及拉美與亞洲部分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的比較分析，我們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新概念。
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它們的經驗都告訴我們：一個經濟體要想從中等收入水準提升為高收入經濟體水準，必須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或者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在于跨越中等技術陷阱。
從經驗的角度看，一個經濟體從低水準發展到中等收入水準，往往可以借助從發達經濟體擴散而來的技術來實作。然而，除了部分較小的經濟體，大型經濟體很難通過單純的技術擴散來實作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經濟體的跨越。
換言之，經濟體在發展早期可以依賴技術擴散，通過學習複制發達經濟體轉移出來的技術來加速發展。但要達到高收入經濟體的标準，一方面需要依靠培養“0~1”的原創性技術創新能力；另一方面，還需要具備現有技術領域實作可持續的技術更新的能力，即在“1~0”的技術刻度内，不斷向最高水準進步。
就中國的技術水準而言，從供應鍊、産業鍊還是從價值鍊等多個角度觀察，大體上正處于中等水準。具體情況，中國面臨以下挑戰：第一，缺失原創性技術，即缺少“0~1”的技術創造；第二，發展以應用技術為主，即使就應用技術而言，中國在“1~10”的刻度内也處于“4~7”的位置，缺少“8~10”的技術水準，這意味着在很多領域還沒有達到世界頂尖水準，衆多核心技術及關鍵零部件對外依賴度依然很高；第三，中國在某些應用技術領域趕上甚至取得了世界領先水準，但這些領域還處于零散的狀态，沒有形成系統，或者說，中國技術的整體水準還遠未達到全方位、系統性的強大。
作者：鄭永年，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上海交通大學政治經濟研究院名譽院長。